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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六月八日晚，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部的追击部
　　队距毛泽东所在的王家湾仅隔一个小山头了。无论任弼时如何急切地催促，毛泽东就是不肯动身。毛泽东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凑在一起紧急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既然他要看到敌人才走，是否可以找一个同志留下来替他看？
　　毛泽东听到这个建议后，问三支队副参谋长的汪东兴：“敢不敢留下来等着敌人？”
　　汪东兴说：“主席让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不看到敌人我不离开。”
　　毛泽东说：“给你一个排，看到敌人再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九日凌晨三点，毛泽东终于离开王家湾，在大雨中顺着村后的小路一路向西。
　　在陕北的黄土沟壑中来回转移的共产党中枢，与其所指挥巨大规模的战争完全不成比例，相比之下，这个小小的指挥部就像一支深陷困境的孤独的游击队。山路泥泞，毛泽东浑身被雨淋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沟摔死了，警卫战士摸黑爬下山把电台拖了上来。山头的那一边枪声不断，警卫战士看见山头上人影绰绰，那是刘戡的电台测向分队正举着天线侦测毛泽东的电台方向。
　　天蒙蒙亮的时候，毛泽东走上了一条简易公路，他问身边的王家湾村民兵队长老白：“附近有什么村子？”
　　老白说：“最近的村子叫小河村，但距离公路太近，怕不安全。”
　　毛泽东说：“就进这个村。”
　　毛泽东本想在小河村休息一下，至少把衣服烤干，但警卫战士刚把电台架设起来，侦察兵就报告说，刘戡的部队正朝着这个方向迂回。
　　一行人向西转移。
　　此时，刘戡正坐在王家湾村毛泽东曾住过的那间窑洞里。他的部下抓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娃。被吊在树上的老汉紧闭双眼，滚在泥水里的女娃尖声哭叫，但刘戡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去向的信息。
　　大雨断断续续。
　　远处的山沟里和山头上，国民党军追兵的人喊马嘶之声清晰可闻。“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毛泽东一行在敌军的缝隙中绕来绕去。十日早晨天亮时，到达靖边县天赐湾村。
　　火升起来，人们忙着做饭和烤衣服，但是侦察兵的报告又来了：刘勘的部队已经越过小河村追过来；另一支国民党军追兵，董钊的整编第一军也自南而来，两支追兵现距天赐湾都不足十公里。机枪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人们迅速收起电台，紧急准备转移，警卫战士被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跑向村外，连毛泽东的内卫排也被派出去侦察了。
　　雨过天晴，刚刚露出的太阳瞬间就成为一轮烈日，撤出天锡湾的毛泽东走进一条山沟里。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然后，毛泽东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敌人“十二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没有人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毛泽东开始开列他的一系列理由：一、老百姓不喜欢国民党军队，不会对他们说实话，别看他们追得凶，实际上刘勘和董钊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二、他们从延安和安塞来，是为了执行蒋介石部署的袭击小河村的命令，他们既然已经占领了小河村，就算执行了命令也完成了任务了，他们只要能向蒋介石交差就行。三、他们只带了四天的口粮，走到小河村就吃光了，老百姓又不给他们，他们不撤退大队人马吃什么呢？四、我们现在位于胡宗南与马鸿逵防线的结合部，他们俩人向来钩心斗角，都想保存实力和削弱对方，他们谁都不会到这个结合部来和我们真枪实弹地打。
　　十二点刚过，各路侦察分队纷纷报告说，追兵顺着山沟向保安方向去了。
　　毛泽东一行在天赐湾住了七天。
　　电台架好之后，毛泽东给各解放区首长发了平安电报：“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勘率四个旅至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此时，内战爆发整整一年。
　　国共双方都称已取得战争胜利。
　　国民党方面的舆论认为，经过一年的战争，共产党人丢失了绝大部分城市和几乎所有的重要交通线和交通枢纽，国民党军已经深入到共产党解放区的内部，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首脑机关都已被赶到乡村野外。即使在残存的共产党解放区内，也因为土地面积的减少而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困难，特别是自然灾害不断，几乎导致经济的崩溃。“共产党是否失败了？”
　　中国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世界舆论就这个问题作出大量评述，似乎都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打了胜仗。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这么认为。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占领大城市的结果，仅仅是得到了一些“空荡荡的大楼和美国的大号新闻标题”，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为此“损失了有生力量”。
　　朱德声称，共产党军队要放国民党军进入大城市：“我们放他们进来，他们驻在城市里，一派队伍出城要粮，我们就把他吃掉。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收复城市。”
