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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庙之什诂训传第二十六
　
　　周颂谱《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正义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据天下言之为太平德洽，据王室言之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泽，即是颂声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纣，虽屡有丰年，未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摄政，修文王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毕臻，然后为太平德洽也。《书叙》“既黜殷命”之后，云“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王命唐叔，归公於东。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摄政之初，嘉禾生也。《书传》曰：“三年践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自此之后，无复征伐。《易》注云：“行诛之后致太平，自三年数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营洛，以观民心。”《康诰》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书传》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烈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书》曰‘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此之谓也。”如《书传》此言，则周公以三年太平即应作礼乐，但为优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礼乐自优游未作，颂声乃人志所为，制礼之前，颂已作矣，故《周礼·太师》“教六诗，六曰颂”。《乐师》“帅学士歌彻”，谓歌《雍》也。制礼之时，得取颂诗为乐，是制礼之前有颂也。制礼之后，民俗益和，明颂声乃作可知，故总云：“其作之时，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传群书称“成、康之间，四十馀年，刑措不用”，则成王终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礼乐新定，其咏父祖之功业，述时世之和乐，宏勋盛事已尽之矣，以后无以过此，采者不为复录。且检《周颂》事迹，皆不过成王之初，故断之以为限耳，不谓其后不得作颂也。故曰“成、康没而颂声寝”，不废康王之时乃有其颂，但今诗所无耳。雅不言“周”，颂言“周”者，以别商、鲁也。《周》盖孔子所加也。何则？孔子以前，六诗并列，故太师教六诗，是六诗皆别题也。《书叙》列《虞》、《夏》、《商》、《周书》各为一科，当代异其第。则《诗》本亦当代为别，《商颂》不与《周颂》相杂为次第也。周诗虽六义并列，要先风、雅而后颂也。见事相因渐为，《商颂》不得在《周颂》之上，閒厕之也。《商颂》自以配乐，当如乐，贵者用前，贱者用后，不可以先伐之颂，在后代之下，必是独行为一代之法。《国语》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之太师，以《那》为首。”若在周诗之中，则天下所共，不须独校於周之太师也，明不与周诗同处矣。商既不杂於周，不须有所分别，则知孔子以前未题周也。孔子论《诗》，雅、颂乃次鲁、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鲁谱》云：“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之王者后。”《商谱》云：“孔子录诗，列之以备三颂。”是《商颂》者，孔子列之於《诗》末也。既有商、鲁须题周以别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於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正义曰：此解名之为颂之意。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尧典》文也。《左传》：“季札见舞《韶箫》，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如地之无不载。’”是所据之文也。《尚书》说尧之德也，《左传》说舜之德也。帝王之德，当为优劣，此引尧、舜之事以言周者，圣人示迹不同，所遇异时，故号有帝王，为优劣之称。若乃至诚尽物，前圣后圣，其归一也。故《中庸》说孔子之德，亦云“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明圣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尔”。《书传》说越常之译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中候·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钦惟皇天，顺践祚即摄七年，鸾凤见，蓂荚生，青龙御甲，玄龟背书。”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颂声者，诗各有声，故《公羊传》曰“什一而税，颂声作”是也。此颂声由其时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则颂声系於所兴之君，不系於所歌之主，故《周颂》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为周公、成王之颂也。以其虽咏往事，显祖业，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颂述之，以美今时，不为祖父之颂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显，显其父祖之功，所以颂子孙也。故《时迈》之等，尽为武王之事，要归颂声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庙》祀文王，《执竞》祀武王，非文、武之颂。而《那》祀成汤，《烈祖》祀中宗，《玄鸟》祀高宗，即为所祀之王颂者，颂既治平而兴，文、武虽有盛德，时未太平，不可为颂。成王致太平，乃有颂，虽祀文王、武王，皆歌当时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颂》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颂也。若殷之三王，既中兴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时自有颂声，但《商书》残缺，无以言焉。今死而作颂，故系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谈，不废成王崩后，亦有追颂，或本不录，今《诗》无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孙太平，颂声之兴，系於子孙，《周颂》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孙未太平，则所颂之诗，系其父祖，《商颂》是也。若父祖子孙俱太平，作颂於子孙之时，论父祖之事者，则所系之主，由作者本意，无定准也。颂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复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颂者，《駉》颂僖公是也。止颂德政之容，无复告神之事，以位在诸侯，不敢辄作，虽非告神，又非风体，故曰“季孙行父请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颂”也。然《鲁颂》之文，尤类小雅，比於《商颂》，体制又异，明三颂之名虽同，其体各别也。此《周颂》所颂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检其作之早晚前后，亦参差不同。案《赉》序云：“大封於庙也。”笺云：“大封，武王伐纣时，封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传》：“昔武王克商而作颂：‘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其文在《时迈》与《般》叙、《武》、《赉》、《桓》也。而《桓》说武王伐纣之事，《时迈》与《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诘》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注云：“独举侯、甸、男、卫四服者，周公居摄六年，制礼，班度量，至此积三十年，再巡守，馀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国远，既事遣之。卫服前冬来，以王有疾，留之。”如郑此言，以摄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为年端，则成王即位后十年乃巡守，是为摄政至成王之初无巡守也，明《时迈》与《般》，武王时也。此四篇皆武王时事也。《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经称“小子”，是成王除丧嗣位，未改丧中之称，摄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来见祖庙”，笺云：“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代殷。后既受命，来朝而见也。”《尚书叙》微子之命在诛、管蔡之前，则微子来见，摄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雍》禘太祖，以鲁礼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岁十二月崩，则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庙，年十四禘於群庙，乃年十七摄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雍》於《周礼》彻而歌之，则事在摄政六年之前。而摄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时俱有禘，检其篇中，二者无以可明，而《雍》笺云“得天下之欢心”，似五年之事也。《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笺云“告太平者，居摄五年之末”，则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诸侯於明堂之位。”谓在洛邑也。《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则朝诸侯、郊祀皆摄政六年所为。