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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驻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
　　宣化店，共产党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那天黄昏，晚霞灿烂。军调处驻宣化店执行小组成员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和国民党代表陈谦上校，在宣化店狭窄的街道上遇到了身穿灰布军装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鄂东独立旅政委的张体学。尽管四个人的表情在那一瞬间都显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不自然，但他们很快就谈笑风生地攀谈起来。
　　哈斯克与陈谦已经在不大的宣化店内外转了好几圈。他们的心情有些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军对这个小镇及其附近地域的合围已经完毕。他们特别担心的是，在汉口举行的武汉行营记者招待会上，国民党发言人竟然当众宣布“未来二十四小时之内，湖北将有惊人的奇迹发生”。但是，眼下他们在这个小镇上假装闲逛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共产党官兵有什么异常举动：中原军区司令部的牌匾依旧悬挂在大门上，大门内外人进人出，里面传来寻常的电报键敲击声。佩戴着臂章的巡逻队如同往常一样在街上巡视，操场上的操练口号依旧响亮。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接到了晚上在中原军区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的邀请。只是各部队的伙房里显得格外忙碌，炒米的香气四处弥漫。
　　鄂豫皖解放区的前身，是原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河南军区部队先后到达鄂豫皖边区与第五师会合。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中央局和中原军区，任命郑位三为中原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原解放区逐步发展为跨越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区，人口一千五百万，正规军五万余人，民兵三十余万。
　　抗战结束后，中原解放区遭遇极大的生存困难，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国土的心脏地带，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交通的便捷使国民党军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到达这里，很快就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了包围趋势。
　　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中坚持下去，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此时，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五十公里，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的百姓。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令这里的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王恩茂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困难，就是搞粮的次数太多……百姓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天；负担的分量也重，百姓感到负担不了……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国民党军不但控制了所有可能运输粮食的道路，而且在边缘地区故意抬高粮价，以吸引解放区内百姓的粮食外流。
　　中原解放区根本无法运输任何给养。此刻，在解放区的北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军，西北面是第六十六军，而在第四十七军和第六十六军的北面还有第四十一军，东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南面是第七十二军，西面是第七十五军。国民党军将这个狭窄的区域围困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仅环绕解放区的碉堡就修建了六千多座，致使李先念部的数万官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困守于一叶孤舟。
　　中原军区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
　　八千多名编余干部和战士被要求复员。——中央的指示是：“如果你处只能养活五千人，那就只留五千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同时，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干部被秘密向外转移。当时，由于黄河决口而流离长江沿岸的难民需要返乡，国民政府为这些难民专门开辟出一条北返的通道，很多共产党干部化装成难民通过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宣化店设有办事处，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工作，用救济署的名义和证件也转移出不少干部。中原军区还制造了大量惟妙惟肖的假证件，包括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证、国统区百姓的身份证，甚至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证，这些假证件居然有效地掩护了一些转移干部的身份。为了化装转移，中原军区组织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化装转移站，召集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同志传授化装技巧，并根据需要转移干部的年龄、口音、长相和气质，精心设计其化装后的身份与经历。仅这个化装站，就成功转移出四百多名干部。转移出去的人究竟是少数，中央要求中原军区同时还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旷日持久的谈判。
　　一九四六年初，军调部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与国共双方军队代表在靠近豫鄂交界处的罗山县开始谈判。参加罗山谈判的国民党军方代表是驻守罗山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和驻守信阳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共产党军方代表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由于美方的努力斡旋，艰苦的谈判之后，最终签署了《罗山协议》。协议规定：“共产党能够领导之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挠干涉”，但是，协议依旧是一纸空文。就在王震离开罗山三天以后，他看到了中原军区的电报：“给养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三月，马歇尔一行到达汉口，李先念提出中原共产党军队“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反对，认为一旦移动部队，必将“惹起误会”。周恩来反驳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嘛。”为了解决中原军区官兵的生存问题，周恩来甚至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做成一笔买卖：由共产党晋察冀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拿出两万吨粮食，卖给国民党军位于北平、太原、新乡和济南等处的部队，换取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在武汉购买粮食再转运到宣化店。买卖还没做成，周恩来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将在五月到九月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马歇尔派出军调部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