　　国际舆论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褊袒国民党政府的话，也因地缘文化的差异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计算方式。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来，始终在以这种计算方式来衡量着自己的得失。内战爆发一年，共产党军队总兵力由内战爆发时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九万两千人，野战军兵力从六十一万人增加到九十二万六千人；而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内战爆发时的四百七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兵力从两百万人下降到一百五十万人。共产党军队兵力的增加显然受益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青年农民的参军热情，同时得益于相当数量被俘国民党士兵的立场转变。
　　由于战争规模巨大，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沉重的战争负担让国民政府感到了空前的财政压力。抗日战争结束时由于得到美国大量的装备、物资和资金而实力充足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四七年，美国资本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这些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一起控制着中国经济，民族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萎缩，全国的工业产量在一年中急剧下降了近百分之四十。在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农村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生活悲惨，大量的农民逃离土地而选择流浪。一九四七年，仅河南、湖南和广东三省弃耕的农田就达五千八百万亩以上。
　　经济的恶化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法币十四万亿元，而支出却高达四十三万亿元。内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发行量是三万七千亿元，而到一九四七年便猛然增到三十三万亿元。以至中国的印刷厂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印刷量，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印刷厂协助印刷。货币的大量发行引起物价飞涨，物价平均价格已是抗战胜利时的六万倍。有人因此推算出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百元法币的购买力演变过程：一九三七年可以买两头牛，一九四五年可以买两个鸡蛋，一九四六年可以买六分之一块肥皂，一九四七年只能买到一颗煤球。
　　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抗议风潮四起，抗议的内容多是“反饥饿”、“反内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舆论，谈论最多的还是国共双方军队的士气。
　　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是士气问题。而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问题有如下描述：
　　……当敌人是日本人的时候，不断的打仗似乎还有些道理，而这是打中国人的时候，就没有多大斗志了。这种士气的消沉，似乎反映军队中并不了解内战究竟为了什么。而在某些场合，他们就容易接受共产党要他们放下武器的呼吁。
　　美国记者葛兰恒访问了设在山东半岛深山里的一所“解放军官招待所”——实际上就是一所战俘营——“招待所”里住着五十多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到达“解放军官招待所”需要步行穿过许多险峻的山谷和隘口。这里是一个极其秘密的地方，也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犹如香格里拉的缩影”。八间房屋分布在两个院子里。还有一个院子里是俱乐部和食堂。窗户上都安了阻挡蚊子的纱布。这里吃的不错，每天有两斤四两粮食，两斤半蔬菜，每个月有四斤肉，而负责警卫这里的共产党干部和战士一律吃粗粮和咸菜。这里甚至还可以享受到“一个小小的奇迹”，即两个“与人体一样大的外国搪瓷洗澡盆”，澡盆是共产党官兵靠人力千辛万苦才运进山里的。这里禁止使用“战俘”或“犯人”这样的字眼儿，被俘人员一律被称为“解放军官”，他们的被俘日被称为“被解放日”。他们由一个自己民主选出来的委员会管理自己，“只要他们不捣乱不逃跑，就会享受到充分尊重，有充分的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这里的学习安排得十分紧张，内容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比较”等等。——只有一位将领不愿意参加学习，他就是原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马将军除了学英语外，顽固拒绝学习任何别的东西。”
　　倔强的马励武将军终于愿意与记者交谈了。他首先对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改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只要坚持搞下去，必会取得更大的社会成果。但他对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前景表示悲观：“蒋介石本人知道战争必须停止，但是我认为他不会放弃战争。即使是错误的政策，他也会执行到底。因为他认为他就是政府，他必须维护他本人和国家的共同威信。而且，战争结束，他的事业可能也就结束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图在内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探询一下美国政府的立场。司徒雷登的具体立场是：中国的内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委员长绝不能再犹豫不决，要不宣布与共产党重新开始谈判，要不宣布共产党是武装叛乱集团已危害民族利益，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司徒雷登敦促蒋介石立即做三件事：一、采取紧急措施，发布宣言，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最近的和平建议”，应该让他们对中国人民负责；……二、政
