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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夏天是闷热的，顾小梦有些昏昏欲睡，她洗了把脸，想上楼去睡一会儿。但真上床睡了也睡不着，只好懒洋洋地翻看了几本《看客》电影杂志。不知过了多久，她起床来到窗前，恰巧看见父亲正起身与来人作别。那人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抚着父亲的肩，不时轻拍着。从父亲的表情看，有点无奈，又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
　　最令顾小梦吃惊的是，父亲进屋看见女儿，那一向开怀爽朗的笑声没有了。她问来人是谁，父亲也是语焉不详，敷衍了事。怪异还在继续，吃晚饭时，父亲竟然用不停地给女儿夹菜代替了父女间素有的交谈，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母亲撒手人寰，两个哥哥都在国外，顾小梦是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做父亲的对女儿便多了一份溺爱和纵容。因此养成了顾小梦任性娇蛮的脾气。在顾小梦眼里，父亲比宋妈还少了一份威严。顾小梦对父亲的反常颇为不满，发问又得不到切实的回答，一气之下，丢了饭碗，气鼓鼓地上楼去了。
　　父亲吃完饭，上楼来看她，她终于爆发出来，对父亲大声嚷嚷： “来了一个黑衣丧门星是不是？把我们家搅得像个殡仪馆，难道他是阎王爷不成！ ” 面对女儿的无礼，父亲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气馁地耷拉下头，沉沉地坐在女儿面前幽幽地说： “孩子，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
　　女儿振振有词： “是什么就说什么！ ”
　　父亲拉起女儿的手，连连摇着头，欲言无语。顾小梦多少看出一些不详，握紧父亲的手： “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叹口气，闭着眼说： “天塌下来的事。 ”稍顷，父亲又睁开眼，表情严肃地说， “梦儿，天塌下来了爸爸还可以用万贯家产为你再撑起一片天空，可是这回……爸爸……帮不了你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听他的。 ”
　　顾小梦霍地站起来： “你是说下午那个人？”
　　“嗯。 ”
　　“他是什么人？”
　　“他是小喽罗一个，关键是他代表的人。 ”　“他代表谁？”
　　“我们国家，这个破碎的国家” ——
　　【录音】
　　“嗯，父亲告诉我那个人姓宋，是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官职不高，上校军衔，但他身上有本证件是见官高一级的。这就是当时的军统，戴笠时代的军统，权力大得可以把太阳遮住，可以让你成龙上天，也可以叫你变虫钻地。据我所知，多年前，父亲曾与戴笠有过一面之交，那时抗战还没有爆发，但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纠纷不断，军统的人四处招募同党，安插亲信。父亲是做军火生意的，跟军方接触比较多，戴笠有心想拉父亲加入军统为他当耳目。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好差使，弄不好要鸡飞蛋打，就没同意，付出的代价是给了军统一大笔钱。是破财消灾，花钱买个自由身的意思啊。当时军统还没有后来那么膀大腰粗，戴笠也没有后来那么飞扬跋扈，他收了钱，和父亲保持了一定的交情，有事打个电话，没事一般不联系。这次宋处长来访前，父亲就已经接到戴笠的一个电话，说是有要事相商，专门派了一个人来面谈。
　　就是说，宋处长其实是代表戴笠来的。
　　我父亲以为，所谓的有要事大概就是来跟他要钱要物的。抗战爆发后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而军统的开支一向很大，很多钱物只好从民间搜取。哪知道，宋处长却给父亲带来了一大笔钱，奇怪吧？事情蹊跷，必有隐情。说白了，戴笠这次不是来找父亲要钱的，而是要我父亲的名和人为军统做事。做什么呢？就是用这一大笔钱去买一架飞机，以父亲的名义送给大汉奸汪精卫，以博得汪贼的信任。当时汪精卫正在武汉积极筹备伪政府，军统需要有人打入到汪精卫身边去，戴笠看中了我父亲，就是这样的。
　　我父亲是铁匠的儿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富豪，一是靠乱世，乱世出英雄嘛，二是靠他独到的生意经和在交际场上高超的平衡能力。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做生意的天才，这种天才主要体现在他与官方、政界相处时善于把握分寸和机会。中国的商人要是不跟官方搭伙，生意是做不大的，古往今来一向如此，大陆和台湾都一样。但搭伙过了头，像到了胡雪岩那个程度，以商从政，商政不分，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弄不好要两头落空，生意做不成，官也当不成，一败涂地。我父亲始终记住自己是个商人，与官方、政界保持着应有的关系，也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若即若离，亲疏有度，分寸把握得很好。八面玲珑，才能八面来风，这就是父亲的生意经。现在，戴笠要他为党国效劳，变成个地雷去埋在汪贼身边，这对父亲来说当然不是件乐意的事。但事关抗日救国的大业，父亲只有答应，没有退路——不可能再像上次一样花钱买一条退路走。我父亲见多识广，看云断雨的能力比谁都强，他从戴笠私自备钱而来就已经看出，这次戴笠不会给他退路走的。既然这样，父亲没有什么犹豫，干脆地答应下来了。
