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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为人民所熟悉。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据杜宝《大业拾遗录》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到一四○○年间。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他亦能词曲。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种。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
　　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声霹雳，猛然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它的基础，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武装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他们之间面临着一场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斗争。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为了取代东汉王朝，攫取财产和权力，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第一回），负隅顽抗；一面调兵遣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搜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配合“官军”围攻起义军。原先相互争斗着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在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共同目标上，又相互勾结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当农民革命归于失败后，官僚豪强间又重新进行混战。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何进掌权，宦官杀何进，袁绍又起兵杀宦官，董卓赶走袁绍，后来又废刘辩而立献帝刘协。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强，朝野呼应，反对董卓。王允设计杀死董卓，而董卓的部属李傕、郭氾之辈又大杀王允和其他官僚。以袁绍为首的十七镇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义，先后割据一方，混战互杀。从镇压黄巾起义中起家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在多次战争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曹操自“移驾幸许都”后，使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经过十一年的长期角逐，基本上统一黄河流域，成了割据中原地带的大军阀。赤壁大战以后，决定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国分立的形势。此后，三国之间又混战了七十二年，全国才得到统一。这些大小豪强、军阀，正像鲁迅所描绘的：“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南腔北调集·沙》）他们为了争夺统治权，今天这几个集团聚集在一起，明天又破裂了；今天那几个集团势不两立地互相混战，明天又杯酒言欢了。《三国演义》有关这种情况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且对认识剥削阶级的实质也有所帮助。
　　《三国演义》在反映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尖锐斗争时，还描写了一个个政治骗局，一幅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场景。第七十八回写孙权劝曹操做皇帝，就是一个例子。孙权这独霸一方的大豪强，是早在做皇帝梦的野心家。但当他杀了关羽，吴、蜀联盟破裂，形势不利时，就遣使上书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自己愿意“率群下纳土归降”。孙权这种做法是圈套，企图让曹操和刘备之间发生战争，同时，使拥汉派进一步反对曹操，所以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种手段，正如曹操所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又如第一百六回、一百七回，司马懿夺取曹爽兵权前，以“衰老病笃，死在旦夕”及其他种种假象麻痹曹爽，使曹爽感到“吾无忧矣！”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一下致曹爽于死地。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在《三国演义》中是屡见不鲜的。其实，这些也正是剥削阶级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不仅用来对付人民群众，而且也用来对付本阶级的政敌，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三国演义》的这些描写，对于我们了解剥削阶级的狡诈手段，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这些大小豪强、军阀，两手都沾满被压迫人民的鲜血，一次次争权夺利的混战，带给人民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如写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第四回）董卓由洛阳西迁长安，临行大肆烧掠，使洛阳内外“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既行，“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第六回）董卓是这样，其他豪强、军阀也何尝不如此！