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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是在没有多少战斗的情况下慢慢地陷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记述道，“二十万老百姓早已陆续溜出城，通过火线出去了。人民解放军收割了郊区的庄稼，并为附近农民运送庄稼提供了三千辆大车，城里颗粒未得。蒋只给他的部队空投粮食，而这些粮食还引起了部队之间的摩擦。六十军的士兵都是思念家乡的云南人，他们说大部分粮食都投给‘蒋的嫡系’，美国装备的新七军了。在长春每一个士兵都知道大势已去，但又不敢投降。他们的长官警告说‘共产党杀俘虏’。”
　　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围困之后，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搭乘美军飞机进入长春，他看见长春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广场的一头是个旧货市场，“买卖从医院和工厂偷盗出来的货物，以及官员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东西”。广场的另一侧是国民党当局专门处决犯人的刑场。“被处决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据说是共产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据说是间谍。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妇人，罪名是散布谣言。”处决时是在后面用手枪射击，“尸体向前扑倒”，围观的人们随即跑散。“在刑场的上方，高高悬挂着的蒋委员长的画像。画家把他画得咧着嘴，微笑着”。
　　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策略，并随即组成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任参谋长，统一指挥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四、三十五师，第六纵队十八师，独立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师和一个炮兵团，对长春实施严密封锁。
　　六月五日，林彪、罗荣桓、谭政联名下达《围困长春的办法》，其基本要义是：“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关系，使城外各地物资，首先是粮食、柴草、蔬菜等项生活资料，不流入长春，使守军得不到长市外围的供应。同时，应用炮火及高射武器控制空域，使国民党军飞机不敢低飞投掷和着陆，以此限制其空运。”长春周围二十五公里以内被划为封锁区，“除军事必须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为反对长春守军的人口疏散政策”，对从长春成内出来的市民“必须予以相拦”，“使守军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和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减少其粮食之困难”。但特别规定，对出城市民不得“殴打和开枪”，“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
　　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十万，被围困的国民党守军也是十万。
　　早在三月间，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认为：“蒋、卫之间在东北撤与守这个战略决策问题上僵持不下，拖延时日，势必要将在东北的这几十万军队葬送掉。”他向卫立煌请假，要求到北平治病，决意离开东北。然而，郑洞国没有走成。先是四平遭到攻击，接着永吉守军第六十军撤退长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和卫立煌的恳留下，郑洞国赴任长春，出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府主席。他后来回忆道：“从那时以后，直到这年十月长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过了一生最为艰难和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长春四面被围，物资匮乏，士气低落，民心浮动。
　　郑洞国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
　　对于长春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因为这座城市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因此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特别是城市中央的原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四座高大的建筑物，已经成为巨大而坚固的堡垒，不但有坑道彼此相连，而且厚墙铁窗和钢筋水泥的屋顶一般炮弹根本无法击毁。中正大街上的中央银行，外墙全部由坚固的花岗岩砌成，厚度达一米以上，内部存放有大量的弹药、粮食和淡水，还能自行发电，郑洞国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让郑洞国不放心的是长春的部队。
　　长春守军主力是新七军和第六十军。新七军是陈诚于一九四七年冬天以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为基础扩编的，算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全军兵力三万左右，军长是原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但是，在这个军所辖的三个师中，暂编五十六师的前身是伪满部队，被改编时全师虽有七千兵力，但战斗力很弱，师长为新七军原参谋长张炳言；暂编六十一师也是由地方部队改编的，兵力也有七千多，战斗力不比暂编五十六师强多少，师长是新编三十八师原副师长邓士富；新七军全军只有新编三十八师能打仗，这个师基本保持了抗战时期的老班底，兵力一万二千人，且装备精良，师长是新一军原参谋长史说——算得上是国军精锐的新七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可以指望。第六十军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全军三万官兵大多是云南人，自他们进入东北战场以来，在国民党军高层的眼中，这个军一直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先是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起义，接着在吉林地区的作战中一八四师残部和暂编二十一师大部被歼。经过整顿之后，以一八四师番号重组的部队，干脆被调到新五军去了。此时，第六十军下辖暂编二十一师，全师九千人，战斗力很弱，师长为陇耀；暂编五十二师，全师六千人，因为成分复杂，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师长为李嵩；一八二师为老部队，全师一万人，战斗力强，师长为白肇学。
