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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春播的时节，三更月最亮五更霜更浓，催耕鸟叫得满山满谷清脆欲滴。可是，一九四七年春天，山东腹地的翻身农民们却心慌意乱：今年不但地种不上，还要拉着孩子背着老娘去跑反了。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岌岌可危。
　　此时，由于陈毅、粟裕部主力全部集结在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附近，国民党军因此判断，“共军大势已去”，很难再实施回旋作战，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了。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共产党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为了会战成功，陈诚亲自前往徐州坐镇督战。
　　国民党军调集了十九个整编师（军）共四十九个旅近三十万人，其中直接围攻临沂的部队达十
　　一个整编师（军）共三十个旅。
　　一月二十八日，徐州绥靖公署下达作战命令。两天以后，欧震指挥的八个整编师（军）分三路开大举进攻。国民党军攻击部队吸取了以往被共产党军队突袭分割的教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和避免突出的战法；而在兵力部署上，采取“烂葡萄里夹硬核桃”的战术，在三路攻击部队中，每一路中都有一个精锐的主力师作为骨干，大兵力谨慎地滚动前进，每天推进的行程超过十公里。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
　　为了保卫临沂，陈毅、粟裕部主力在奋力阻击的同时，曾命令三纵“从正面坚决抗击中路之敌”，企图诱使“敌之左右两路突出，以利我寻歼其中的一路”。但是，欧震不但没有冒进，在发现共产党军队的意图后，左右两路部队反而立即向中路相互靠拢，甚至停止前进就地修筑防御工事。敌人这种极端的小心翼翼，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化解危急的机会。国民党军南线部队逐渐靠近了临沂。
　　北线李仙洲的部队推进很快，二月四日，其先头部队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以保卫与争夺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为核心的生死决战已经迫在眉睫。
　　就决战于临沂城下而言，无论是从正规军的兵力、一线作战部队的武器装备和双方所处的战场态势上看，陈毅、粟裕部都处于劣势。一旦死守硬拼，不但双方都将血流成河，而且陈毅和粟裕胜算的几率不容乐观。
　　二月四日，中央军委来电，电报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为了争取作战主动权，必要时可以放弃临沂：“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必要时放弃临沂”，并且“敌愈深进愈好”，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这都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建议，这一建议最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陈毅和粟裕发现：欧震的南线部队密集推进，谨慎缓慢；北线李仙洲的部队却孤军冒进，快速深入。由于深入到解放区内部作战，国民党军官兵开始尝到种种苦处。莱芜地区的共产党地方政府组织起十万百姓，对国民党军必经的交通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老百姓虽不能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他们把自家门前的道路破坏掉是轻而易举的——连续七个昼夜，老百姓采取了分段包干办法：“敌人在哪里修，就在哪里破，敌人修到哪里，就破到哪里，敌人白天修，我们晚上破。”由于交通线中断，李仙洲的部队越往解放区内部走补给越困难。北线的国民党军走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一字形。对于陈毅和粟裕来讲，战机终于出现了。而捕捉北线的战机就意味着：秘密移动北上，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歼灭北线的国民党军一部甚至大部，以瓦解敌人南北夹击的态势，消除来自侧后方威胁。那么，前提是必须放弃临沂。鲁南的初春，形势动荡，人心浮动。
　　一个已经投诚共产党军队的前国民党军将领再次倒戈。
　　郝鹏举，现年四十四岁，河南阌乡（灵宝）人。一九二二年参加河南督军冯玉祥的部队，曾任冯玉祥的机要传令员。一九二六年被派往苏联的基辅军官学校和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先后任开封西北军官学校上校大队长和第二十五师炮兵团长。一九三〇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大战，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军官第一次倒戈，背叛了培植他的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当冯玉祥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后，他被任命为由西北军改编的第二十五路军少将参谋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投奔了在西安的胡宗南，靠着“聪明机灵，能说会道”，很快当上了第二十七军参谋长。国民党军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一九四一年，自感前途渺茫的郝鹏举索性到南京投奔汪精卫伪政府，先后出任伪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汪伪政府训练部次长、参赞公署武长官等职。