“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第六回）最能说明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当时，社会生产力遭受空前破坏，人民大量被屠杀，地主和农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第十三回），而以董卓之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则过着奢侈豪华、纵欲无度的生活，“别筑郿坞”，“内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第八回），形成两个阶级鲜明的对比。这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是以残杀人民来建立他们的反动专制统治，以人民群众的血泪和尸骨来维护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的。
　　然而，作者描写这一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用来歌颂“王道”的一种陪衬。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时，却又通过其“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王道”。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地主阶级一直极力鼓吹“王道”。他们说，“王道”是封建统治的“正道”，实行“王道”的封建统治者是“宽仁爱民”的，人民对这样的统治者则“心悦诚服”。《三国演义》把刘备美化成一个“仁慈”的、备受人民“爱戴”的统治者，也正是把他作为“王道”的化身来进行歌颂的。在写刘备从新野、樊城撤退的那些章节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作者笔下，刘备对人民群众何等关心，为了人民群众，他竟然把自己的安危都置于度外了；至于人民群众对于刘备，更是竭诚“爱戴”，宁可死去，也不愿离开刘备。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刘备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不但没有丝毫的矛盾对立，而且简直到了共命运、同休戚的地步。这种描写，企图使人们去憧憬刘备这样的施行“王道”政治的封建统治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不可能会出现这种鱼水般的融洽关系；历史上，也没有存在过这种情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通过刘备鼓吹“王道”的同时，还把他写成封建王朝的“正统”代表。在汉献帝做皇帝的时候，刘备对汉献帝忠心耿耿，他看到“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悲愤得“心胆俱裂”（第三十七回），决心“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为重整汉王朝而奋斗。当汉献帝被废以后，刘备在四川做了皇帝，以继汉统，作者就把蜀汉作为三国的“正统”。而对于董卓、曹操之流，作品则一再斥责他们为违反“纲纪”、破坏“正统”的“乱臣贼子”，所谓“名虽汉相，实为汉贼”。这就是说，封建王朝的“正统”、封建制度（即所谓“纲纪”）的忠实维护者，就是“仁慈爱民”、实行“王道”的人，而人民的灾难，则是由“乱臣贼子”破坏封建“纲纪”所造成的；所以就封建统治的本质来说，是保护人民、跟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三国演义》作者批判董卓、曹操等人物，跟他的歌颂“正统”、鼓吹“王道”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也正是从这种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三国演义》对农民革命直接进行了诬蔑。小说所写的黄巾军，是汉末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深刻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作者却一再诬蔑他们是“黄巾贼”，并通过小说中所谓“正面”人物之口，公然主张把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反；若容其降，无以劝善”（第二回），反对农民革命的态度，十分坚决，十分鲜明。但在这里，却也就同时暴露了“王道”的虚伪性。正如鲁迅所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封建统治阶级吹嘘的什么“仁慈爱民”、“广布恩德”，全都不过是欺骗人民、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虚伪口号，在这些口号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极端残酷的屠杀和迫害。大肆宣扬“王道”“仁政”的《三国演义》，同时却又公然主张把起义人民斩尽杀绝，这也就有力地说明了作者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总之，《三国演义）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对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具有认识意义的材料，但也宣扬了错误的有害的封建思想。所以，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明确认识作品所歌颂的“王道”、“仁政”完全是不真实的。封建社会真正代表地主阶级和体现封建统治者意愿的，不是那一类实现所谓“王道”“仁政”的“仁君”，而是另一类残民以逞的所谓“乱臣贼子”。
　　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
　　《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
　　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
　　《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四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惇、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