而《清庙》“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将》“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时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颂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后世，以事相况，盖与《思文》同时也。《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笺云：“二王，夏、殷也。其后，杞也，宋也。”微子摄政二年始为殷后，独来见於祖庙。杞本先封，不当与宋俱至。今二王之后并来助祭，则在《有客》之后也。杞、宋异服，不应并朝，盖亦周公朝诸侯於明堂之时，与天下俱至，则《振鹭》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国，亦得云二王之后，如是，则其时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笺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当作之以观其和否。《有瞽》始作乐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后，合而观之即告也。即告合，各有礼於庙，以乐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备乃奏，肃雍和鸣”，亦为六年时事也。朝明堂之时，诸侯及二王之后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观厥成”。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则《大武》之乐当奏之矣。而《酌》笺云“归政成王，乃后祭於宋庙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礼乐，主为成王，故据成王而言之，不言摄政之时已奏《大武》，则《武》诗之作，其时未可明也。《载见》笺云“诸侯始见君王”，谓见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惩而。”笺云：“我其创艾於往时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检成王除武王之丧，周公未摄之时，与周公致政之后，二者皆为即政。若除丧之时，事宜与《闵予》同时，而《闵予》三篇，与群臣谋事，称“未堪家多难”，有求贤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敕诸侯卿士，以赏罚为己任，亦宜为归政之后，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传》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诸侯助祭之乐歌”是也。其《维清》叙皆得为武王之事，俱叙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时，所奏述其事而为颂，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尔”，《臣工》曰“迄用康年”，《丰年》曰“多黍多稌”，《载芟》曰“万亿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潜》曰“潜有多鱼”，言丰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论太平后事，但不知摄政三年之后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与《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尝类之，是为时祭。《执竞》“祀武王”，说武王生时之功。《丝衣》“绎宾尸”，说绎祭得礼之宜，推检无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绎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检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当时不必皆为。有事先而后作，有事后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时也。此云“颂声乃作”，则颂自民之歌谣，而《外传》引《思文》、《时迈》，皆言周文公之颂，所以周公之时，还得自颂者，以周公摄政，归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己，故得自为。风、雅比篇，既有义理，颂亦当有也。《武》，武王之事，不为颂首，不以事之先后必为次矣。《雍》作於制礼之前，而在《烈文》、《清庙》之后，又不以作之先后为次矣。《礼记》每云“升歌《清庙》”，然则祭宗庙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庙》，故为《周颂》之首。文王受命，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业，且俱为圣人，令父先於子，故颂以文王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庙》也。次以《维天之命》者，言文王德与天同，溢於后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庙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乐，故又次《维清》也。道既可法，诸侯当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为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庙，又当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也。虽告祭之歌，说武王能持强道，为神降福，故次《执竞》也。武王之持强道，致牟麦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麦，牟麦为丰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鹭》也。助祭得礼，以致年丰，当以报祭，故次《丰年》也。既获年丰，天下和乐，故合诸乐，奏而听之，故次《有瞽》也。既和乐年丰，万物得所，信及潜逃，故次《潜》也。既乐作鱼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雍》也。说诸侯助祭之事，而诸侯之来朝有礼，故剌《载见》也。既朝祭得礼，则主所爱敬，故次《有客》也。以诸侯之来见，奏乐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则武王为子道，故《武》诗不在《周颂》之初，故《礼记》每云“升歌《清庙》，下管《象》”，《象》谓《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义。《武》诗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庙谋事，群臣进戒，故次《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也。先朝庙而后谘谋，君访问而臣进戒，事之次也。臣既进谋，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谋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报，故次《载芟》、《良耜》也。社稷虽国之贵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时迈》之后，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丰民安，所以祭祀。祭则有明日之绎，以致胡考，故次《丝衣》也。天下所以年丰寿考，本以文王得用师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赉》、《般》，以为和乐之终焉。《周颂》皆太平之歌，所论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类，所次意不似风、雅。观其大归，《清庙之什》陈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礼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报合乐，朝见事劣於《清庙》。《闵予之什》伤家道之未成，创往时之祸难，又陈绎告之末祭，类禡之小礼，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颂》之次，虽其中有曲而变，要以盛者为先。《般》与《时迈》同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无明昭震叠之威，故同时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报比篇，嗣王缘事义相类，郊宗由大礼类聚，绎禡为末祭群分，观此则次有义矣，可以粗论难以精悉也。
　　《礼运》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正义曰：以颂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悦所致，故说政从神，下歌以报神，所以为颂之意，引《礼记》以证之。言藏身者，郑云：“藏谓辉光於外而形体不见，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辉，形藏於中而不可见，犹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犹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正义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为势也。以天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殽以降命也。殽之言效。郑云：“效天之气，以下教令。天有运移之期，阴阳之节也”，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谓殽地，○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礼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会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则教令本下於社，是谓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总神，为土地主也。