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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后，中国境内共有一百三十万日军和六十八万伪军等待受降。
　　问题是：谁是有权接受投降的“中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草拟了一份中方受降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和二处主任陈布雷呈送审阅。蒋介石看到名单上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时，便用红笔划去了。林蔚和陈　布雷小心地解释说，如果这份名单上一个中共代表也没有，恐怕无法向国内外舆论交代。蒋介石坚持说：“让朱德待命好了。”陈布雷事后忧虑道：“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会弄巧成拙……”
　　不允许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但是那些在战争中投靠日军的伪政府人员和伪军将领，倒被蒋介石列入了受降的中方人员名单：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伪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被委任为北平绥靖司令。同时，蒋介石还把几十万伪军收编为国军，那些昨天还跟随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的伪军“军长”们，一夜之间变换了军服成为国军军长。更奇怪的是，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日军，除被共产党武装缴械者外，二十六万日军反而开始“收复失地”。
　　于是，中国当代史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虽然短暂但奇特至极的现象：日本投降以后，两个“国民政府”依旧同时存在，并且依旧在同时“履行公务”：一个是在重庆的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一个是战时投靠日本的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届时汪精卫已死，陈公博出任代主席。这两个政府的机关报都叫《中央日报》，两份报纸的报头题字用的是同一块模版。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在日本投降后，宣传调子即刻从“大东亚共荣”转换为“大家都来拥护蒋主席”。
　　“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说。美国政府动用了六亿美元，将位于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国民党军运送到华北、华中以及东北地区，其运送总兵力达到十四个军三十多万人。美国还直接派遣武装力量，抢先占领了中国北方的重要交通要地。一个来到中国承担运兵任务的美军士兵道出了历史的真相：“我们应该有勇气说真话，我们正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
　　国共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国民党军大军向北，主要依靠平绥、同蒲、平汉和津浦四条铁路。
　　此时，共产党将领陈毅已经来到微山湖东岸。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将陈毅派往华中，因为他曾在那里当过新四军军长。陈毅时而步行时而骑骡，于十月初在临城和沙沟之间穿越了津浦铁路。这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运输繁忙，向北开去的全是运兵的军列。陈毅立即对鲁南军区的干部说：不惜一切代价，把铁路彻底拆了！
　　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进敌军的方针部署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
　　必须发动群众和民兵去进行破坏。凡群众在破路时，所获得的一切铁轨、枕木、电杆、电线及其他东西，均归群众所有，由公家定价收买。其破坏桥梁、道基、水塔、机车及车辆者，则由公家定价奖赏……
　　可以想象这些号召在贫苦农民中间引发的热情。
　　“八路八路，专扒铁路。”国民党的报纸一时舆论大哗。
　　尽管兵力不足，也必须直接攻击津浦铁路沿线的要点，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第一个目标就是邹县。上万军民先把县城南北两边的铁路拆了四十多公里，然后就开始攻击邹县县城。天亮时，大汶口被攻破，鲁中军区三师控制了一小段津浦铁路。
　　但是，对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攻击艰难而残酷。
　　山东军区八师奉命阻击由徐州进抵临城的国民党军。在临城与夏镇之间一个叫柏山的据点，攻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虽然连续组织爆破，但由于敌人的碉堡十分坚固、火力异常凶猛而未能攻破。天快亮的时候，一个曾经当过和尚的名叫陈金合的班长站了出来。他提着四颗手榴弹摸上去，但围着碉堡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安放手榴弹的合适位置。回来后，他向营长要了全营剩下的最后一颗手雷，在机枪的掩护下再次上去。他把手榴弹和手雷捆在一起，放在碉堡唯一的一个小铁门下面，然后跑回来拉动了引爆的绳索。过了好一会儿，也没见有动静，原来绳索被敌人的机枪打断了。天大亮了，敌人碉堡里的火力越来越猛，陈金合要求再上去一次。由于天色已明，碉堡里的火力都射向了他，他在弹雨中滚来滚过，战友们不知他是否中弹，只看见他终于再次接近了碉堡。上次安放的手榴弹和手雷还在那里，陈金合爬过去，但没有连接引爆的绳索，一切都来不及了。他朝天色明亮起来的远处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用肩膀把捆在一起的手榴弹和手雷顶在小铁门上，直接拉响了引爆的拉弦。
　　这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第一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士兵。陈金合粉身碎骨的场面让他的战友们悲愤难忍。
　　陈毅同样是悲情难耐，他在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动员会上高声喊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
　　到十一月下旬，山东军区部队控制了津浦线一百四十公里的地段以及临枣线二十公里的地段。自津浦路上的临城沿着运河向南，便是共产党华中部队的作战区域。因此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将华中解放区内的新四军北撤。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间，新四军各部队开始北撤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阻截。蒋介石深知共产党武装一旦在北方集结，将会给国民党统一全国带来严重后果。由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率领的新四军一部的北移历尽艰辛，部队从金华地区出发后，于杭州湾陷于国民党军的包围，突出重围令这支部队付出了伤亡二百一十三人的代价。接着，部队于深夜北渡长江时，租用的商轮不幸沉没，包括新四军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在内的八百多名官兵沉入江底。
　　此时，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正赶往淮安。在淮安，粟裕以对未来战争走向的惊人预见，依据“进行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按照中央“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的指示，把编制凌乱的部队组建为指挥统一的华中野战军。
　　大战在即。