　　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已是隐患，更严重的是，新七军与第六十军之间隔膜很深。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使云南籍官兵充满怨恨。两支部队的防区以长春市中心的中正大街为界，新七军驻守西半部，第六十军驻守东半部，两支部队共同驻防一城，不但互不来往，而且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竟然设置了岗哨，拉起警戒线，俨然随时可能交战的对手。为了稳定第六十军军心，郑洞国上任后，保荐曾泽生军长兼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郑洞国还严厉告诫新七军的军、师将领们，必须注意与第六十军保持友好关系，以在危难时刻能够同舟共济。
　　让郑洞国忧心如焚的还有粮食。
　　上任之初，他就命令部队抓紧采购军粮，但是长春内外已经无粮可买，这导致了军队到市民家中强行搜购。到了五月，长春守军共采购和储存一百五十万公斤军粮。新七军因为驻守的时间长，有家底；而第六十军刚从永吉撤入长春，只能现购现吃，购不到就向新七军借，新七军从自己喂马的饲料里给了第六十军一些大豆和豆饼。郑洞国派部队出击城外去抢粮食，一度打到长春三十公里外的地方，但很快又就被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不仅没有抢到一粒粮食，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都损失了部队，更糟糕的是大房身机场丢了，对长春的补给空运就此中断。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全市进行了一次户口清理和余粮登记，结果表明，无论守军还是市民，长春的粮食只能吃到七月底。
　　此时所有的迹象显示，林彪部并没有再次攻打长春的意图。
　　看上去，林彪是要等着长春自己气数渐尽。
　　空运补给断绝之后，守军出现饥饿现象。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六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诉说长春守军被围之艰苦境况，并请求派大军前来解围。蒋介石给六位师长每人都回了一封回电，内容大同小异：“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接着，蒋介石给郑洞国发来一封密电，命令他长期固守，叫他把长春市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再允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郑洞国找到市长尚传道。尚市长明确表示：“我不能办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尚传道最后说，即使把全市的粮食都收上来，“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
　　郑洞国决定不按蒋介石的命令办，他自己推出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准许市民留下能吃到九月的粮食，其余的粮食，一半卖给部队用作军粮，一半可以自由交易，但交易的时候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哄抬粮价者严惩。结果，粮食问题没有解决，投机倒把瞬间盛行，引起粮食价格一路飞涨。一斤高粱米的实际价格只有几元钱（东北流通券），但到三月价格就涨到千元。飞机空投的万元钞票已经不够用了，郑洞国不得不命令长春银行发行大额钞票，开始时每张价额一百万元，以后逐渐递增到五百万、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最后是一亿五千万。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到了十月已达到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的天文数字。
　　郑洞国不得不采用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来对付粮价上涨，到处抓不按政府制定的价格买卖粮食的人。但是，囤积和倒卖粮食的不是手中无粮的普通市民，而是守军中的上级军官、军需人员以及与他们勾结的不法粮商。郑洞国“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军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由于长春的物价比关内其他地区高出成百上千倍，于是，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开始大量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成千亿地汇款，这些钱在长春只能买到几斤、十几斤高粱米，可到了内地就可以换成几十两、上百两的黄金。当长春的生存岌岌可危之时，横财令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顿时成为巨富。
　　随着气候一天比一天冷，长春的燃料也面临危机。国民党守军开始拆民房，砍市内的树木，甚至把马路上的柏油也挖起来当燃料了。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出击，占领长春东郊强行开采煤矿，结果又被围城的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战斗中两百多名官兵被打死，其中包括暂编五十二师三团团长彭让。
　　战争中的受难者首先是平民。