《大司徒职》曰：“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皂物，二曰川泽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坟衍宜荚物，五曰原隰宜丛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当效之，亦顺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类，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从天向下而言，故云“殽以降命”，则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郑云“效天之气，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庙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据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庙，则所云降者，皆从社庙降於人君也，故郑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庙下於人君也。”随文势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庙之谓仁义，○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祖下者。《大传》曰：“自祢率而上之至於祖远者，轻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祢高者，重义也。”是祖庙有仁义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谓兴作。○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兽，可作器物，供国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兴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兴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谓制度。○正义曰：郑云：“谓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门、户、灶、行之神。”中霤谓室也。室及门，户、灶、行，人之动作所由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为之制度也。上栋下宇，起自黄帝；有室则有门、户矣；行是道涂所由；灶有爨烹之用。则五祀乃大之所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虽人所为，要理自当有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创为之。既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犹社祀勾龙，庙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与此同。
　　又曰：“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国，所以列地利；祖庙，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傧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义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庙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见其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谓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处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见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虽资天所生，其见在地，所以将地言之。地之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庙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庙有仁有义，其仁可以总之。五祀本为制度，而制度兴举，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为神不明，故云“傧鬼神”。言宾敬山川鬼神而祭之，与本仁本事互见，敬鬼神而本之。
　　又曰：“礼行於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於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於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於五祀，而正法则焉。”○正义曰：上既言祭群神，此言祭得所之验也，故郑云：“信得其礼，则神物与人皆应之。”百神，列宿也。百货，金玉之属。如此为圣王既法象群神，人君诚心事之，礼行於神，则百神应而受职，百货出而可尽，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则矣。知百神为列宿者，以系天言之，为天之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职，使不僣滥，寒暑节，风雨时，令万物茂，百穀成也。“百货，金玉”者，举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爱宝，山出器车，地生醴泉，银瓮丹甑金玉，百货可尽为人用焉。又祖庙得所，则民化上，知孝於祖祢，慈爱子孙，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则制度可法，是正法则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傧鬼神，则已为礼行矣，故略之。
　　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礼之藏也。○正义曰：以此五者，圣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则神得而事治，义理由此以修饰，礼法从之而出见，是义兴於此，礼藏其中，故郑云：“修犹饰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圣王之政，法象天地群神之为而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则事顺人和而德洽於神举矣。功大如此，可不美报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齐明而荐之，歌之舞之，所以显神明，昭至德也。○正义曰：案今《周颂》郊社祖庙山川之祭，自以岁时之常，非为太平而报，而郑云“功大如此，可不美报”者，人君是群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时，人民和乐讴歌吟咏而作颂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归功於群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群神，则诗人颂其功德，故谓太平之祭为报功也。《时迈》、《般》、《桓》之祭，於时虽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为报也。歌之舞之，谓祭神之后，诗人歌之，非谓当祭之时即歌舞也，故《清庙》经曰“肃雍显相”，“济济多士”，“骏奔在庙”，皆是既祭之后，述祭时之事，明非祭时即歌也。但既作之后常用之，故《书传》说《清庙》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尊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是作后每祭尝歌之也。颂之作也，主为显神，明多由祭祀而为，故颂叙称祀、告、泽及朝庙於庙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庙祀，而承谋庙之下，亦当於庙进戒、庙中求助者。然颂虽告神为主，但天下太平，歌颂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鹭》及《闵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论神明之事，是颂体不一，要是和乐之歌而已，不必皆是显神明也。今颂，《昊天有成命》、《我将》、《思文》、《噫嘻》、《载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庙》、《维天之命》、《维清》、《天作》、《执竞》、《雍》、《武》、《酌》、《赉》之等，为祖庙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鹭》、《丰年》、《潜》、《有瞽》、《载见》、《有客》、《闵予小子》、《访落》、《丝衣》之等，虽有祖庙之事，其颂德又与上异也。《时迈》与《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颂无其歌耳。颂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无之。群神之中，亦有圆丘之天神，方泽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颂皆无者，以其颂者，感今德泽，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圆丘、方泽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与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异於《思文》与《我将》，诗人不为之颂，所以今皆无也。毛氏之义，传训不具，王肃准《鸱鸮》之传而为之说，则周公摄政成王之事年，毛意或如王肃言也。《维天之命》传曰“成王能厚行之”，为成王即政之后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摄政为元年。摄政三年春朝庙，《闵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公东征三年之后，来而始封，宜摄政四年之事，以“王来自奄”，非摄政时，与郑异，不可约之为三年中也。三年除丧，明年禘於群庙，则《雍》为四年事。其馀则错互不可尽检，或与郑同。
　　《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象貌为之耳。成洛邑，居摄五年时。○庙，本又作“庿”，古今字也，苗笑反。杜预云：“肃然清净之称也。”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从水。后汉都洛阳，以火德，为水克火，故改为“各”傍“隹”。朝，直遥反。
