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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解的气氛暖融融地弥漫在延安的窑洞里。
　　与此同时，在东北漫天的风雪中，林彪和他的数万官兵正在混乱的局面中苦苦煎熬。这是一块失去控制的土地。从贫寒农民、城市平民、知识阶层，到乡村富农、地方军阀、山林匪霸，谁也不清楚这块土地最终会由谁来管理。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刻，人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主人。于是，各种名目的“军队”蜂拥而起，各种“接收”的机关到处林立，怀着发财念头的人们把行动目标直指日伪统治时期留下的一切。呼啸山林的各色土匪以抗日者的面目开始劫掠，一些伪军在国民党的策动下不断发动武装暴乱。
　　苏军运走了占当时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设备，以及鞍山、本溪等地百分之八十的钢铁工业设备和绝大多数矿山挖掘设备。苏军还把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和多家私人银行的全部纸币、抵押品以及金银、外汇席卷一空，并强制东北地区流通苏军自己印制的“红军票”。苏军士兵军纪松弛，所作所为无人管束。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深夜带警卫员外出办事，遇到几名苏军士兵拦路抢劫中国人，他立即上前制止，竟被苏军士兵开枪打死。这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著名将领，长征后被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军出兵东北时跟随苏军回国，死时身上还携带着苏军军官证。
　　苏军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始终冷淡，尤其是美国人插手东北以后，苏军对国民党方面更是十分警觉。但是，苏军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不明朗，他们坚持“不向八路军移交”的原则，不允许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任何一座城市。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军事冲突频频发生。此时，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到北平治疗，他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任命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并暂代司令长官之职。当郑洞国来到北平他的病床前时，杜聿明劝说他到东北协助自己指挥作战，并在万一他因病不能返回东北时接替他的位置。杜聿明对郑洞国说，东北的共产党力量，比原来预料的强得多，作战亦相当艰难。但是，除了国民党大员们在东北乘机发横财，一时间贪污舞弊成风使他头疼之外，整个东北的局势还是乐观的。因为共产党军队兵力少，装备差，且在东北立足未稳，还没形成群众基础。所以，只要持续果断地对他们展开攻势，是有把握收复全东北的。
　　林彪认为，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共产党在东北面临的局面反而更加恶劣，进入东北的各部队都已被迫处于四处游走的状态中。停战协议生效后的第三天，林彪致电中央，要求允许他向杜聿明部发动攻势。
　　当时，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已经退到辽宁北部的法库，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两支部队也已撤到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地区。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来了，在严峻敌情的压迫下，部队撤出了秀水河子村，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出信函，要求他们遵守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军不但开始在秀水河修筑工事，而且还向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所在地法库发动了进攻。林彪不再退让了，决定在这里打一仗。——这就是第四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秀水河子战斗”。规模不大的秀水河子战斗，在解放战争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在不断的退却中首次主动作战，而且也是首次歼灭成建制的国民党军。但是，局部的艰难取胜并不足以扭转全局的被动。
　　接下来发生的以东北民主联军遭遇重创为结局的沙岭战斗，再次显示出交战双方在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东北严酷的冬季即将过去的时刻，正是关内桃李含苞、柳烟渐浓的时候。马歇尔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飞遍这块国土，收获他所创造的“和平”之果，然后回到大洋另一边的家乡的农场去，享受不再有任何打扰的宁静生活。有人称，五星上将的这次专机巡游，是一次典型的“马歇尔风格的飞行”，因为这与他在柏林战役前从美国本土前往欧洲战场的那次飞行有类似之处。那次飞行，他乘坐的是罗斯福总统的专机。专机从华盛顿起飞，飞越浩瀚的大西洋后，几天之内分别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着陆，上将旋风式地接连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蒙哥马利和法国前线司令官等二战高级将领，检查和落实了盟军将要执行的旨在结束战争的作战计划。而这一次，飞行的时间表是由马歇尔亲自制订的，他要在短短的五天之内飞行近万公里，中途在华北、西北、华中、中原、华东的近十个地方降落逗留。马歇尔说，上次的欧洲之行是为了战争，这次是为了中国的和平。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马歇尔抵达北平，先到军调部听取了汇报，然后在北京饭店出席鸡尾酒会，会见北平军政要员和文化界人士，晚上八点在京城著名的鲁菜馆萃华楼出席了军调部举行的宴会。第二天一早，他飞往由共产党人驻守的大城市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那里迎接了他。听完汇报后，他享用了一桌为他精心准备的由二十多道菜组成的中国筵席。接着，专机向北，飞往归绥以北国共两军反复争夺的集宁。在那里，马歇尔见到了叼着烟斗的共产党将领贺龙。因为寒风刺骨，马歇尔在专机上听了汇报。听到的依然是国共双方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话，他很高兴。他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座小城停战协定生效后被傅作义的部队攻占，在他到来之前，晋绥野战军刚刚经过一场血战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从集宁再次起飞，在北平过夜后，第二天上午专机飞往济南。在这之前，身边的人曾对马歇尔提起，中国的山东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孔子，还有一个强悍的共产党将领叫陈毅。再有就是山东解放区的物价很便宜，同样一条抽纱围巾，在解放区首府临沂只要两元钱，而在上海要付五百元。令马歇尔惊讶的是，前来迎接他的竟然有两个山东司令和两个山东省长：共产党省长是黎玉，国民党省长叫何思源；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而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是王耀武。听取了国共双方的汇报后，两个司令和省长在宴请马歇尔的时候又碰杯又握手，马歇尔不禁感叹道“这是山东有伟大历史性的和平会餐”。但是，当马歇尔到达徐州的时候，双方的气氛又开始恶化，陈毅问驻守徐州的国民党军将领顾祝同：“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顾祝同答：“这完全取决于美国。”陈毅说：“老头子（蒋介石）不是闹着要打吗？”顾祝同的回答令陈毅十分吃惊：“老头子能顶什么事！”
