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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街》第三版就要付梓了，由中国书店出版，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我对中国书店有着特殊感情。中国书店邃雅斋书店就坐落在闻名遐迩的琉璃厂，与我谋生地方近在咫尺，只要我在北京，几乎每天都要在那门前经过两次。中国书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殿堂、真正的文化宝库。我有好多书籍就是从在邃雅斋请来的，那些书籍是在别的书店求不到的。可以说，邃雅斋是琉璃厂的一颗明珠。
　　《古街》讲的就是琉璃厂的故事。
　　其实，写小说就是讲故事，就这么简单。
　　关于小说的看法，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角度来定义，津津乐道，却很复杂。
　　社会学家说：小说是民族灵魂的载体，参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
　　历史学家说：小说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历史提供了繁体版本。
　　哲学家说：小说是通过审美达到对哲理的感性阐述与艺术润色。
　　文艺理论家说：小说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是人生的教科书，是人类审美的终极追求。
　　小说家说得更是神乎其神：小说是最具人性的精神创建活动，是人与人心灵微妙关系的最高典范。
　　看来都很高深，也很神秘。于是，我想到一位朋友的调侃：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就是文化。
　　我不学无文，把小说看成讲故事。
　　讲故事有时给一个人听（如发送短信），有时给很多人听（如说评书）。写书或者上网是改换方式讲故事，不过是将要说的话，写在书面或者敲到电脑上而已。
　　我本来可以不写什么小说。起缘是因为一个朋友逝世。一位比我小二十几岁的朋友，因为沉耽于写小说不顾身体过度超支、过度劳累离开人世。因为情分，我必须到一百公里之外去吊唁。经过一夜奔波，在一个阴暗的早晨来到火葬场。朋友躺在鲜花丛中等候火化，等候与人告别。想到这是最后一面，大家都很悲哀。从火葬场出来，心里还笼罩着死者的阴影。另一个朋友——同样比我小二十多岁，碰巧也是写小说的——在冒着浓烟的大烟囱下面问我说：
　　 “大哥，你的身体还好吗？”
　　在那种地方，听了这样的话，对于我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众多的吊丧者中，唯我年纪最大，我自然想到自己很快就要变成气体去臭氧层了。我想在爬大烟囱之前该做点什么事了，那些时日，我正干一些闲事：为人看看几百年前的瓷瓶是真品还是赝品，有时写写毛笔字，余下的时间翻翻古书。
　　我首先想做的事就是讲故事，因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听的见的太多太多了。于是就一本正经地坐在电脑前，此后就有了《古街》《天狼》《红菱》《大野》《白地》《长雄》等书。此外还有《临界》和《的哥童铁柱》。
　　《古街》初版至今，已经十个年头了。
　　十年来，《古街》遭遇到几件幸事。记忆最深的是《古街》研讨会。为一本书开一个研讨会，是再平常不过一件事了，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在我看来，的确是一件幸事。因为与会的人除了至交好友之外都是当时重量级的人物，很难一聚。至交有刘国辉、胡文彬、孟繁锦、刘佳、常江等人。“重量人物”有张中行、朱家溍、史树青、马萧萧、雷达、李国文、陈重远、白化文诸位先生，都是文名遐彰的通学硕彦。邓友梅先生和浩然先生本来答应好的，因临时有事不能出席，邓友梅先生还亲笔写了一封信送来。浩然先生后来专门和我谈论过《古街》。此外，还有李阳、朱小平等都参加了，送来楹联的有张中行、马萧萧、孟繁锦、白化文、陈东成、常江、解维汉、刘太品等人。红彤彤的楹联挂满一室，很是喜庆，很是热闹。现在回忆起来，当初与际遇，不能不说是一个殊荣。
　　会上，大家对《古街》予以肯定，又提出批评。老一辈学人诚恳真诚、与人为善的品格和严谨沉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令我永世难忘。使我终生受益。而今有几位已经作古，我因心存感激，经常缅怀，为此，作楹联一副：
　　崇古耽文今生如此
　　尊师敬友来世亦然
　　生人还有没有来世，是很茫然的事。但我相信，子女是生命的延续，我教育我的下一代要尊师敬友，并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也要尊重知识敬重师长，珍惜友谊。当然，对于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只是希望而已。
　　《古街》比如一面镜子，照亮了一些人的嘴脸。我不是说书中的人物，说的是现代，是现实生活。因为《古街》，我到过一些地方，接触过一些人物。让我开阔了视域，认明了一些事物。现实原来如此冷峻，人际原来如此复杂，自身是如此幼稚。原先所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什么殿堂（或称为店堂）不过如此而已。领略了殿堂中的尊神（或者店堂掌柜）之嘴脸身法，所谓的什么什么不过是一些龌龊的异类而已。于是我不再逗留不该逗留的地方；不再崇拜不该崇拜的东西。姑且不管那些东西是否“非礼”，（百年之后自有定论），还是“勿听勿视勿言”为好。“躲进小楼成一统”，去讲那近乎古老，鲜为人知的故事。
　　于是我很轻松，也很愉快。
　　以上算是序言。
　　刘育新
　　 2008年8月26日于北京校场口古街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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