　　[疏]“《清庙》八句”至“王焉”。○正义曰：《清庙》诗者，祀文王之乐歌也。序又申说祀之时节，周公摄王之政，营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庙，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礼，诗人歌咏其事，而作此《清庙》之诗，后乃用之於乐，以为常歌也。《周礼》四时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时之首，故以祀为通名。《楚茨》经云“烝尝”，序称“祭祀”，是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当在春馀，序之称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郑志》所云：“殷礼：春礿、夏禘”，四时皆无祀名。而《商颂》之序亦称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与《烈祖》皆云“烝尝”，而序称为祀，是祀为通名也。案《召诰》经、序营洛邑者，乃是召公所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摄行王事，君统臣功，故以周公为主。既成洛邑，在居摄五年，其朝诸侯则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即此时也。成洛邑后年始朝诸侯，而此系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后，朝事莫此之先，故系之也。此朝诸侯在明堂之上，於时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则朝者悉皆助祭。序虽文主诸侯，其实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见，助祭非常，故略而不言之耳。诸侯之朝，当依服数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礼乐初成，将颁度量，故特使俱至，异於常朝也。《顾命》诸侯见王之礼，召公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则率诸侯者皆二伯为之。此言率者，谓周公使二伯率之，以从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庙，虽四时常祀，而礼特异於常。诸侯皆在，祭事最盛，诗人述此祭而为此诗，故序备言其事。此经所陈，皆是祀文王之事。其言成洛邑，朝诸侯，自明祀之时节，於经无所当也。○笺“清庙”至“年时”。○正义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称为清庙之意。以其所祭，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故谓之清庙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明之德者，天德清明，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谓其庙为清庙。《乐记》曰：“是故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谓圣人之德亦清明也。”《易》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贾逵《左传注》云：“肃然清静，谓之清庙。”郑不然者，以《书传》说《清庙》之义云：“於穆清庙，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尊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说《清庙》而言功德，则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静之义也。庙者，人所不居，虽非文王，孰不清静，何独文王之庙显清静之名？以此故不从贾氏之说也。言祭之而歌此诗者，谓周公之时，诗人述之，而作此《清庙》之诗。《墓门》云：“歌以讯之。”笺云“歌谓作此诗”是也。既作之后，其祭皆升堂歌之，以为常曲，故《礼记》每云“升歌《清庙》”，是其事也。立宫室象貌而为之者，言死者之宗庙，象生时之宫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论宗庙及路寝，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庙，犹生之路寝，故云象貌为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於卿士得立庙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宫矣。案《郑志》说《顾命》，成王崩於镐，因先王之宫，故有左右房，为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寝未如明堂。《乐记》注云：“文王之庙为明堂制。”则文王之庙，不类生宫，而云“象貌为之”者，文王以纣尚在，武王初定天下，其宫室制度未暇为天子制耳。若为天子之制，其寝必与庙同，亦是象王生宫也。若然，《祭法》注云：“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经》注云：“宗，尊也。庙，貌也。亲虽亡没，事之若生，为立宫室，四时祭之，若见鬼神之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庙类生人之室，祭则想见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庙者为室不为形，必不得象先祖之面貌矣。知成洛邑，摄五年时者，《书序》云：“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如是，则作洛邑与成周，同年营之矣。《书传》说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则朝诸侯在六年，明此朝诸侯与《明堂位》所朝为一事也。
　
　　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於，叹辞也。穆，美。肃，敬。雍，和。相，助也。笺云：显，光也，见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礼仪敬且和，又诸侯有光明著见之德者来助祭。○於音乌，注同，后发句皆放此，以意求之。相，息亮反，注同。见，贤遍反，下“著见”同。
　　[疏]“於穆清庙”。○毛以为，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祭之礼仪，既内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诸侯有明著之德来助祭也。其祭之时，又有济济然美容仪之众士亦来助祭。於此众士等，皆能执持文王之德，无所失坠。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众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与之相合也。此明著诸侯与威仪众士长奔走而来，在文王之庙，后世常然，供承不绝，则文王之德，岂不显於天，岂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为人所乐，无见厌倦於人。斯由人乐之不厌，故皆奔走承之。○郑唯以骏奔走三句为异。言诸侯之与多士大奔走而来，在文王之庙，岂不光明文王之德与？言其光明之。岂不承顺文王之意与？言其承顺之。馀同。○传“於叹”至“相助”。○正义曰：於乎、於戏，皆古之呜呼之字，故为叹辞。“穆，美”，《释诂》文。《书传》云：“穆者敬之。”言穆为敬之美也。《乐记》引《诗》云：“肃雍和鸣。”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与和，何事而不行，是肃为敬，雍为和也。《释诂》云：“相、助，勴也。”俱训为勴，是相得为助。○笺“显光”至“助祭”。○正义曰：“显，光”，《释诂》文。定本、《集注》皆云“显，光也，见也”，於义为是。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庙，故云“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礼仪敬且和者，谓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肃雍”承“清庙”之下，宜为祭祀之事，而“显相”之文又在其下，明是相者肃雍，故属於周公，唯显相为诸侯耳。知显相是诸侯者，序言“朝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经当有诸侯之事。而下文别言多士，多士非诸侯，则显相是诸侯可知。於诸侯言相，明多士亦为相矣。此笺以肃雍属周公，而《书传》云“肃雍显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来助祭”，以敬和为诸侯者，义得两通也。
　
　　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执文德之人也。笺云：对，配。越，於也。济济之众士，皆执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犹配顺其素如存生存。
　　[疏]传“执文德之人”。○正义曰：经云“秉文之德”，谓多士执文王之德，故传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执文德之人也。亦与郑同。○笺“对配”至“生存”。○正义曰：《释诂》云：“妃、合、会，对也。”是对为配之义。“越，於”，《释诂》文。济济之众士，谓朝廷之臣也。执行文王之德，谓被文王之化，执而行之，不使失坠也。言在天，则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知在天谓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谓顺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时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犹行之，是与之相配也。序言“朝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为常，非所当率，故不须言也。以朝廷之臣亲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则外臣疏远，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
　
　　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於人斯。骏，长也。显於天矣，见承於人矣，不见厌於人矣。笺云：骏，大也。诸侯与众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来，在庙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与？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顺文王志意与？言其承顺之也。此文王之德，人无厌之。○骏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厌也。见厌，於艳反。下同。与音馀。下同。
