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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卫立煌到达沈阳。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卫立煌的上任心绪复杂。因为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是一个另类人物。
　　现年五十一岁的卫立煌，出生在安徽合肥东郊卫杨村，十五岁那年因家贫无以为生，应招到庐州军政府当兵，后进入湖北学兵营，结业后投奔粤军，成为孙中山的一名卫兵。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他升任第一军十四师师长，与他一起提升的还有第三师师长顾祝同。这一年的秋天，北方军阀孙传芳兵分三路渡过长江直指南京，卫立煌的十四师血战四昼夜，为保卫南京立下殊勋。但是，战后何应钦提拔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他仅为第九军副军长。——卫立煌不是黄埔出身，这是国民党军中称他为“嫡系中的杂牌”的缘故。蒋介石任用高级将领常以黄埔出身为标准，仅这一点就让卫立煌对蒋介石含恨终生。
　　虽然卫立煌与蒋介石有解不开的芥蒂，且在政治上他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出身贫苦的他必须为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努力，因此他的人生似乎已经无法与蒋介石剥离，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共同进退、荣辱相连的依附关系。
　　一九四五年初，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而总司令是北伐时就与他有间隙的何应钦。他十分不满，先是称病，不久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出国旅行考察。
　　一九四七年十月，卫立煌回国后，立即被蒋介石召见。蒋介石希望他接替陈诚，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挽救东北的危险局面。
　　卫立煌说：“修辞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蒋介石说：“他要是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了。”蒋介石选择卫立煌去东北的动因是：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能拼善打，以资历和声望论他能担当这个职务；而论人事关系，东北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都曾是远征军中的将领，而卫立煌统领远征军的经历令他在美国军界有较高的声誉，他的上任肯定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卫立煌犹豫不决。此时，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已有七十万正规军，地方武装将近百万，而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不足二十万，更为严重的是长春至沈阳、沈阳至锦州的铁路都已中断，这就意味据守在几个大城市里的国民党军都已成为孤军。蒋介石单独宴请了卫立煌，特别向他说明：如果不能挽救危局，卫本人没有责任；政府绝无放弃东北之意，三四月间将有三至四个军增调锦州；目前先派二十驾大型运输机专为长春、沈阳、锦州运送给养。
　　卫立煌决定上任。蒋介石的这番话感动了他：
　　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卫立煌的夫人对他决定上任东北十分恼怒，说人人都知道东北快要完了，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都看清楚，你为什么偏偏“去替陈诚当替死鬼”？卫立煌的回答是：“要革命就不能怕死。”没有证据表明，卫立煌在政治上倾向了共产党方面。从他的人生轨迹上看，只有他对蒋介石不满是真实的，而且是刻骨铭心的。作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卫立煌的政治胆量可谓惊人，他确实提出过参加共产党的要求。抗战时期，他曾向他的秘书赵荣声说：“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提出这个问题后，他要求赵秘书立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找林伯渠当面问一问。听了赵秘书转达的卫立煌的请求后，林伯渠的答复是：“卫先生若能作为一个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比他参加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更为有利。”
　　卫立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也许除了他自己之外别人永远无法得知。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卫立煌飞抵沈阳。卫立煌的战略是：固守沈阳，以待事变。
　　他说：“沈阳非长期固守不可！美国人是坚决反共反苏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
　　卫立煌认为，固守沈阳还是有把握的，因为他有足够的守备力量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况且，他知道林彪攻击四平的失败已证明共产党军队还不具备攻坚大城市的能力。固守沈阳的策略被卫立煌坚持到了极致：无论林彪打到什么地方，无论各地守军如何告急，甚至蒋介石一再电令催促他出击，他都一概不为所动。上任短短的二十多天，辽阳、鞍山和营口相继丢失，三个师的兵力损失殆尽，卫立煌眼看着沈阳由此成为一座孤岛。
　　鞍山失守的那天，蒋介石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一线，与原在锦州、山海关等地的部队连结为一体。
　　这个决定让决心“固守沈阳”的卫立煌大吃一惊。他上任之后，是把沈阳当成战略基地来经营的，各方面都下了很大的本钱，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全力保住东北的承诺。卫立煌无比愤怒，但又无法抗拒命令。他认为如果蒋介石坚持这样做，当然只有服从，但是把部队撤至锦州谈何容易？途中不但要跨越几道河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林彪主力的全力阻击，就目前东北国民党军的士气而言，很可能没走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保卫、各个击破的危险。”卫立煌建议郑洞国去一趟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利害，说服蒋介石收回决定，允许东北剿总固守沈阳，坚持到扭转战局的那天。
　　二十三日，郑洞国飞抵南京。蒋介石正在庐山休养。郑洞国又飞抵江西九江，换汽车到庐山脚下，然后乘轿子上山。在景色秀丽的“美庐”别墅，他终于见到了神情疲惫的蒋介石。郑洞国将卫立煌的请求陈述之后，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罢。”郑洞国赶紧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战胜解放军。”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
　　蒋介石忽略了一个事实：卫立煌不是黄埔生。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卫立煌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做出这一决定，从战略上讲，应该承认他的这一决定是富于远见的：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占据着个别大城市，相互的联系以及补给的道路几近完全中断，国民党军在东北扭转战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局势下，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即退守锦州、山海关一线，加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形状狭窄的“走廊地带”，这样既可以与华北的部队保持相互配合，彻底切断共产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还可以把林彪的部队彻底关在长城以外，以确保华北的安全。诚然，兵出沈阳南下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占领锦州的时候再出来要安全得多。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