　　粟裕认为必须攻克并控制高邮、邵伯、泰州一线，以打破国民党军“沿运河北进分割华中解放区的企图”。这是一个军情混乱的时刻，陈毅的部队正在北面的津浦路作战，粟裕接到的指令多次变更：先是命令他率部悉数北进以配合陈毅部；当部队开始移动时，中央又命令他不要在重要的交通线上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重庆那边已经准备签署《双十协定》；待高邮邵伯战役就要发起的时候，命令他们返回津浦路方向的电报又到了。粟裕焦急万分，因为高邮之战，势在必打，粟裕给中央发去一封长达千字的电报，力陈目前国民党军重兵集结于徐州、蚌埠地区，除警戒封锁此间的铁路线外，必会“利用淮北平原发挥其优势兵器”向两淮推进。
　　时年三十八岁的粟裕是个性格独特的共产党将领。这个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的湖南人，自跟随朱德和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后，以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留名于中国革命战争史册。在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战争中，粟裕曾数次直言要求中央改变对他的军事指令，并且对自己的见解执意坚持。令人惊讶的是，历史也数次证明，不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他所坚持的战略意图对共产党人赢得战场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邵伯位于高邮至扬州之间，是运河走廊上的一个军事要点。高邮邵伯战役就从这里打响了。
　　北平至汉口——平汉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在这条重要的铁路线上阻击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将领是刘伯承和邓小平。
　　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所属的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计划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到达石家庄，与已经占领那里的胡宗南部的第三军和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直趋北平和天津。
　　沿着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的三个军矛盾严重。第三十军是战区长官孙连仲的基本部队，因孙连仲投靠蒋介石已基本嫡系化，而属于老西北军派系的第四十军和新八军仍属杂牌部队。其中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长期受中央军和孙连仲的排挤，对蒋介石严重不满，部队还没从新乡北进，就派人与共产党方面联系，表示了不愿意打内战的态度。然而，老西北军部队普遍作战能力较强，火力也充足。相比而言，晋冀鲁豫部队无论兵力还是武器都处于劣势。
　　刘伯承和邓小平把战场选在了滏阳河以南、漳河以北多沙的河套里。
　　十月十四日，国民党军沿着平汉铁路向石家庄推进。由于没有遇到有力的阻击，其推进速度很快，先头部队于二十日渡过漳河并开始架桥。此时，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只有一纵到达了战场。当面的国民党军不但装备精良，且兵力是一纵的三倍以上。一纵奋力节节阻击，最后退守到崔曲一线，一纵就没退路了。二十五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〇六师向一纵防御阵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一〇六师装备精良，作战凶悍，师长李振清外号“李铁头”，打起仗来亲自带着两挺机枪督战。不间断的攻击持续了一整天，一纵各团阵地相继出现危机。
　　二十七日，晋冀鲁豫主力部队相继赶到，并随即发起了反击，最终迫使敌人转攻为守，并对其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二十八日，刘伯承下达总攻命令。
　　这个有着两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四周已被两米多高的土围子围起，一〇六师不但修筑了交错的交通壕、地堡和射击掩体，而且还开辟了火箭筒等重火器射击阵地。由于交过手，一〇六师认为武器破旧的八路军不敢再强行攻击，但是，夜幕刚刚降临，一纵的攻击就开始了。这是国民党军从没有见过的攻坚战法：第一波是身上挂满手榴弹的两百多人的投弹队，边冲击边投掷，战场上一时间弹如雨下。投弹队的后面紧跟着梯子队，冲到围墙下前仆后继冒死攀登。三个小时后，一纵攻进崔曲村，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刺刀、枪托的格斗声持续一整夜，双方的伤亡都十分惨重。
　　崔曲村一战，一纵官兵以巨大的代价在国民党军的防御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突发事件令战局陡然逆转：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
　　新八军的起义，动摇了平汉线上国民党军的军心，令国民党军的整体防线敞开了缺口，马法五遂决定渡漳河南撤。第三十、第四十军受命交替掩护逐次撤退。然而，就在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晋冀鲁豫一纵和三纵多路出击实施侧翼包围，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则在后面紧紧追击，太行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漳河以北进行阻截。马法五知道他的部队已处于绝境之中，更让他心惊胆战的是漫山遍野的民兵，这些跟随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庄稼汉端着土造的火枪，或是从自家场院里抄起锄头，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他们熟悉的乡村要道上，不断地袭击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队。
　　此役，共产党方面称为“邯郸战役”，国民党战史称为“漳河战斗”。
　　战后，国民党方面公布的损失数字是：伤亡七千六百二十一人，失踪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八人，被俘九百二十三人，其中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全团殉职”。
　　在总结惨痛教训的时候，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将领记住教训，深刻了解共产党军队的长处：
　　第一在组织严密，宣传得法。大家都知道，土匪并没有什么实力，他就是长于组织，利用民众来作他的外围和耳目，尤其是诡计多端，用各种夸大宣传的方法，来威胁我们的精神，动摇我们的心理，以补助其军事的力量，发挥军事的效果。他第二个长处，在能利用会议，集思广益。他在每次作战之前和作战以后都要举行军事会议。在作战以前，他对于当面国军的性质、特长和弱点，皆有详细的研究和检讨，然后针对我方情形，做精密的部署。……
　　这是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后混乱而微妙的时期。
　　毛泽东认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蒋介石要消灭我们的“主意老早定了”，“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与此同时，国民党召开了军事委员会议，制订出向共产党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计划。蒋介石特别要求对共产党人“必须除恶务尽”。
　　所有的事实都表明，尽管《双十协定》墨迹犹新，毛泽东所说的“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显然是过于乐观了。随着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对中国北方各解放区的逐渐蚕食，共产党人万分艰苦的日子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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