　　[疏]传“骏长”至“於人矣”。○正义曰：“骏，长”，《释诂》文。言长者，此奔走在庙，非唯一时之事，乃百世长然，故言长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显文王，是显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见承於人也。不见厌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为人厌，所以诸侯、多士奔走助之，结上助祭之意也。“见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与“不见厌”相涉为误。定本、《集注》并无“不”字。○笺“骏大”至“厌之”。○正义曰：“骏，大”，《释诂》文也。以诗人所歌，据其见事，非是逆探后世，不宜以骏为长。此承诸侯、多士之下，总言奔走，则文兼上事，故云“诸侯与众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来，在庙中助祭”。以其俱来，故训骏为大。大者，多而疾来之意。《礼记·大传》亦云“骏奔走”，注“骏，疾也。疾奔走，言劝事也”。其意与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见文王其身虽死，其道犹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为义。此言奔走在庙，主述祭时之事，无取於在天，故以为光明文王之德，承顺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虽亦得为显之於天，但於文势直言人所昭见，不当远指上天，故易传也。此文王之德，人无厌之，即是不见厌於人，与传同也。
　
　　《清庙》一章，八句。
　
　　《维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告大平者，居摄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礼作乐。○维，《韩诗》云：“维，念也。”大音泰。后“大平”皆放此。
　　[疏]“《维天之命》八句”。○正义曰：《维天之命》诗者，大平告文王之乐歌也。以文王受命，造立周邦，未及大平而崩，不得制礼作乐。今周公摄政，继父之业，致得大平，将欲作乐制礼。其所制作，皆是文王之意，故以大平之时，告於文王，谓设祭以告文王之庙。言今己大平，己将制作，诗人述其事而为此歌焉。经陈文王德有馀衍，周公收以制礼，顺文王之意，使后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笺“告大平”至“作乐”。○正义曰：《乐记》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经所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将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礼作乐，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终也。圣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大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谓之终耳。文王未终此事，而身已崩，是其心有遗恨。今既天下大平，成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复怀怅故也。文王之不作礼乐者，非谓智谋不能制作，正以时未大平，故不为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己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为制作成就之时，其始草创，当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己就，故度量可颁，其礼亦应颁之，未即施用。《洛诰》说七年时事，周公犹戒成王，使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则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礼》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当时亦应并告，但以文王是创基之主，纣尚未灭，遗恨为深，周公之作《周礼》，称为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辞不及武王。序亦顺经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笺云：命犹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动而不止，行而不已。
　　[疏]“维天之命”。○毛以为，言维此天所为之教命，於乎美哉！动行而不已，言天道转运无极止时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当於天心，又叹文王，於乎！岂不显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文王美德之大，实光显也。文王德既显大，而亦行之不已，与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孙，言欲使子孙谨慎行其道。文王意既如此，我周公其当敛聚之，以制典法，大顺我文王之本意。作之若成，当使曾孙成王厚行之，以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郑以纯为纯美，溢为盈，曾孙通谓后世之王，唯此为异。其大意则同。○传“孟仲”至“之礼”。○正义曰：文当如此。《孟子》云：齐王以孟子辞病，使人问。医来，孟仲子对。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从昆弟学於孟子者也。”《谱》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於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言此诗之意，称天命以述制礼之事者，叹“大哉，天命之无极”，而嘉美周世之礼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叹大天命之极。文王能顺天而行，《周礼》顺文王之意，是周之礼法效天为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礼也。定本作“美周之礼”。或作“周公之礼”者，误也。《谱》云“子思论《诗》，‘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传虽引仲子之言，而文无不似之义，盖取其所说，而不从其读，故王肃述毛，亦为“不已”，与郑同也。○笺“命犹”至“不已”。○正义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云命犹道也。《中庸》引此诗，乃云：“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是不已为天之事，故云动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系辞》云：“日往则月来，暑往则寒来。”《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纯，大。假，嘉。溢，慎。收，聚也。笺云：纯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与，文王之施德教之无倦已，美其与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饶衍与我，我其聚敛之，以制法度，以大顺我文王之意，谓为《周礼》六官之职也。《书》曰：“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谥。”慎，市震反，本或作“顺”。案《尔雅》云：“毖、神、溢、慎也。”不作“顺”字。王肃及崔、申、毛并作顺解也。明与音馀。单音丹。
　
　　曾孙笃之。成王能厚行之也。笺云：曾，犹重也。自孙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称曾孙。是言曾孙，欲使后王皆厚行之，非维今也。○“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龙反。
　　[疏]传“纯大”至“收聚”。○正义曰：“纯，大；假，嘉；溢，慎”，皆《释诂》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诗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敛聚之义，故为聚也。○笺“纯亦”至“祖德”。○正义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指说此文，故笺依用之。笺意言纯亦不已，则不训为大，当谓德之纯美无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经》云：“满而不溢。”是溢为盈溢之言也。易传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为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与天同功，是其道有饶衍，至於满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饶衍与我，我其聚敛之，以制法度”，谓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实周公自是圣人作法，出於已意，但以归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时未可为，是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顺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晓人，故言谓为《周礼》六官之职，即今之《周礼》是也。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仪礼》威仪行事，礼之末节，乐又崩亡，无可指据，指以《周礼》，统之於心，是礼之根本，故举以言焉。引《书》曰者，《洛诰》文也。《书》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成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尽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证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尽明堂之德。明堂者，祀王帝太皞之属，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礼六典，就其法度而损益用之。”如彼注，直以文祖为明堂。不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称文王。”是文王德称文祖也。彼注更自观经为说，与此引意不同，义得两通故也。○传“成王能厚行之”。○正义曰：传以周公制礼，成王行之，乃是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经、序准之，以曾孙为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专而隆厚，即《假乐》所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是也。○笺“曾犹”至“维今”。○正义曰：笺以告之时礼犹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当通后王，故知曾孙之王非独成王也。曾犹重也。孙之子为曾孙也。孙是其正称，自曾孙已下，皆得称孙。哀二年《左传》云：“曾孙蒯聩，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虽历多世，亦称曾孙也。《小雅》曾孙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维天之命》一章，八句。