　　问题不在我父亲身上，而是我——对方提出要我也加入军统，做父亲的搭档，一起打入汪伪集团。当然，从道理上讲，这个要求很正当，既然花了大价钱把父亲弄过去了，我不过是搭父亲的便车而已，不费周折。捡个便宜，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不想把我扯进去，因为他晓得，比谁都晓得，军统这碗饭是不好吃的，风险很大，生和死只有一纸相隔。我是父亲的独养女，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两个哥哥都在国外，父亲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怎么可能让我去冒这种风险？那天下午，父亲一直竭力说服宋处长让我置身局外，但对方始终不松口，不放手，让我父亲痛苦不堪。
　　一边是国，一边是家，一边是神通广大的秘密组织，一边只是一个有点钱的商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父亲还是不死心，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明后，最后决定：让我一走了之”
　　顾老板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决心首先遭到了女儿的反对。
　　顾小梦听罢父亲的介绍，非但不惊不诧，反而笑容满面地挽起父亲的胳膊，安慰父亲： “看你这一筹莫展的样子，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这个，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至少可以为我母亲报仇！不瞒你说，我还准备找人加入军统局呢，你不知道吧？”
　　“胡说！ ”父亲严肃地告诫女儿， “你知道什么，那是个深渊，进去了出不来的。 ”
　　“问题是很多人想进还进不去呢。 ”女儿的声音里透出藏不住的兴奋，她告诉父亲，军统局曾多次秘密地去她们学校物色人选，条件很高，被带走的都是班上最优秀的人。正因此，顾小梦格外憧憬加入军统局，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她岂肯放过？
　　“不，这事你必须听爸的。 ”
　　“不！我就不听，这是我自己的事，你别管……”
　　就这样，对顾老板来说，下午那种对峙、争执的时光又重现了，不同的是，下午他面对的是铁面无私的宋处长，现在面对的是娇惯成性的女儿。但结果都一样，他费尽口舌，只证明他是无能的，无法改变对方坚定的主意。这似乎也是规律：在诸如爱情、前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父母和子女一旦意见相左，最后败下阵的往往是父母一方。
　　这天晚上，身为一代富豪的顾某感到特别的虚弱无力。他像只困兽一样，在静谧的花园里不停地走啊走，银色的月光下不时看见他沧桑的脸上挂出泪花。
　　又是一个月光如银的夜晚，宋处长如期而至，他带来了表格、党旗、孙先生头像等。干吗？替顾家父女俩履行加入军统局的手续。首先是填表，一人一表，一式三份。父女俩填完表，按上手印，各自拥有一个秘密代号：父亲是 036，女儿是 312。然后是宣誓，父女俩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对着党旗和孙先生像，由宋处长领读，庄严地宣誓：
　　“我宣誓，从今天起，我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魂。我将永远忠诚于党国，不论遇到何种威胁和诱惑，我都将誓死捍卫党国的利益，至死不渝地服从党国的意志，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指令，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一切履行完毕，宋处长俨然如一位首长，对顾老板吩咐道： “马上对外公布，你女儿将赴美国度假，去看望两个哥哥。 ”
　　顾老板马上预感到，女儿要离开他了： “你们要带她走？”
　　宋处长对顾小梦说： “你需要接受训练。 ” 不久，顾小梦登上了美国威远公司的海轮，远渡重洋，名义上是度假，实际上是去美国接受秘密训练。当时国民政府在华盛顿郊区设有一个秘密训练基地，基地负责人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肖勃武官，他也是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就在基地受训期间，顾小梦从报纸上看到了她父亲赠飞机给汪精卫的相关消息，随后多年她和父亲一直作为汪精卫的忠实走狗遭国人唾骂。直到抗战结束后，军统方面才出具相关证据和证人，为顾老板及女儿恢复名誉。但五十年代，有人又对顾家父女的身份提出质疑，当时戴笠和宋处长都已不在人世，肖勃武官成了最直接又有力的证人。多年来，顾老人家一直把肖武官的证词当宝贝一样珍藏着，我有幸看到，全文如下：
　　“ 我可以作证，顾小梦是党国特殊战士，她曾于 1939 年 9 月至 10月，在由我负责的国防部设在华盛顿的秘密训练基地受训，同窗七人，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选送。其间，顾学习勤勉，作风正派，抗日救国之心溢于言表，不容置疑。学成回国后，我曾多次听到包括戴局长在内的军统内部人士讲起顾家父女忠心报国、建功立业的事例。抗战结束后，组织上对其父女忠勇报国的行为已作定论，如今有人试图改变事实，居心叵测，乃国人之耻辱。
　　及：以上证词一式两份，一份由国民政府安全委员会存档，一份由顾小梦本人私存。”