　　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间，同时被困于长春的普通市民处境悲惨。郑洞国回忆说：“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为了减轻城内粮食的压力，同时也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制造混乱，长春规定一个警察要赶出去八个人，一个保长要赶出去三户人家，成千上万饥饿的长春市民开始拥向城东和城南的封锁线，巨大的饥民流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同时，这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把封锁线敞开，不但围城的效果会大大减弱，而且因为人流巨大无法甄别，国民党守军会随着饥民趁机而出；但是，又不能让真正的百姓饿死冻死。九月九日，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详细报告了几个月的围城给长春守军带来的巨大打击：大部分守军官兵每天只能用四两大豆维持。最近两个月，长春守军逃出来投诚的日渐增多，目前已经达万人以上，其中正规部队的官兵占投诚总数的一半以上。长春城内由于粮食已绝，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大量饥民开始向我军的哨卡冲击。一开始我军采取阻拦的政策，结果导致大量饥民停留在敌我警戒线之间。因为被赶出来的饥民的身份证件以及财物都被国民党当局没收了，他们已无法返回，几天之内这个中间地带便饿死两千多人。
　　为了饥民的生存，我军三天内收留了两万多人，但顷刻之间，双方警戒线中间地带又被大量饥民塞满。经过反复地研究，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十一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电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唐天际、解方：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放行开始后，长春饥民蜂拥而出。为收容这些饥民，围城指挥所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数十个收容所。鉴于不少饥民见了馒头拼命吃被胀死的教训，收容所规定一开始只能供应稀饭，然后再逐渐增加馒头。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期间，共向百姓发放救济粮四千多吨，食盐五万多斤，救济金六亿元。关于一九四八年夏秋，长春市民在围困中的死难数字，长期以来说法不一。根据有关数据统计，长春在伪满“定都”时人口六十万左右，抗战结束后减少到五十万。内战爆发后，地处战场的长春动荡不安，城内人口不断外流，一九四八年初的统计人口约为四十万，其中包括十万国民党守军和家眷。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尚未形成合围封锁之前，长春人口再次大量外流，普通市民从陆地上跑，地主官僚们乘飞机跑，长春市人口减少至三十万左右。这一数据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全国解放战争史》中提供的“居民约三十万”的数据相吻合。自东北野战军采取放行政策之后，长春出城饥民约二十万，到长春解放时，长春市民统计人口约为“五六万人”。因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后来在回忆录中提供的数据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长春市民可以出城，但是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度日如年。
　　进入八月，长春守军除了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两支主力部队每天有几两高粱米和大豆之外，剩下的四个师只能发代替口粮的代粮金。由于无粮可买，发的钱只能买到一根黄瓜，于是只有熬菜汤喝。卫立煌尽最大努力向长春实施空投，空投的粮食总数约有五千多袋，够十万守军维持两个月，但是其中三分之一落在了城外，剩下的经过长官贪污倒卖之后，真正到士兵饭碗里的所剩无几。
　　饥饿的长春守军开始收到各种各样让他们心情异样的东西：《蒋军官兵投诚通行证》、《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等等。饿得两眼昏花的守军官兵没有心思了解解放军要“漫谈”什么，但是这些传单上的内容还是让他们夜晚辗转反侧。解放军向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三条路：一、困到最后饿死病死，然后城破被歼；二、如果指望向沈阳突围，路上要经过许多解放区，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广大的翻身农民正在等着歼灭你们；三、举行反蒋起义，走革命的光明之路，这样到了解放区可以分到土地，还可以工作和学习。在这些宣传单中，有一些被称为“慰问袋”的东西：一个布袋子，里面除了装宣传品外，还有一个馒头，或者一块烙饼以及其他零星的生活品。袋子送到前沿之后，让守军官兵自己过来拿，或者让老百姓送进去发给守军官兵。中秋节的时候，慰问袋里竟然还有月饼。在送给第六十军官兵的慰问袋里，包月饼的纸上写有这样一首诗：“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长春四周的喊话声此起彼伏。白天还有长官监督，可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解放军官兵通过自制的土喇叭“老乡”、“兄弟”地彻夜呼喊，甚至指名道姓地喊着某位军官或某位士兵的名字：“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为谁？”“出来吧，我们发路费让你回家！”“为什么云南部队和嫡系部队的生活待遇是两个样子？”“我们这里的肉包子管够！”
　　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悄悄跑到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来。第六十军跑过来的最多，开始是零星的官兵，后来发展到集体投诚，跑过来的整班有五十七个，整排有十个，整连有三个。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一个团长的妻子和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孩子跟随饥民跑了出来，解放军官兵很好地安置了他们，还让他们带着食品送进城去。李嵩的弟弟对哥哥说：“共产党军队很仁义！”
　　在第六十军里，最痛苦的是军长曾泽生。