　
　　《维清》，奏《象舞》也。《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刺，七亦反。
　　[疏]“《维清》五句。”○正义曰：《维清》诗者，奏《象舞》之歌乐也。谓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时，用而奏之於庙。诗人以今大平由彼五伐，睹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为此歌焉。《时迈》、《般》、《桓》之等，皆武王时事，成王之世乃颂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为成王之时奏之，成王之时颂之，理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乐，其法遂传於后，春秋之世，季札观乐，见舞《象》，是后於成王之世犹尚奏之，可知颂必大平乃为，明是睹之而作。又此诗所述，述其作乐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作者见而歌之也。经言文王之法，可用以成功，是制《象舞》之意。○笺“象舞”至“制焉”。○正义曰：此诗经言文王，序称《象舞》，则此乐象文王之事，以《象舞》为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注云：“一击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时，有刺有伐。此乐象於用兵之时刺伐之事而为之舞，故谓之《象武》也。知者，以其言象，则是有所法象。《乐记》说《大武》之乐，象武王之伐，明此《象舞》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以为人子者贵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无容不述。《中庸》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公之时，已象伐纣之功，作《大武》之乐，不言复象文王之伐，制为别乐，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武王未及太平而作此乐。一代大典，须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为易代大法，故虽未制礼，亦得为之。周公大作，故别为武乐耳。《春官·大司乐》六代之乐，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乐，盖大合诸乐，乃为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礼》无之。襄二十九年，曾为季札舞之，则其有用明矣。案彼传云：“见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乐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乐削去无道。”杜预曰：“箾舞者，所执南籥以籥也。”其言箾为所执，未审何器。以箾为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箾与南籥必是此乐所有也。传直云“舞象”，“象”下更无“舞”字，则此乐名“象”而已。以其象事为舞，故此文称“象舞”也。《象舞》之乐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乐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复言奏象，故指其乐名，言“奏，《大武》”耳。其实《大武》之乐亦为象也，故《礼记·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统》皆云“升歌《清庙》，下管《象》”。《象》与《清庙》相对，即俱是诗篇，故《明堂位》注“《象》谓《周颂·武》也”。谓《武》诗为《象》，明《大武》之乐亦为象矣。但《记》文於“管”之下别云“舞《大武》”，谓《武》诗则箫管以吹之，《武》乐则于戚以舞之，所以并设其文，故郑并《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纣之乐也，以管播其声，又为之舞。”於《祭统》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乐也。”皆《武》诗、《武》乐并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庙》，下管《象》”，若是此篇，则与《清庙》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庙》则升歌，《象》则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异。《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后，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而上下之义行焉。”言君臣上下之义，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谓《武》诗，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典，法也。笺云：缉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无败乱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缉，七入反。熙，许其反。
　　[疏]“维清缉熙”。○正义曰：诗人既睹太平，见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归功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维皆清静光明无败乱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其伐早晚为之，乃本受命始为禋祀昊天之时，以行此法，而伐纣之枝党。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遵，故至今武王用之，伐纣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征伐之法，维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诗人见其奏而歌之焉。此“维清缉熙”是当时之事，作者先言时事，然后上本文王，又据文王说之而下，故其言不次。○传“典，法”。○正义曰：《释诂》云：“典、法，常也。”俱训为常，是典得为法。○笺“缉熙”至“五伐”。○正义曰：《释诂》缉熙皆为光也，但光亦明也，故连言之。无败乱之政而清明者，虽伐纣之后，亦得为此。言要大为清明，必是太平之世。此当是周公、成王之时，见其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即《尚书传》所云“二年伐于刂，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肇禋，肇，始。禋，祀也。笺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礼》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音召。禋音因，徐又音“烟”。
　　[疏]传“肇，始。禋，祀”。○正义曰：“肇，始”，《释诂》文。又云：“禋、祀，祭也。”是禋祭为祀。○笺“文王”至“上帝”。○正义曰：禋者，祭天之名，故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中候·我应》云：“枝伐弱势。”注云：“先伐纣之枝党，以弱其势，若崇侯之属。”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后，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说伐崇之事云：“是类是禡。”类即祭天也。伐崇之后乃称王，应伐崇之时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为强，言祭天而伐，据崇为说也。《我应》云：“玄汤伐乱崇{薜女}首。王曰：‘於戏！斯在伐崇谢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谢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主为崇也。引《周礼》者，《大宗伯》文，引之以证禋为祭天也。文王之时，禘郊未备，所祭不过感生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又云：“祀五帝亦如之。”虽祭感生帝，亦用禋也。
　
　　迄用有成，维周之祯。迄，至。祯，祥也。笺云：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谓伐纣克胜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迄，许乞反。祺音其，《尔雅》云同。徐云：“本又作祯，音贞。”与，崔本同。
　　[疏]传“迄至祯祥”。○正义曰：“迄，至”，《释诂》文。“祺，祥”，《释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厶氏曰：“《诗》云：‘维周之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祯”。○笺“文王”至“吉祥”。○正义曰：此诗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时。以文王为古，故谓武王为今，自是辞相对耳，非言作诗之时为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见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为伐纣征兆，故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
　
　　《维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朝，直遥反。