　　证词打印在一页 16 开大的白纸上，是原件，落款有肖勃本人黑色的亲笔签名和红色的私人印章及手印，具有足够的真实性和庄严感。经老人家同意，我对这页证词用数码相机拍下了照片。有意思的是，老人家发现我的相机只有四百万像素，清晰度不是太高，硬要用她九百万像素的相机重拍了一幅，给我输在电脑里。现在我电脑里存储的就是用老人家的高清相机拍下的照片，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清楚无误的。
　　第一天的采访到此为止，老人家一改以前对我的怠慢，有意要送我上车，在我的婉谢下还执意送我到门口，并与我握手道别。那是我握过的最无力的一只手，几乎没有一丝肉，只有一层皮，我握着它感觉不到体温和重量，轻得像纸糊的，随时都可能飘起来。我不禁想，好在她的记忆不像这只手一样无力。她的记忆没有背叛她，令我有一种盲目的欣慰和感动，不知道该感谢谁。
　　台北的四月春意盎然，大街上随处可见穿裙衫和吃冰激凌的人。午间，太阳下，马路是发烫的，戴太阳镜的人比比皆是。而此时我的家人可能还穿着防寒服。我想，我从家乡来到台北，其实是从冬天来到了夏天。顾老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不能吹空调，每到夏天都要离开台北到乡下别墅去生活。一般是四月下旬动身，今年由于我的原因提前了一周。别墅常年有两个男花工和一名女清洁工看管，此外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人长年服侍老人的日常起居。此人姓陈，五十来岁，中等个子，微胖，我叫她陈嫂。陈嫂会说国语、英语和粤语，祖籍是广东佛山，二十年前开始服侍老人，现在拿的月薪兑换成人民币将近一万元，在大陆属于高薪员工。
　　第二天我来访时，老人还没有下楼，客厅里只有陈嫂一人，她正在把老人家的一副老花镜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旁边是我的拙作《新暗算》的复印件，由一长条形红木镇纸镇着，显得有点贵重的意味。陈嫂和我简单寒暄后即上楼去把老人家搀扶下来，同时带下来的还有一只用竹篾编织的小盒子，漆成褐色，透出油亮，显得古色古香。老人家甫一坐定，便吩咐嫂打开盒子，让我上前去看。我看到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和一把断齿的破梳子、一支钢笔（白色笔帽）、一支唇膏、两只药丸、三块银元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甚至还有一绺头发。照片上的人扎着两根辫子，三十多岁，面目清秀，嘴巴抿紧，目光冷冷的，有点怨妇的样子。老人问我：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我一看照片就认出是李宁玉，那些东西想必就是李宁玉的遗物了。令我不解的是，有两样东西：白色笔帽的钢笔和断齿的破梳子，我在潘老家里也看到过，莫非这两样东西有双份？
　　老人家听了我的疑虑后，又大骂潘老一通，然后言之凿凿地申明：
　　“只有我这个才是真的，他不可能有！他有就是假的，骗人的！他都可以把情报说成是李宁玉传出去的，还有什么不能骗人的！一个政治骗子，整天就想欺世盗名！ ”
　　我看她情绪又冲动起来，连忙安慰她： “是啊，要找这两样东西太容易了，每一个城市的旧货市场都可以买到，我相信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才是真的。 ” 为了支开话题，我及时问她， “老人家，您是哪一年认识李宁玉的？是从美国一回来就认识她的吗？”
　　“没这么早。 ”老人往沙发上一仰，有点不情愿地回答我。
　　“我听说您从美国回来后，开始好像在上海警察局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追着问。
　　“是……”
　　老人告诉我，她从美国回来时，她父亲已经是汪精卫的大红人，社会上的大汉奸，担任着上海特别维持会副会长一职，汪每到上海都要会见他。这时候她想去哪里工作都可以，但考虑到她是警校毕业生，一下去军队工作容易引起人怀疑，谨慎起见暂时落脚在维持会下属的警察局。其间通过父亲的关系，她被送去南京学习无线电和解码技术。其实，她在美国学的就是这些东西，学习不过是走个过场，学完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军方核心部门工作。当时汪伪政权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各敌占区都在纷纷组建伪军部队，其中总部设在杭州的华东剿匪总队是汪贼下大力气组建的一支嫡系部队，下设四个独立大队，分别驻扎在镇江、杭州、常州、上饶，是辅助汪伪政权得以顺利组建和将来要稳定局面的一顶保护伞。
　　“敌人的香饽饽，也是我们的香饽饽， ”老人家淡淡一笑，举重若轻地说， “我们当然要安插人进去。谁进去最合适个上面的人开始打算盘了最后打到了我和父亲头上。
　　“因为你们家就在杭州？”
　　“这是一个幌子吧。 ”老人说，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她当时刚学完无线电解码技术，有条件打入敌人的机要部门， “反正不是电讯科就是译电科，这两个部门都是掌握核心机密的部门，有以一当十的功效。 ”
　　“最后你进的是译电科？”
　　“嗯。 ”
　　“你就这样认识了李宁玉？” “何止是认识哦。 ”
　　老人感叹一声，拿起梳子翻来覆去地抚摩着，好像要用这把破梳子梳理已经日渐远去和模糊的记忆。看得出，老人家的手指已不再灵巧，不饶人的年龄带来的笨拙，使我担心梳子随时都会掉落在地上。良久，老人才开口： “我们就从这把梳子说起吧。我第一天认识李宁玉，它是见证物；我最后一次看到李宁玉，也是它见证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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