　　三月三日，马歇尔抵达河南新乡，在那里他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的欢迎。会谈的时候，国共双方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因为孟县是晋冀鲁豫部队接收的，而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协定生效后攻占了那里。但是，在这一天，记者们却觉得另外一件事更有新闻价值，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在重庆释放了新四军前军长叶挺，共产党方面在新乡释放了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当马歇尔离开新乡的时候，他收到的礼物是一只大银鼎，他对这个奇特的东西充满好奇。有人对他解释说，鼎是中国古代的烹煮用具，在汉语中“鼎”有稳固和强盛的意思。
　　在山西太原与国民党军将领阎锡山和共产党将领陈赓以及在绥远与国民党军将领傅作义见面会谈之后，马歇尔最期待的时刻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他的专机在延安降落了。一九四六年的延安这样呈现在这位美国五星上将的眼前：
　　在三个小时的飞行中，只见山丘越来越陡，山谷越来越窄，最后看到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坡，就像月球上的山脉一样。从空中看不见人家，因为人们都住在山崖的窑洞里。许多山顶都削平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削平的山顶就是耕地。这里土地贫瘠，蒙古沙漠就在不远的地方。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
　　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过着接近大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中充满同志式的友爱。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感到在人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忧无虑。
　　这里的社交生活充满友好而无拘束的气氛……每逢交际场合，没有人梳妆打扮，也没有人换什么衣服。不管男女，都是一套公家发的粗蓝布服……冬天跳舞的时候窗户也是敞开的，因为跳舞的人都穿着棉衣……周恩来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刘少奇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坐着不跳，许多人都想跟他聊天，他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舞会结束时，常常都扭起秧歌来，直到最后尽欢而散。
　　显然，延安方面的准备十分隆重。搭建起了欢迎的牌楼，训练了八路军仪仗队，毛泽东破例做了一身呢子中山装，破例同意买一双黑色的皮鞋。尽管毛泽东新缝制的中山装“好似从一大堆衣服里捡来的”，但是马歇尔还是对这位有着非凡气质的共产党领袖产生了好感。马歇尔与毛泽东的会谈气氛融洽和谐，他们谈到停战协定和整军协议的履行问题、东北问题和解放区的地位问题，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和谐的气氛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达到高潮，毛泽东的祝酒词中包括了“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以及“祝杜鲁门总统健康”、“祝蒋主席健康”和“祝马歇尔将军健康”。马歇尔对筵席上可口的新鲜牛奶十分满意，问这些牛奶是从哪里弄来的？坐在他身边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告诉他：“我们养了一群奶牛。”宴会之后，在杨家岭礼堂举行了欢迎歌咏晚会。晚会二十一点开始，礼堂里气温很低，虽然搭着毛毯，马歇尔还是被冻感冒了，但台上乐队演奏的中国国歌、美国国歌以及延安军民震耳欲聋的腰鼓表演依旧令他既兴奋又吃惊。
　　马歇尔延安之行产生的最大效应，就是给予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以极大的乐观情绪。
　　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在晚宴上对毛泽东表示，一旦政府改组之后，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毛泽东说：“我们将来当然要搬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淮阴，开会就到南京。”
　　第二天，马歇尔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前去机场送行。记者们围住毛泽东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南京？”毛泽东的回答是：“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那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而党内一部分同志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对“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提出疑义，这无疑是“狭隘的关门主义”。
　　后来的历史是：一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搬出了延安，但不是被蒋介石请到南京去参政，而是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下撤到比延安更加荒凉的北部山区。
　　共产党人期望与国民党人一起和平民主建国的诚意，突出体现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署后的积极行动中。
　　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共产党人开始了裁减军队和官兵复员行动。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庞大，与国民党方面日益加剧的运兵备战相比，令那一刻的历史显出了一些荒诞。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下达的缩编复员的指标是：在三个月之内至少将官兵数量减少三分之一。根据这一指示，共产党军队三个月之内复员和转业官兵达二十四万之多。这一行动给部队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
　　在共产党采取整军复员行动的同时，国民党军也制定了“复员计划”。遵照蒋介石的“机密甲
９２６９号手令”，国民党军整军采取的是称谓缩小、人马照旧的办法，即将全部的国民党军队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团。更有甚者，国民党各军在整编中都要求扩充人员。到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依旧还有三十个军连虚假的整编都没有进行。
　　事后，当国共两党代表就整军中复员数量进行核对继而发生争吵时，穷极名目保存军事实力的国党方面竟然说，他们有五十七万名官兵不应算在整编之列，因为这五十七万是准备今后十二个月内“逃亡消耗”的人数。“逃亡消耗”这一名称，连同“五十七万”这一庞大的数目，皆令人惊愕。
　　而随即爆发的战争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大规模复员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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