　　周恩来到达宣化店对于中原军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其重要性不是在宣化店进行的国共之间的和平调解，也不是就对峙前沿阵地上谁进攻谁理论清楚，周恩来到达宣化店的当夜即与中原军区领导人详细商讨了一个秘密突围计划。此时，跟随三人小组到达宣化店的美国记者李敦白，将他所掌握的关于国民党军即将发动军事进攻的情报，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李先念。之前，李先念与李敦白在汉口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李先念说他这个美国人挑选了和自己一样的姓氏，证明两人有缘；李敦白说自己还会木匠活，而他知道李先念从前也是个木匠，证明两人更有缘。
　　就在《汉口协议》签字的那天，六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书记郑位三：“目前时局虽还有由谈判获致协议，推迟全国内战爆发之可能，但全面内战亦有很快爆发之可能。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必须立即准备与国民党全面大打时能坚决粉碎之。”——全国内战不可避免，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以后共产党人的判断。
　　蒋介石确实决心已下。
　　六月十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讲话时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共产党）十五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是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几天后，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退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威海卫两地，以及六月七日以后中共军队在山东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退出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退出山东胶济路沿线、苏北以及中共军队在山西、河北两省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这时候，美国政府又批准了帮助国民政府组建空军的决定。至此，美国政府已经向国民党军提供了各种作战飞机近千架和足以装备四十五个步兵师的武器。国民党军在美军的帮助下已基本完成调动和部署，位于内战第一线地域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一百九十三个旅，总兵力约一百六十万人。
　　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毛泽东陷入两难的痛苦选择中。
　　抉择的艰难在于：如果内战爆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实力相差悬殊，将令共产党军队面临巨大的危险，至少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艰苦时期；而如果继续坚持和平政策，也许有可能遏制内战的爆发，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方面的力量对蒋介石的制约。
　　毛泽东很重视美国人的态度。
　　但是，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援助法案，以及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还是激怒了毛泽东。六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六月二十二日，面对中原军区请示立即突围的电报，毛泽东彻夜不眠。中原局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因为截获的密电显示国民党军将于近日对中原解放区动手——如果中原军区部队不能及时突围，“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深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
　　中原局：
　　（一）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胜利。
　　中央
　　六月二十三日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晚，驻宣化店的军调执行小组官员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中原军区部队秘密集结后开始突围了。
　　演出结束，国民党代表提交了一份“据了解共军正在集结突围”的备忘录，但遭到共产党代表的当即否认。接着，美方代表提出要见李先念，此时李先念已经离开宣化店十五公里了。共产党代表说李将军身体欠佳已经休息。而李先念接到报告后立即策马连夜赶回。二十七日一早，美方代表看见中原军区司令部里一切如常，操场上仍然还有士兵在操练——他看见的是根据突围计划秘密进入宣化店接防的鄂东独立旅的两个连和警卫排。而李先念躺在床上，美方代表问候了几句，放心地走了。他的身影刚一消失，李先念再次上马飞驰而去。二十八日，鄂东独立旅政委张体学继续与军调执行小组成员打麻将，唱豫剧，还上山打了猎。二十九日傍晚时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突围至平汉路附近，张体学则在宣化店设宴会，代表李先念将军宴请军调执行小组。宴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张体学站了起来，他告诉军调执行小组：鉴于国民党军屡屡践踏停战协议，甚至准备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被迫撤离宣化店。宴会立即就散了。张体学率领鄂东独立旅迅速离开宣化店，而军调执行小组也在中原军区一位营长的护送下乘汽车驶往汉口。
　　共产党方面称，中原军区被迫突围；美蒋方面称，共产党方面破坏了停战协议中双方军队“停于现在地区”的条款。——无论如何，引发重大历史转折的事件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中原军区的突围，选择了分散进行的方式，因为大部队突围无法达到隐蔽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生存。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人数最多的一支从宣化店向西，那是国民党军认为最不可能突围的方向，因为那个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纵横。在国民党军队调动部队企图围追的几天里，突围官兵以昼夜不停的急促行军冲过平汉铁路，在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到达了丹江岸边。头上虽然有国民党军飞机在盘旋轰炸，但是地面的拦截追击部队还不多，可湍急的江水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向东突围的皮定均部一开始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通过平汉路。