　　府应该尊重公民的自由，“危机时期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否则政府不得人心，将为人民唾弃；三、委员长本人应该“游历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团结在新的运动周围”，一旦获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必“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或其他行动而担惊受怕”，同时还能“赢得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充分同情”。蒋介石接受了司徒雷登的建议。司徒雷登所建议的“新的运动”是什么？
　　随着国民政府连续宣布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个“新的运动”终于有了一个新名词：“戡乱总动员”。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对共产党“正式颁布讨伐令”的问题。结果与会者一致表示：“极应明令剿办，戡平内乱。”并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布了《励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训令》，之后，又颁布了《立即实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大纲》和《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史事办法》。
　　至此，无论是国内舆论还是世界舆论，一直以来对中国前景的种种猜测，终于有了明确答案，那就是战争。从这一时刻起，国共两党已经没有任何和谈的可能，共产党军队为保卫解放区而进行的战斗已被明确定性为“武装叛乱”，共产党已成为实现民主和实施宪政的最大“障碍和敌人”。——蒋介石的心情畅快了一些，因为该明确的事终于明确了，这样一来，消灭共产党的战争“就简单多了，对于民众的号召也便利多了”。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严重事件。
　　此刻，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又返回了靖边县的小河村住。七月二十一日，在小河村，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小河会议”。
　　天气热了，警卫战士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很大的凉棚，几乎把整个院子都遮住了。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之外，还有从前线赶来的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将领。所有人都坐在从百姓那里借来的板凳上。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一个考虑甚久的“战争时间表”，即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大约需要五年时间：“我们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这也用不着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三个月要解决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后来解放战争的历史证明，从毛泽东提出这个时间表开始，到共产党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其进程仅用了不到三年。毛泽东主张从现在开始，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尽管军事形势依然严峻，但改变形势的条件已经形成。战争不能按照蒋介石的计划继续在解放区内打下去，不能让战争使解放区民众的负担一日甚过一日，不能让土地改革后的解放区遭到彻底的破坏和毁灭。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共产党军队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这是一个惊人的决定。此时，共产党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依旧处在劣势，国民党军队占有其广大控制区内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美国政府继续对其进行着军事和经济的援助，战争所要的巨大资源的天平依旧在向国民党一方倾斜。国民党军队的三十一个旅压在陕北战场上，五十六个旅压在山东战场上，在东北战场也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兵力，而在这些区域里的共产党军队正在与国民党军队艰苦作战。——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对于共产党一方来说，战况好转的迹象并没有显露。那么，毛泽东主张的进行全面反攻的依据何在？大兵团离开解放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这一大胆设想的令人担心之处是：自创建以来就依赖根据地生存的共产党军队，一旦离开解放区人力物力的依托，离开了解放区民众的支援，粮食弹药如何筹措？支前民工从何而来？官兵负伤安置在哪里？遭到包围后往何处突围？从战争爆发以来的态势上看，蒋介石不正在处心积虑地要把共产党军队从其控制区里赶出来加以消灭吗？
　　毛泽东站在被连绵的黄土高原所环绕的小河村里极目远眺。
　　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时刻就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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