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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义只是远远地相互看着，笑一笑而已。我没有走上去和她告别，那个年龄我非常羞涩，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不好意思的，包括辞别。我不知道那些话该怎么说，我也担心小义会哭。如果她一哭，我就会更加不好意思，也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后来跟小义又见过一面，是几年之后的一次学生运动会上。小义代表她所在的那所学校到地区来参加比赛，那时我和她都已经是中学生了，有十二三岁。我们在体育场门口碰到，她还是短短的头发，穿着运动衣和短裤，一身运动员打扮。四五年没见，小义的个子没怎么长高，所以比我矮了不少，只到我肩膀上面，和我说话要仰着脸看我。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有许多已经像大姑娘一样粉面桃腮，可是小义看上去还像个没有发育的小孩，干干瘦瘦的，皮肤黑黑的，说话嗓子又粗又哑，衣服脏兮兮的，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在我看来她没有小时候漂亮，没有小时候那股冲冲的机灵劲了，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左右逢源。
　　那一次运动会她好像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显然已经不再是大家的兴奋点了。现在想来以她当时的身高条件还想在运动会上占据霸主地位的确是不容易了，也不知她背后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最终那些努力也都付诸了流水。小义好像就此黯淡下去，以后大的运动会上她再也没有成为璀璨明星的那一刻了。
　　我们邻居也有人见到了她，说她土头土脑，就像一个乡下妹子。他们议论她父母在下面的中学混得并不如意，兄妹三个学习成绩也都不好，总之没有什么好消息。我觉得小义挺可怜的。其实她走了以后我还是时常会想到她，也盼望能再见到她，真见到了，却又无话可说。她告诉了我她住的旅馆，让我去找她玩，我答应了，但并没有去找她。大概我隐约感觉到其实我与她很生了，也没有话说，那种见面会很尴尬。我们在人头攒动的体育场门口分了手，我心里模模糊糊有几分说不出来的感伤。
　　我和那位班主任老师在多年以后也见过一面。有一次我和妈妈上街，看见她正在马路边上不紧不慢地走着。隔着马路我们跟她打招呼，她马上就满脸笑容穿过大街走了过来。那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上的又是名牌大学，所以我妈底气十足。我们站在街边和她说话，无外乎叙些阔别，问问近况如何。彼此都是客气的，语气里也充满了好意。老师明显地老了，也胖了，胸前和后背的线条模糊不清，衣服都包在身上，举手投足不如从前敏捷，眼镜片后面的目光也是涣散和柔和的，脸上一团和气。
　　她和我们谈得十分投契，说的都是些非常亲近非常体己的家常话。我妈照例要感谢她多年前对我的教育之恩，她听了居然非常欢喜的样子，口中客气着，又反过来把我夸奖了一番。看来老师是完全不记得当年的那一节了。想想也是啊，在我之后她带过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她尚能记得我是谁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可她不知道当年她滔滔的一席话就像刀子一样割在我心上，让我觉得眼前的世界一片黑暗。当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坐在那个教室里，我甚至希望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我没有老师那样健忘，我站在她对面，看着她嘴唇张合说着奉承好听的话，就像注射了麻药一样心里越来越麻木。不过我倒也并不恨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她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她之所以那样做，是由她的认识水准决定的，也是那个时代一个革命群众基本的革命立场。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没想到仅仅几年一过她就变得如此臃肿和懈怠，和大街上挎着菜篮子迈着鸭步的庸俗妇女别无二致，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书卷气，更谈不上师道尊严。而她在批评我的时候，声色俱厉之下是有一股子锐气和威风的。那时的老师年轻气盛，正处盛期。可惜转眼就消逝了，就像过季的草木一样叶落枝败。她真太让我失望了。
　　外婆陪我住了一个多月就回去了，家里就是妈妈和我们姐弟二人。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妈妈一起生活，帮她做她让我做的一切事情，扫地、洗碗、择菜、拿牛奶、买东西，并且从心里面感到乐意，每一样都做得尽心尽力。血缘的可怕力量发生着强有力的作用，我心甘情愿地就回归了，甚至很少想到之前一起生活了八九年的我的外婆和外公。我的弟弟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讨人喜爱的孩子，他长着苹果一样的脸蛋，安静听话，从来不像别的男孩那样在外头打架闯祸。除了星期六，每天晚饭之后妈妈都要到学校去参加政治学习，我和弟弟就早早地睡下，好让她锁上门放心地走。我们睡在妈妈的大床上，头靠着头，我给弟弟讲故事，然后我们一起进入梦乡。我妈深夜归来看到的是一双酣然入眠的小儿女，乖得叫人心疼。这多让她安慰啊！
　　不知是谁提醒我妈要注意和我培养感情，她便非常认真地把这当成了一件事情。星期五下午我只有一节课，放学后妈妈让我到仅有一墙之隔的县中去找她。我一到她办公室她马上就会放下批改的作业本领着我上街，一般是逛逛全城唯一的百货店，再逛逛食品店。每次毫不例外妈妈都会给我买一些东西吃。吃得最多的是麻团、烧麦、糍饭糕、凉粉、小笼包子、馄饨，天热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棒冰、雪糕和酸梅汤，一次花掉她一两毛或者两三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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