　　[疏]“《烈文》十三句”。○正义曰：《烈文》诗者，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乐歌也。谓周公居摄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岁首，即此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礼祭於祖考，有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诗人述其戒辞，而为此歌焉。经之所陈，皆戒辞也。武王崩之明年，与周公归政明年，俱得为成王即政，但此篇敕戒诸侯，用赏罚以为己任，非复丧中之辞，故知是致政之后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庙。”此不言遗者，彼敕之使在国有事，来咨於王，又令及时教民农业，是将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则戒以为君之法，其辞不为将遣，故不言遣。笺意於经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诸侯为重，故举诸侯以总之。○笺“新王”至“嗣位”。○正义曰：解即政所以有祭，得为诸侯所助之意。以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於祖考庙，告己今继嗣其位。有此祭，故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礼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时祭之礼。而《周礼》四时之閒祀有追享、朝享者。追享者，追祭迁庙之主，以事有所祷请，非即政所当用。朝享者，朝庙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为之，即《春秋》文六年，“闰月不告朔”，犹朝於庙。《祭法》天子亲庙与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当行朝享之礼，故知成王即政，用此礼以祭，而有诸侯助之也。新王即政，以岁首朔日，则是周正月矣。《臣工》笺：“周之季春，於夏为孟春。”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即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岁初也。郑於《顾命》之注以居摄六年为年端，则此年未必六服尽来，盖近者至也。案《洛诰》说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注云：“岁，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庙，使史逸读所册祝之书告神，以周公其宜为后，谓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与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礼，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庙，告己嗣位；彼祭文、武，谓告封周公。此二礼必不得同也。何则？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设祭。当是先以朝享之礼，遍祭群庙，以告己嗣位。於祭之末，即敕戒诸侯事讫，乃更以礼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庙，以告封周公也。必知彼与此非一祭者，此即政用朝享之礼，当各就其庙；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庙者，以彼经云“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即云“王命作册”，是并告二神，一处为祭，卑当就尊，故知在文王庙也。此祭祖者，则遍告群庙。而笺唯言祖考者，祖考总辞，可以兼诸庙也。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烈，光也。文王锡之。笺云：惠，爱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诸侯者，天锡之以此祉福也，又长爱之无有期竟，子孙得传世，安而居之。谓文王、武王以纯德受命定天位。○辟音壁。注下皆同。祉音耻。疆，居良反，竟也。传，直专反。
　　[疏]“烈文辟公”。○毛以为，成王於祭之末，呼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赐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国，此等作周藩屏，得为诸侯之福，乃是文王赐之。文王既赐以此福，又爱我此等诸侯无有竟已之时，令其子孙得常安之。言文王终常爱之，使得传世不绝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说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纣之后，以旧国皆应削灭，而我武王观汝旧为君者，诚无大累於汝国，维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爱诸侯，不复贬退也。我文王、武王爱汝先人如此，汝当念此先人之大功，继续父祖馀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继其先祖也。又为之陈武王之德，无疆乎维是得贤人，若得其贤，则国家强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训导之。不显乎维是有德，若能有德，此贤人则身必显矣。百辟有无所法者，其可师此显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显德，任贤人，能以训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则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郑以为，助祭者有卿士与诸侯，公辞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与群公诸侯等，上天赐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爱我文王、武王，其爱之多无有疆畔，使其子孙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赏罚之柄。汝诸侯等，若无大罪恶累及於汝国，维我王家，其必宠而益厚之。谓增其爵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不废，我则使汝继世在位，得其次序。有殊勋异绩，其出於外而君之。汝等当勤力为善也。又教之为善之法，汝辟公等，无疆乎维是得贤人，若得贤人，则国家强矣。四方邻国知汝任贤，其皆顺从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维是勤其德，若能勤德，则身明显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则之。此任贤、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称诵之不忘。汝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传“烈光”至“锡之”。○正义曰：“烈，光”，《释诂》文。以辟公之下，即言赐福，是赐之以福，使得为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创业之主，文王造此周国，此等得在周统内列为诸侯，乃是文王之所锡，故言文王锡之。其实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赐之矣。传以“锡兹祉福”为文王赐诸侯，则“惠我无疆”亦是文王爱诸侯。“子孙保之”，谓诸侯得继世也。其文皆无卿士，则辟公谓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笺“惠爱”至“天位”。○正义曰：“惠，爱”，《释诂》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总称，下有“尔邦”、“百辟”与此相承，则辟当下百辟，公当下尔邦，故分辟、公为二，即辟公谓卿士及天下诸侯也。此既分辟公为二，故下两经亦分为二，皆上戒诸侯，下戒百辟，与此势相成也。又以下云“尔邦”谓诸侯为“尔”，则此经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诸侯也，故易传以为天赐祉福，谓赐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爱之无有期竟，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长远无期竟也。先解经文，后指其事，故云“谓文王、武王以纯德受命定天位也”。纯德者，纯美之德，即上篇所云“之德之纯”是也。以文、武俱受天命，故连言之。
　
　　无封靡于尔邦，维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笺云：崇，厚也。皇，君也。无大累於女国，谓诸侯治国无罪恶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废，谓卿大夫能守其职，得继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谓有大功，王则出而封之。○累，劣伪反。下同。
　　[疏]传“封大”至“皇美”。○正义曰：定四年《左传》云：“吴为封豕长蛇。”封与长为类，则封豕为大豕，故封为大也。靡谓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为累也。《释诂》云：“崇，高也。”高是立之义，故以崇为立也。“戎，大。皇，美”，皆《释诂》文。传於此篇不言卿士，则此经所陈皆戒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赐之，此又言维王立之，封立诸侯，始立於武王，则维王立之谓武王也。既陈文、武之爱诸侯，乃云“念此戎功”，则是戒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诸侯各为一国之君，不得有次序之义。《释诂》云：“叙，绪也。”则继父祖之胤绪也。故王肃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诸侯无大累於其国者，就立之。”序，继也，思继续先人之大功而美之。○笺“崇厚”至“封之”。○正义曰：以崇训高也，高是厚义，故为厚也。“皇，后”，《释诂》文。无大累於汝国，为王者劝诱之辞耳，其实小累亦不可也。若无罪累，则是有功。王者之於诸侯，有功则赏之，故知厚之谓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废，谓人臣守职，当念立所职之功，奉行不倦也。言大功者，为之总目，於大功之中，又为等级。功小者，犹得继世在位，得其次序，谓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夫，守其禄位，不失旧业也。功尤大者，则其君之，谓出封为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则出而封之。
　