　　长久地徘徊之后，曾军长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师长，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请他们立即到军部来。
　　曾泽生说：“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如何办。”
　　陇耀师长性格直率，他已经察觉出了什么，所以痛快地表示：“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性格沉稳，他表示要寻找个万全之策。
　　曾泽生将带领第六十军起义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左右。
　　此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包围义县并开始了外围战斗，沈阳的卫立煌正在为是否将主力从沈阳派往锦州方向的旷野之中犹豫不决，锦州的范汉杰在大军压境之际打来的电报除了沮丧就是绝望。于是，无论对在围困中煎熬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来说，还是对渴望解放长春这个东北重要工业基地的共产党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就这样来临了。长春城中寂静沉闷，路灯下哨兵的身影清冷孤寥。
　　陇耀立即表示拥护：“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的表情极其痛苦，他最后建议：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官兵解甲归田。他说：“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确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
　　两个师长当即争论起来，焦点是：第六十军是否调转枪口对准蒋介石。争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时仍然没有统一意见。
　　两个小时后，心绪复杂的曾泽生去了白肇学的一八二师，看见白师长“满眼血丝”，仿佛在生一场大病，白师长告诉军长：“从你那里回来后，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曾泽生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过，你知道吗？”白师长悲愁地说：“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曾泽生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白肇学毫不犹豫地说：“更坏！”曾泽生趁势进一步逼问：“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起义呢？”白肇学默默地望着曾泽生，突然，他抓住军长的手说：“钧座，我赞成你！”
　　尽管蒋介石对滇军一直多有防范，但在东北战局岌岌可危的时刻，他对他的一个军长和两个师长秘密谋划起义之事竟然毫无所知——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的云南人，与酷寒中的东北地区的战事纠缠在一起，是国共内战中一件令人感叹不已的往事。在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军至少有两个军的数万云南官兵被困在东北战场上，一个是长春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另一个是锦州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
　　出生于云南永善的曾泽生，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抗战时期就在第六十军供职，从团长升至师长。抗战结束后，滇军被整编为两个军，即第九十三军和第六十军，曾泽生因廉洁自持的品行和治军有方的才干，战胜了包括“云南王”龙云的儿子在内的对手，升任第六十军军长。滇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自北伐起就一直处在貌合神离的状态中，滇军首领从来都警惕着蒋介石对云南的蚕食。抗战胜利后，一个消息令滇军官兵兴奋异常，重庆国民政府命令滇军部队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本来以为这是云南人的巨大殊荣，谁料正当滇军跋山涉水朝越南开进的时候，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突然进入昆明，包围了“龙公馆”，并向留守云南的滇军发动了攻击。龙云被软禁在南京，已经进入越南的滇军奉命从那里直接去东北作战。龙云托人带话给曾泽生：“蒋介石让滇军去打八路，一是不去，不能不去的时候也要留个心眼，保存好实力就不怕老蒋。”滇军官兵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开赴遥远而寒冷的东北的。
　　自从到达东北战场，第六十军永远被部署在第一线，不断地受到林彪部的打击，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屡屡见死不救。一九四六年五月，一八四师就是在孤守无望、等援无望的情况下在海城起义的。自那以后，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了滇军内部存在巨大的反叛可能，为此，他曾派蒋经国专门对第六十军进行了一次慰问，还不断地给曾泽生发来称兄道弟的亲笔信。但是，这一切还是无法排遣云南人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和对家乡的思念混杂在一起，令在东北作战的云南官兵没有一天不在想解脱的出路。
　　十月三日，因为等待援军无望，而再拖延下去，困守中的部队只有待毙。郑洞国遂命令“拼死向沈阳突围”。清晨，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开始向长春西郊突击，两个小时后部队被打了回来。第二天，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编三十八师再次出击。新七军军长李鸿来到第六十军前沿指挥所，曾军长对李军长说：“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谁知李鸿也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悲观：“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盘算，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也就散了！”尽管国民党军炮火依旧猛烈，但就是无法推进到东北野战军的封锁前沿，郑洞国这才意识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