　　但是，随着日本战败趋势的日益显现，特别是共产党新四军坚持不懈的策反，郝鹏举又一次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在投奔蒋介石还是投奔共产党两条路之间徘徊不定。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为扩充军力大量收编伪军，蒋介石任命郝鹏举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的命令到了，虽然他对蒋介石存着巨大的戒心，并依旧暗中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但蒋介石的任命究竟还是让他喜出望外。可是，不久之后他便发现，虽然他又送汽车又送金条，蒋介石的嫡系们还是对他和他的部队态度傲慢，常常以“惩办汉奸”的口气敲诈勒索，不但克扣他们的军饷，甚至连武器弹药也拒绝补充。更让他感到岌岌可危的是，一九四五年秋，他的部队被调到津浦铁路沿线，成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前锋，而这无异于让他这种国民党军中的杂牌军变为炮灰。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共产党人的军事压力下，甚至是在陈毅将军亲自晓以利害下，郝鹏举率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两万人投奔了共产党。虽然，已经背离了国民党军，但郝鹏举，始终把自己的部队当成一份“财产”，一个与人民军队“平起平坐”的特殊团体。他一面公开宣传自己决心和共产党人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但同时，因为害怕共产党在落实国共签署的整军方案时，对他的部队进行整编，所以又在官兵中煽动对共产党的不满，要求他的部队“官不离兵，兵不离官；总司令不离全体，全体不离总司令；弹不离枪，枪不离身，动我们一人，就全体自杀”。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国民党军向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派人给郝鹏举送来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兼鲁南绥靖分区司令官的头衔，郝鹏举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认定这回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解放区都会被国民党大军铲除干净，这个时候自己再不改换门庭就来不及了。一月二十六日晚上，他率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当时鲁南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认为郝鹏举的举动足以抵消作战中的损失，称之为“还军于国”，“月缺重圆”。但是，准备领赏的郝鹏举立即发现，他在国民党军中地位更加低下了。参谋总长陈诚轻描淡写地告知他，答应他的第四十二军番号仅仅是个“号召”，“因为国军的战区和集团军番号均已取消”。所以，他只能“用鲁南绥靖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部队。同时，陈诚命令他立即参加与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的决战。
　　就在陈毅和粟裕已经决定放弃临沂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华东野战军二纵发起了围歼郝鹏举北进部队的战斗。战斗进行得果决而迅猛，到第二天结束战斗时全歼郝鹏举的两个师，俘敌六千多人。战斗发生的时候，虽然围绕在华东野战军周围有国民党十几万大军，但是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来援救郝鹏举。他从战场上狼狈溃逃时几次从马上摔下来，直至把脚摔坏。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脱下军装，换上了百姓的衣服，当他准备派人向陈毅乞降时，被共产党官兵包围了，那一刻他大喊：“我脚疼！你们辛苦了！我早就说不打了，打什么呢？”
　　共产党军民准备撤离临沂的前夕，郝鹏举被押到陈毅的面前。他抢先说自己“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陈毅厉声道：“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十一天，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力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郝鹏举大喊：“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
　　不久之后，当山东的敌情进一步严重，中共华东局决定将之前历次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全部北撤时，为防止意外，负责押送的干部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将郝鹏举处决了。郝鹏举就这样在一片漆黑的无名野地里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俘后被处决的国民党军将领。
　　事后中共中央追查此事，陈毅主动承担了责任。野战军主力放弃临沂北移，由于作战计划和意图不能详细对部队传达，很多官兵对避敌不战感到十分困惑。而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首府，大批机关和政府人员也要同时撤离，原来为在南线与国民党军决战准备的粮草和弹药等大批物资，千辛万苦地转运到这里，现在这些物资还要跟随主力北上转运，路程遥远，困难重重。当部队离开后，临沂地区的贫苦百姓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为了在国民党军到来的时候不至惊慌失措，老人、孩子、妇女不受地主还乡团的残酷报复，地方党组织事先组织农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坚壁清野，把财产和粮食统统藏起来，有的村庄甚至还举行了人员的转移演练。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一百四十多公里。鲁中山区道路崎岖，雨雪严寒中，华东野战军十几万官兵夜行晓宿，以最隐蔽的方式连续行军。沿途的地方党政部门尽全力保障着大军的食宿和交通——这是一幅连共产党官兵都没有见过的壮观景象：在蜿蜒不断的大军的两侧、身后，甚至是前面，由贫苦农民组成几十万随军的人流浩浩荡荡地向前滚动。他们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或者是用自己的肩膀，把部队作战需要的多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和物资全部承载起来，部队前进一步，他们便跟随前进一步。他们的家乡可能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他们的父母妻儿可能正在深山中躲避，他们的家可能已被地主还乡团挖地三尺或者放火烧毁，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并不特别地牵挂，因为他们的土地、粮食，甚至娶上的媳妇生下的娃，都是共产党来了之后才得到的，他们相信只要共产党还在，一切都会再有的。他们已经铁了心将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愿意与共产党官兵分享好日子一样，他们同时也心甘情愿与自己的部队一起承受苦难，一无所有的他们走向战场时镇静而从容。二月十五日，华东野战军主力秘密北进后的第五天，阻击牵制南线国民党军的部队撤出了临沂。
　　共产党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陷落，令国民党方面大喜过望，这一事件被渲染为内战以来“最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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