二十二岁的皮定均率领的一支由太行山子弟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作战勇猛顽强，老根据地的百姓都叫他们“皮司令的部队”，而共产党军队内部称他们为“皮旅”。突围的时候，包括皮定均在内，所有官兵都准备为掩护主力突围而牺牲。为了吸引敌人，他们向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方向突围而出。三天之后，当掩护任务完成时，“皮旅”已经深陷重围。但是，最终，“皮旅”却是整个中原军区最先成功突围、保存最完整的部队。他们的战法是：全线猛烈出击，然后突然收缩藏起来，等国民党军开始追击时，从眼皮底下把他让过去，再接着往外插。“皮旅”独立作战，左突右冲，国民党军布置的一道又一道的阻击，没能让他们退却半步。进入位于鄂豫皖交界处的金寨时，因为一直无法与中原军区取得联系，皮定均只好要求电台呼叫延安，延安的回电只有两个字：快走！“皮旅”官兵丢掉了所有的背包，甚至忍痛将伤员留在了当地，然后一边作战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强行军，五天五夜后穿过皖中平原，最终到达华中解放区。全旅无大损失，只是数千官兵头发长如蓬草，身上衣衫褴褛，脚上是沾满污泥和血渍的破布，只有黑瘦的脸上一双眼睛依旧明亮。从此，英勇的“皮旅”成为华中野战军的一支劲旅，在皮定均的率领下屡立殊勋。
　　李先念、王震率领的突围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追阻截下，被迫分成了两股。王震部在强渡丹江之后陷入重围，部队在一个叫鲍峪岭的隘口再次被截成两半。在冲出包围圈的战斗中，七一九团团长吴刚、政委蒋洪钧和参谋长朱佐夫相继阵亡。身材魁梧的副团长颜龙斌接替了指挥位置，颜龙斌在率部冲击时右臂受重伤，王震当即命令旅卫生部长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在没有麻药的条件下，颜龙斌的右臂硬是被锯了下来。战士们含着眼泪要用担架抬着他转移，但他死也不肯给已疲劳至极的战士增加负担。颜龙斌以惊人的毅力跟随部队继续作战。突围部队到达陕西西南部时，因伤口被雨水浸透而严重感染的颜龙斌摇摇晃晃地倒下了。安葬颜团长的时候，王震说：“他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见他就发抖！”
　　就在王震部在鲍峪岭与国民党军激战的时候，李先念部遭遇了胡宗南部队的阻击。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一旅横在了李先念部进入陕南的路上，而在中原军区官兵的身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十五师正在逼近。李先念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对面的这道山梁。”在向陡峭的山梁发起拼死冲击的时候，三十七团官兵在炽热的火网前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腹部迸裂，肠子流了出来，倒在地上依旧呐喊不止。陡峭的山梁上没有树，官兵们把刺刀插进岩缝一寸寸地向上攀爬，在距离敌人阵地只有十米远的时候，官兵们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弹。这个让中原军区官兵血流成河的地方叫南化塘，位于湖北与陕西的交界处。
　　国民党军飞机沿着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路线撒下这样的传单：
　　中共中原军区李司令鉴：
　　第九执行小组及三十二执行小组业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西安，决做和平最后之努力，务请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刻发电以九小组贵方代表取得联络，同时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一员于七月二十八日前来龙驹寨或者西按谈判停战及驻地给养等问题。如贵司令亲自来此，则更觉光荣，除请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线，允许通过及保护外，盼先电复。专祝平安！
　　第三十二执行小组
　　七月二十四日，李先念看到传单。鉴于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已十分疲惫，加之不断的战斗导致伤亡过重，还有就是那些与大部队失散的小股部队生死不明，因此，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一机会促成暂时停战，以利部队恢复战斗力。尽管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诚意心存巨大的怀疑和警惕，但是为了生存，还是同意了李先念部提出的恢复谈判的请求。中央派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前去联络，以表明共产党方面愿意谈判，“惟须国民党停止追击中原军”。但是，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延安的准备，国民党方面根本不想再与共产党方面商谈停战，周子健到达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时，国民党方面根本没让他进入会场。由于联络不畅，中原军区的领导并不知道周子健遭遇的情况。八月初，李先念部派出了谈判小组成员，他们是：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泽覃烈士的遗子。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被留下，六个月后，他在瑞金附近的红林山战斗中牺牲。毛楚雄从小由年迈的外婆抚养。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毛泽东特别相托王震路过湖南时把毛楚雄带上。现在，部队在转移中生死未卜，谁也无法预料前面还有什么样的险境，王震担心毛楚雄的安全，建议他以谈判代表的身份从敌人的重围中转移出去。但是，十九岁的毛楚雄和张文津、吴祖贻离开部队后，在前去西安的路上，被胡宗南部在宁陕县东江口镇附近扣留。李先念和王震闻讯，立即请求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尽管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发动舆论界广泛呼吁，但胡宗南部始终矢口否认。从此，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三十多年后，经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真相才得以弄清：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国民党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长韩清雅奉胡宗南之命，将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活埋于东江口镇城隍庙背后石坎下的水渠边。
　　中原军区的官兵转战在深山中，粮食断绝，李先念因犯胃病口吐黄水，只好将一根绳子捆在腰上，让骡子拉着他往前走。王震部的官兵也是断粮数日。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前来哭诉，说有官兵把他没有长熟的洋芋挖出来吃了。身体虚弱的王震猛地抓起身边的步枪朝天连续射击，大喊：“都给我回来！”警卫员李树森正好拿着一把准备打草鞋的草从王震身边走过，盛怒中的王震抄起一根棍子朝他的屁股打去，边打边喊：“你也犯群众纪律！”警卫员争辩说：“我没犯群众纪律，你看这是草啊！”王震说：“草也不行！”官兵们一边把李树森拉开，一边给那个老乡赔钱。王震亲自给老乡写了张字条：“一九四六年七月，三五九旅路过此地，把这家老乡的东西吃光了，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写完了他还觉得不放心，又写了张布告贴在树干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
　　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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