　　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灭于东北地区。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
　　蒋介石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被迫同意卫立煌“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
　　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东北野战军接着就向四平下手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惨烈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东北野战军对四平的再次攻击，改变了国民党军两个高级将领的人生命运，这两个人是郑洞国和曾泽生。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争执令郑洞国倍感前途渺茫，因为在撤与守这一战略决策上拖延时日，“势必要将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葬送掉”。郑洞国萌生了从东北战场脱身的愿望。他以治病为借口，向卫立煌请假，得到了准许。但是，林彪部主力向四平的集结使卫立煌改变了决定，他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吉林相继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吉林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郑洞国自觉身为军人，在这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遂决定先飞赴永吉吉林部署撤退事宜。临行，他面见卫立煌，恳切建议“在放弃永吉吉林的同时也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吉林，向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吉林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壅塞。军特务营奉命维持秩序，以保证部队通过，但是路上积雪很厚，行进依旧缓慢。曾泽生没有按照上级的指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城外响起的巨大爆炸声只是在销毁不能带走的弹药。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先头部队过了河就炸毁桥梁，根本没人顾及后面的部队。跟随逃亡的地方官员和家属哭天喊地。财政厅长携带着大量钞票，由于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钞票被路上的官兵一抢而光。第六十军的突然出逃使林彪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东满独立师火速追击。追击的部队兵力有限，曾泽生亲自组织掩护战斗，结果只有落在后面的运输团遭到共产党军队的打击。第六十军侥幸撤进长春的时候，重武器和大量辎重都已损失殆尽，被长春守军新七军接应进城后，官兵们这才大大地松了口气。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没有人知道，第六十军自进入长春起便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日子。
　　尽管第六十军出逃了，四平还是要打。
　　四平坚固的城防还在，但国民党守军气数已尽。年初的时候，陈诚把第七十一军军部和八十七、九十一师调走了，四平城里只剩下八十八师和一些保安队，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人。八十八师师长彭锷对自己拥有的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很有信心，但官兵们的议论还是时不时地传到他的耳朵里：“四平是口没有盖上盖子的棺材，共军早晚要来打。”彭师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长春和沈阳的增援上。
　　卫立煌根本没有增援四平的打算。
　　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发动的四平之战没有任何悬念。三月十二日清晨，猛烈的炮火把四平城防打成一片火海，竟然连二十四小时都没用就结束了战斗，一万八千守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余人，其余的全部缴械投降。
　　有确凿的史料显示，到东北上任之初，卫立煌接到过一封绝密电报：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达到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乃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偕夫人出国旅行考察，在英国见到了夫人的表妹弟汪德昭。汪德昭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他一九三三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学生，也是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学生。受法国共产党员郎之万的影响，汪德昭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令汪德昭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不满竟然不加掩饰，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卫立煌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
　　汪德昭问：“那你就起义么？”
　　“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
　　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卫立煌上任东北后，邀请汪德昭回国到他身边工作。身为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舍弃优厚的物质条件，跑到遍地战火的东北，去做自己并不了解的军事工作，汪德昭究竟为了什么？汪德昭的职务是：东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可惜的是，汪德昭多年旅居外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素无来往。返国之后，找不到解放军这一方面的线索，倒不如以前在巴黎找外国共产党方便。”但是，卫立煌和汪德昭都清楚曾经有过的“回音”：“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此段史料出自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的回忆，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赵荣声是共产党派往卫立煌司令部的，那时他的名字叫任天马。
　　历史真是让人摸不透。
　　唯一明朗的是，自卫立煌上任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局势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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