　　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
　　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
　　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
　　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
　　《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
　　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
　　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五
　　善于描写战争，提供封建社会战争的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材料，是《三国演义》具有积极意义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既然成为解决矛盾的最高的斗争形式，那么战争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的得失存亡就有着决定的意义；研究和总结战争规律，以便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运用它去指导战争，取得斗争胜利，是军事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阶级社会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三国时期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年代，战争迫切要求发展军事理论，同时也为军事理论提供丰富的原料。《三国演义》写作的时代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离三国时期已一千多年，其间又经历了许多战争的实践，使总结战争规律的军事著作和描写战争的史传文学有了新的内容，作者吸取了这些方面的成果，并根据元末明初的战争的体会，特别擅长关于战争的描写。《三国演义》描写战争的成就是值得注意的，许多战略战术的运用，大体上符合军事科学的原则，而且还写了具有某些朴素的辩证法因素的事例，描写战争的艺术方法也是丰富多样的。
　　例如袁曹官渡之战，战争一开始，双方的力量对比、客观条件的优劣差别很大。袁绍起人马七十万，粮食充足，且具有地理上的有利形势；曹军只有七万，粮食将尽，地理上也不利。但由于曹军这一方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利用和扩大袁军决策错误、军心涣散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袭击袁军屯粮之处，火烧粮草辎重，一战而胜，乘胜再下，各个击破，取得击溃和全歼主力的胜利。相反，袁绍主观指导错误，完全丧失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遭受失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官渡之战强弱双方的转化，体现了在客观物质基础上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
　　《三国演义》写吴蜀彝陵之战，吴军连败十馀阵之后，陆逊下令不许迎战，即使蜀军在阵前“辱骂百端”，“解衣卸甲，赤身裸体，或睡或坐”，也坚守不出，采用战略退却的方针，促使蜀军向骄傲、焦躁、疲惫、松懈、轻敌方面转化，以至刘备“移营夹江，横占七百里，下四十馀屯，皆依溪傍涧，林木茂盛之处”（第八十四回），造成吴军战略反攻的极好条件，结果刘备全军覆没。“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退让一步，不是懦弱，目的是调动敌人，促使事物向有利于自己方面转化。战争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对立面，要研究攻守、进退、动静、劳逸、利害、得失等对立面转化的规律，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就能促成事物转化，可以胜利地指挥战争。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还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用不同的战术解决不同的战役。《三国演义》写战争，不是千篇一律地写双方对阵，在作者笔下，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都千变万化、各有特色，反映了现实战争的矛盾特殊性，和解决矛盾的战略战术的多样性。“火烧赤壁”、“水淹七军”，一是火攻，一是水攻，采取两种不同战术，都是根据天时、地形和特定的具体的战争条件决定的。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解决不同的具体问题。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就是一个例子。曹丕发大兵五十万，五路并进，攻打蜀汉，引起全国震惊。由于诸葛亮善于具体地分析实际情况，了解每一路将领的才能、特点、地形的险要，以及他们内部的矛盾关系等等，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和措施，终于化险为夷。相反，如果不去研究矛盾各方面的特点，不是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其结果总是要把事情弄坏。《三国演义》曾塑造了一个军事教条主义者马谡的形象。马谡奉命去守街亭，他不是具体分析街亭的攻守形势、敌我情况，作出切合实际情况的战斗部署。却不用脑筋地背诵古兵法上的公式：“兵法云：‘凭高视下，势如劈竹’”，“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照书本上的公式画瓢，作出违反实际情况的错误决定，结果街亭失守，破坏了全局的战略部署。