　　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竞，彊。训，道也。前王，武王也。笺云：无疆乎维得贤人也，得贤人则国家彊矣，故天下诸侯顺其所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称颂之不忘。○道音导。
　　[疏]传“竞彊”至“武王”。○正义曰：“竞，彊”，《释言》文也。教训者，所以导诱人，故训为道也。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传以此篇皆戒诸侯之辞，此经所言，陈武王之事，使诸侯慕之也。○笺“无彊”至“不忘”。○正义曰：得贤国强，则四邻畏威慕德，故天下诸侯顺其所为。言诸侯得贤人，则其馀诸侯顺之。“不显维德”与上“无竞维人”相当。笺云“不明乎维勤其德”，勤其德则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故笺从省文，通以为句耳，其意亦与上同也。人虽同在寮位，有德则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馀卿大夫则法其所为也。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谓行此求贤、勤德之事，故人称诵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俗本唯有“武王”，误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先王，谓大王已下。先公，诸盩至不窋。○大音泰。“大王”、“大祖”皆同。盩，直留反，又音侜。窋，陟律反。
　　[疏]“《天作》七句”。○正义曰：《天作》诗者，祀先王先公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之时，祭祀先王先公，诗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谓四时之祭，祠、礿、尝、烝。但祀是总名，未知在何时也。时祭所及，唯亲庙与大祖，於成王之世为时祭，当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既总称先王，故亦谓后稷为先公，令使其文相类。经之所陈，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诗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举王迹所起，其辞不及於后稷。序以祭时实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经无地而序言地；《般》，经无海而序言海，亦此类也。○笺“先王”至“不窋”。○正义曰：周公之追王，自大王以下，此序并云王、公，故辨之也。诸盩至不窋，於时并为毁庙，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时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笺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广解先公之义，不谓时祭皆及也。时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谓后稷，嫌此等不为先公。欲明此皆为先公，非独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缘郑此言，谓此篇本为祫祭。案《玄鸟》笺云：“祀当为祫。”若郑以为祫，亦当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彼举时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时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尽及先公，而笺广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广解先公也？且此诗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则辞要理当，何须烦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时祭。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作，生。荒，大也。天生万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笺云：高山，谓岐山也。《书》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兴云雨，以利万物。大王自豳迁焉，则能尊大之，广其德泽。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岐，其宜反。道音导。汧，口田反，又口见反。豳，彼贫反。
　　[疏]“天作高山”。毛以为，天之生此万物，在於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兴云雨，长大此天所生者，即阴阳和，是其能长大之。下四句又说文王之德被万民。居岐邦，筑作宫室者，文王则能安之。彼万民又后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孙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后往者亦能安之。后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前往者亦然，为互文也。○郑上二句别具在笺。馀同。○传“作生”至“所作”。○正义曰：作者，造立之言，故为生也。荒者，宽广之义，故为大也。○笺“高山”至“其初”。○正义曰：以文王未徙丰之前，兴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谓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天生万物，故易毛也。引《书》曰“导岍及岐，至于荆山”，《禹贡》文。彼言禹所开导，从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举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证岐山为高山也。《祭法》称山林川谷能出风雨。僖三十一年《公羊传》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兴云雨而利万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广其德泽者，谓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济济”，是广山之德泽也。山之德泽既广，则山之为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韦昭云：“大王秋祀之而尊大焉。”指谓祭之为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广山德泽，明其爱民甚矣，故民皆从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是由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稷起》之注亦与此同，当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礼》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左传》曰：“邑有先君之宗庙曰都，无曰邑。”各自相对为文耳。此都、邑不与彼同也，邑是居处之名，都是众聚之称，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书传》说大王迁岐，周民束脩奔而从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户之邑，谓初迁时也。此云一年，当谓年终之时，其邑当不啻三千，但不知其定数耳。○郑注《禹贡》，以为尧之时，土广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广万里。王肃难郑云：“禹之时，土广三倍於尧，计万里为方五千里者四。而肃谓三倍，则除本而三。此云五倍，盖亦除本而五，并本为六也。”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夷，易也。笺云：彼，彼万民也。徂，往。行，道也。彼万民居岐邦者，皆筑作宫室，以为常居，文王则能安之。后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以此订大王、文王之道，卓尔与天地合其德。○行如字，王、徐并下孟反。夷易，羊豉反，下徐“《易》曰”皆同。佼，古卯反。乾，其连反。巛，苦魂反，字亦作“坤”。订，待顶反，沈又直丁反，《说文》云：“评议也。”《谱》云：“参订时验，谓平比之也。”《字诂》云：“订，平也。”
　
　　子孙保之！
　　[疏]传“夷，易”。○正义曰：《释诂》文。○笺“彼彼”至“其德”。○正义曰：彼徂为民往，则彼作为民作，徂、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万民也”。“徂，往”，《释诂》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为道也。徂谓新往者，则作为前至者。此“作矣”，即《绵》诗所谓“曰止曰时，筑室於兹”，故云皆筑作宫室，以为常居。言常者，见其心乐此居，不复移转也。后之往者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谓此君其性佼健和易，爱民之情深，故归之也。引“《易》曰”尽“贤人之业”，皆《系辞》文也。言乾以佼易故为知，坤以凝简故为能。人能佼易，则其情易知；凝简，则其行易从。情易知则人亲之，故易知则有亲。行易从则功可就，故易从则有功。人以物不我亲，不能以久，故有亲则可久。由举事无功，不能以大，故有功则可大。为物所亲，事可长久，是为德有所成，故可久则贤人之德。举事有功，道可广大，是为业有所就，故可大则贤人之业。生人能事德业而已，易简为之，无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简而已。岐邦之君，亦有易简之行，是与天地同功。订者，比并之言。卓然，高远之称。以此乾坤之义，比并大王、文王之道，则此二王之德卓尔高远，与天地合其德矣。若然，易简之义，穷天下之精，则圣人乃能。而云“贤人之德”，“贤人之业”者，王弼云：“不曰圣人者，圣人体无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简之主，皆以贤人名之。”然则以贤是圣之次，故寄贤以为名。穷易简之理，尽乾坤之奥，必圣人乃能耳。文王可以当之，大王则未能。而并云“与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亚圣大贤，可以比於文王，褒美其事，故连言之。其实大王未能尽此妙也。《谱》云“参订时验”，是订为比并之言也。《论语》云：“如有所立卓尔。”是卓尔为高远之称。
　
　　《天作》一章，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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