　　十日，蒋介石给郑洞国空投下紧急公函：“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也有部队在路上接应。”郑洞国立即通知两个军长前来商议。但是，新七军的李军长说他病了，而曾泽生坚决反对突围：“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既然两位军长是这种态度，郑洞国只好把将领们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十五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来。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下一封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
　　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十月）灰（十日）电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而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日（十五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不突围是死，突围也是死，横竖都是一死，不如落一个坚决执行命令的军人名声。郑洞国决定：十六日晚准备，十七日“四面出击”，十八日开始突围。
　　这是令曾泽生焦虑不安的一天。十四日，他已将与共产党方面联络的人派出，预定的返回时间是十五日，但是直到十六日中午还没有消息。而目前的局面是，第六十军必须在十八日前起义，否则就要跟随郑洞国突围。一旦长春近十万守军四面出击，混战不可避免，那时候就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命运。坐立不安的曾泽生一直等到黄昏时分，派出去的联络人终于平安返回，带回的消息是：共产党方面接受第六十军起义。
　　曾泽生来到暂编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都被召集起来，曾泽生在陈述了滇军被歧视和排挤的往事以及目前长春守军的困境后，问大家应该怎么办。有人说“军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曾泽生坚持让大家发表看法：“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又有人说可以向沈阳突围，曾泽生说：“我们走不到沈阳，就会被消灭。”突然，一个军官喊：“咱们起义！”大家惊恐地回头看这个军官，又转回头看他们的军长，曾泽生等了一会儿，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你们同意起义吗？”满屋子的军官齐声回答：“同意！”这时候，陇耀师长站起来说：“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钧座下命令！”曾泽生说：“立即向新七军布防。”
　　曾泽生接着去了一八二师，他对军官们说：“暂编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大家一致说：“起义！”曾泽生随即命令一八二师同时向新七军布防。他对白肇学师长说：“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抗拒——这是一群在异乡饱受苦难的云南人。
　　第六十军中还有一个不是由云南人组成的暂编五十二师。曾泽生以开会为名把师长李嵩和三个团长叫到军部，云南士兵们的枪一下逼住了他们：“和我们一致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你们，然后剿灭全师！”李嵩用电话把副师长和副团长们都召来，他拉着副师长欧阳午的手说：“起义！起义！别拿脑袋开玩笑！”
　　但是，下午，欧阳午还是给郑洞国打了电话。郑洞国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他知道暂编五十二师和其他两个来自滇军的师素有矛盾，因此认为这也许是第六十军内部发生了矛盾，暂编五十二师在故意夸大其词。郑洞国没有在意。然而半夜，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跑来报告说，半个小时之前，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第六十军在与新七军的分界线以东加强了兵力，给他们打电话，总机说通往第六十军的电话线在三个小时前被拆除了。
　　如果第六十军起义，长春将有一半城区即刻被解放军占领，那么突不出去的新七军必定面临厄运。
　　十七日拂晓，郑洞国终于接通了第六十军的电话，第六十军新闻处长在电话里对郑洞国说：“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了。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郑洞国要求与曾泽生通话，被拒绝了。但是，郑洞国特别记住了曾泽生转告的另一句话：“决不向您开第一枪。”
　　清晨，长春所有的军政要员都来到郑洞国这里，众人正在商议对策的时候，第六十
　　军政工处长来了，送来曾泽生的一封亲笔信：
　　桂庭（郑洞国，字桂庭）司令官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甚幸，地方甚幸。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
　　曾泽生敬启
　　郑洞国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这一天，曾泽生就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向全国发出通电：
　　全国各团体、各报馆转各界同胞钧鉴：
　　蒋介石以权诈盗窃国柄，钳制民意，词严恫吓，假行宪之名，愚弄天下，对外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献媚于美帝国主义；对内不惜摧残国本，制造反人民战争。吾人经八年之艰苦抗战，创痛剧深，莫不希望和平，方冀产生民主政府，建设自由、平等之新中国。讵料蒋介石贪残险狠，倒行逆施，光复以还，变本加厉，时至今日，蒋区人民流离颠沛，水深火热，而蒋政府及其所属官吏之一起贪污腐化行为，会愈积极置国家民族之生死于不顾。吾人出关以来，举凡接收统治人员之贪污狼藉，东北同胞之流离失所，身经目击，为之疾首痛心。尤以今日之长春，死伤枕藉，饿殍载道，推源祸首，实由蒋家集团祸国殃民流毒所致。吾人至此，实已忍无可忍。为争取国家生存及人民生活，誓高举义旗，齐集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参加人民阵线，拥护土地改革，与全国反蒋革命军民携手同心，打倒蒋介石，彻底肃清美蒋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民主、和平、富强之新中国！明及履及，终始此心，在维鉴领。