　　《三国演义》写战争运用的战略战术是丰富多样的，例如：从多种矛盾中找主要矛盾、战役的持久与速决、判断战况的假象与真象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三国演义》描写的战争是封建统治集团的战争，它不同于农民战争。战争从来就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有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规律；某些战争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不同阶级应用这些规律，却有着鲜明的阶级内容。《三国演义》在描写战争方面是有成就的，但是应该看到作者的鲜明倾向是：“将帅”决定战争的一切，“兵士”几乎是虚设的，人民更是毫无地位。这种颠倒历史的现象，是“英雄”史观的一种表现；有些情节，则反映出作者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观点。另外，《三国演义》虽然描写了某些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战争事例，但作者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规律，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觉的认识；只有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这些事例内在的唯物辩证法原则才能被人们所认识。
　　八
　　取材于历史，又不为历史事实所限制，是《三国演义》创作方法的一个特点。小说取材的来源已经指出过，它包含两方面：一类是历史书，像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一类是民间和文人关于三国故事的创作。鲁迅曾经指出创作《三国演义》处理题材的问题：“据正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中国小说史略》）。小说却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在艺术创作的长期过程中，作者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没有全部摒弃它，而是依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现实，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吸取前人创作成果，通过艺术构思进行再创造，塑造出具有一定认识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人物。正如鲁迅所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鲁迅书简》第六○五页）以曹操的形象来说，这个人物的真实性问题，一向是争论最多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是历史上曹操的翻版。曹操性格如此复杂、深刻，是在各个时代艺术加工过程中形成的，作者通过对现实的观察、研究、分析，加深对封建社会“英雄”性格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这样经过再创造的人物，已经不是历史上的曹操所能包容，在这个形象中，同时也体现了历史上其他“乱臣贼子”的某些特征。《三国演义》的这一特点，为明代其他历史演义小说所不及。《小说枝谈》记述《列国志》创作情况，指出它是把“《左传》、《国语》、《战国策》诸书……一一取而充塞其篇幅”。明代这种依据史书记载，装点成小说的形象，是十分普遍的，其成就和影响都远远不及《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展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画廊，其中有的是栩栩如生的艺术典型，它塑造人物的艺术特点是：
　　在现实矛盾的斗争中，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他们的性格。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分立的决定性事件，曹、孙、刘三个集团，为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拚死的斗争。出现在这次历史性舞台上的人物有：诸葛亮、孙权、周瑜、鲁肃、黄盖、曹操、蒋干等十几个人物。诸葛亮出使东吴，揭开了多种矛盾冲突的序幕。曹操大军压境，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在两派各自陈述“战”“降”的利弊中，孙权动摇于两者之间，既害怕曹操的强大兵力，不敢应战；又不愿向曹操称臣投降。作者通过孙权一再“沉吟不语”、“低头不语”，以及数次反覆，来写他内心矛盾。作者从东吴“主战”“主降”两派矛盾冲突中，通过孙权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活动的具体描写刻划出他患得患失的性格特征。不仅孙权如此，诸葛亮机警、雄辩、多谋略，周瑜气量狭窄，鲁肃小心拘谨，黄盖、阚泽勇敢沉着等，也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以人物各自不同的言行显现出来，达到性格和言行的和谐一致，人物性格个性化得到异常生动的表现。即便如两次短暂出场的蒋干，虽然着墨不多，却由他自己的言谈举动，活现出一个愚蠢而又自作聪明的人物。这种直接描写人物言行的白描手法，其艺术表现力，超过作者的侧面叙述。刘禅是一个处在重要地位的人物，作者并不缺少对他性格的侧面叙述，但形象不鲜明。第一百十九回，写他做了俘虏后的“乐不思蜀”，从刘禅的言语、体态、神情中，描写他的昏庸、低能，却成为一段表现人物性格非常出色的文字。
　　运用生动的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时，精心选择了细节描写，如第十七回“借头压军心”一节，写曹操攻打袁术时，军粮将尽，接济不及，命令仓官王垕“以小斛分散”，不料士兵怨声四起。“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作者通过这样的细节描写，有力地揭露了曹操的狠毒，暴露了封建统治者损人利己的恶劣品质，把细节描写和人物的性格特征结合起来。细节不是使用那些偶然的、一般的、可有可无的细节，如第二十四回，写刘备要袁绍出兵，乘虚进攻许昌，这是一次极好的出击时机，袁绍却为了小儿子生疥疮而拒绝出兵。小说描写他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灰心丧气地叹息：“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反映袁绍目光短浅、优柔寡断的懦夫性格。第一百三回，司马懿在渭北打了败仗，拒绝再出战，诸葛亮送了妇女衣服，并在信中给以极大侮辱，以为挑战。“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表现司马懿隐而不露的阴险是很深刻的。某些细节的反覆着重描写，使人物性格更加深化。“许攸问粮”写曹操一再说谎，通过曹操装模作样的细节描写，使一般的虚伪深化为奸诈，丰富和突出曹操典型形象的性格特征。