　　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及全体官兵同叩
　　十八日，郑洞国决定突围的时间到了，但没有任何部队执行这个命令。
　　沈阳方面派来掩护突围的飞机飞临长春上空，飞行员报告说看见大批部队正向城外走，请示如果是第六十军是否可以实施轰炸。郑洞国的回答是：“算了吧。”
　　曾泽生的第六十军陆续出城，东北野战军接管了半个长春。
　　出城后的第六十军官兵远远就闻见了久违的饭香，解放军官兵已经为他们准备了白米饭和猪肉炖粉条——几个月后，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改编命令发布之后，全体官兵都换上了东北野战军崭新的黄色棉军装。十九日，郑洞国接到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的通报，说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全军放下武器。郑洞国厉声骂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新七军放下了武器，意味着整个长春将被东北野战军占领。
　　此时，在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的地盘，就只剩下郑洞国所在的那座孤零零的中央银行大楼了。
　　杜聿明代蒋介石发来电报，说将派直升机接郑洞国出长春，问市内还有没有可以降落的地点。郑洞国回电说：“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独自待在房间里的郑洞国想及自黄埔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参加古北口抗击日军的血战，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会战，参加中国驻印军队反攻缅北战役，在亚热带崇山密林中艰苦鏖战十四个月，身为军事将领多年征战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万念俱灰。二十日晚二十三时，他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十月十九日下午七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十月十九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五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十月二十日二十三时亲印。
　　二十一日凌晨，跟随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事先与解放军达成协议：中央银行守军朝天开枪，做出猛烈抵抗的样子。枪声大作中，大楼里的郑洞国认为最后时刻已到，他穿好军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杀，但发现手枪没有了。正在寻找的时候，几个卫士把他抱住，时任吉林省府秘书长的郑安凡跪在地上恳求他不要走绝路，副参谋长杨友梅接着走了进来，请郑洞国“下去主持大计”。郑洞国下到楼下，看见解放军官兵已经布满大楼前厅。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哈尔滨公报》：
　　于长春放下武器之蒋军第一兵团及新七军全体高级将领，近日已安抵解放区后方。其中主要者计有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立克，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六十一师师长郑士富、副师长宁伟等将校军官百余名。人民解放军为欢迎他们放下武器，特派员沿途妥加护送并予以优待，其家属与所有随从人员及全部行李财产均一路同行。他们一路上看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群众庄稼丰收情景，均感到极其新颖，大部表示愿在解放区参观。昨日路经我第一兵团司令部时，一兵团各首长均先后予以接见，并于今日上午设宴招待郑洞国等。新七军军长李鸿，因正在患病，昨日以专车送往后方医院休养治疗。
　　一九五0年，郑洞国去上海就医路过北京，当年围困长春的解放军将领萧劲光和萧华请他吃全聚德烤鸭，他们希望郑洞国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完全尊重他个人的意愿。郑洞国后来回忆说：“共产党人这种恢宏大度的胸襟，使我非常感动和钦佩。”在上海养病期间，他提出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请求，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郑洞国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他接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柬。毛泽东和郑洞国同为湖南人，他操着郑洞国熟悉的乡音与他谈天说地，并且亲手给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谈话间，郑洞国突然问了一句毛泽东不知该怎样回答的话：“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郑洞国直到离世一直保存着一本一九四八年他刚到解放区时得到的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他认为毛泽东写得最好的文章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朗朗地笑了，最后他回答郑洞国：“……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一九四八年，东北雪花飘落的时候，国民党军只剩下一个兵力空虚的沈阳以及在沈阳以北呼啸的寒风中进退两难的数十万官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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