　　渲染环境气氛，以加深人物性格的刻划。“三顾草庐”一节，作者先后曲折地写了司马徽、徐庶对诸葛亮的介绍，影影绰绰地虚写他非凡的才能，用气氛来烘托人物形象。前二次刘备去隆中都没有遇见，而卧龙岗静谧秀丽的景色、踪迹不定的“逸人隐士”、吟诗唱句的歌声，以及刘备迫切求见的心情的描绘，达到情景交融，使气氛更加神秘，引起人们渴望一见诸葛亮。“三顾草庐”气氛的渲染，是作者为了美化刘备“求贤若渴”的封建政治家风度和神化诸葛亮的希世之才，为理想化的人物涂抹色彩。《三国演义》对曹操的几次败仗，写得很生动，这就是在第六十回提到的：“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这几次战役，曹操败得相当惨，作者极力描写他狼狈不堪的处境，气氛也很悲凉，但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曹操，有时会意想不到地连连大笑，这是用环境描写来反衬曹操“顽强”“狡谲”的一面。环境描写不是孤立的，只有和刻划性格交融在一起，才能丰富艺术表现力。像“温酒斩华雄”、“大战长坂桥”，都是小说渲染环境、烘托气氛极为生动的篇章。由于作者有声有色地描绘出千军万马奔腾呼啸的气氛，并在典型环境中刻划性格，使关羽、赵云、张飞等的“勇武”气概得到有力的表现。
　　在艺术结构方面，《三国演义》叙述了上百年的历史，组织了众多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事件，正如明高儒所说：“陈叙百年，该括万事”（《百川书志》）。小说前八十回，叙述汉末大小军阀之间的兼并战争；小说后四十回，写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矛盾斗争，直至晋统一全国。全文有头有尾，前后呼应。小说以魏、蜀、吴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以描写战争为主要情节，围绕这条主线，串联着数以百计的大小故事，参差错落，然而前因后果都很清晰。在用笔上，有实写、虚写、详写、略写，有时还运用插叙、倒叙，说明情节的来龙去脉；显示了《三国演义》在结构上的成就。
　　间杂文言和白话是《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它改变正史的全部文言，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文词，使具有一般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看懂；跟平话相比，选词用字较为精炼，抒情写景也较细致。作者还注意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张飞；个别地方也有生动的口语，如第五十四回，写吴国太和孙权的对话。不过，类似这种较为成功的语言是不多的。《三国演义》保留了大量书面语，有些章节照抄史书原文，因此，这种间杂文言、白话的语言，比起《红楼梦》、《水浒》等接近口语的语言来，就显得逊色了。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自它问世以后，我国历史小说的创作才逐渐兴盛。明清以来，上自写盘古的《开辟演绎》，下迄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演义》，包括各个历史时代的历史小说大量涌现；或以史事为主线，或以人物为中心，创作十分繁荣。另外，戏剧、曲艺等，也以《三国演义》的内容为题材，进行大量的创作和改编。《三国演义》以它取舍精当的选材构思，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维妙维肖的人物刻划，影响着后代文学艺术。不仅如此，即使在今天，它杰出的艺术成就，有分析有批判地加以借鉴，也应该是肯定的。
　　何磊
　　一九七三年八月
　　一九八二年八月修订
　　校注说明
　　凡此一类，我们均依据明本，参酌史籍，加以改正。由于本书是普及性读物，避繁不作校字记，此类改动，不及备列，举例以概其馀。
　　毛本虽然是清初人所作的改订本，其中依然保存着一些元明时代（来源可能更早）的用语。如“无徒”是流氓无赖的意思，“磨旗”是圆圈式地挥舞旗帜的意思，过去通行的排印本臆改为“强徒”、“麾旗”等。我社在前次整理时亦就发现所及，作了纠正。
　　再有，《三国演义》毕竟不同于一般小说作品，它是历史小说，其中主要人物事迹绝大部分都是按照史籍记载的通俗演义。这样，书中存在的好些人名、地名、官制名称上的讹误，似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一任其继续沿误下去。校订中对这一类地方，凡是比较显著而不难考核的，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改正。例如，第七回起写到“桓阶”，毛本、明本均作“桓楷”。此人《三国志·魏书》有传，其他史籍亦同作“阶”。似毋须拘执版本，保留“楷”这个误字，因即改为“阶”。至于回末联语中“求和桓阶又遭殃”句平仄遂难再调，只好任之。又如，第十六回“表赠陈珪秩中二千石”，毛本、明本均作“表赠陈珪致中二千石”，通行的排本又改“致中”为“治中”。“致”字用在此处固然费解，“治中二千石”之说既非汉制，且远于事理，亦不可通（参看该回注释）。因即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改为“秩中二千石”。
　　现在这次，我们又就改版（横排、简体字）的机会，对全书再次作了核订。除据大魁堂藏版的毛本，校改了旧排本沿袭的误植外，又顺着前次整理的途径，作了一些补苴罅漏的工作，大致有这样一些方面：
　　一、解决了过去正文中存疑的个别问题。如第八十回“极天察地”，“察”字疑“际”字之误，今据清代宝经堂刊本正作“际”，“际”字是，从改。第八十一回“损将星于斗牛”，“损”字疑“陨”字之误，今据同本正作“陨”，“陨”字是，从改。
　　二、在断句标点上，也作了改进。纠正了旧本个别断句失误。如，第三十三回引袁绍的话：“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句读是错误的，今改正为“吾南据河（黄河），北阻燕、代……”又如，第一百一回“（魏）延大败，尽弃衣甲、头盔、匹马，引败兵望木门道中而走”，今改正为“延大败，尽弃衣甲、头盔，匹马引败兵望木门道中而走”。另外有些地方，即使文义并无大别，但如何句逗更觉顺适合宜，也尽可能地推敲斟酌，有所改进，如第一百七回“……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今改为“……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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