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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事多半事与愿违。红军渡过湘江之后，由于损失惨重，两岸散兵流落甚多，红军总部本拟略事休息整顿，然后向湘西前进，以便与二、六军团汇合。可是桂军夏威部于十二月二日就占领了界首一线，三日就占领了资源，将红军紧紧缠住。全州的敌人刘建绪部也紧紧追了上来。也许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已经窥知了红军的企图，急调湖南敌军预先占领了新宁、武冈、城步一线，严密堵住了红军通向湘西的道路。在这种情势下，红军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南转龙胜。而油榨坪与龙胜之间，有海拔两千公尺的一座高山，名叫老山界，险峻异常。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攀越此山。临行前，仓促进行了整编；为了接受湘江战役的教训，决定进行轻装。各部队都将不适宜携带的笨重物品忍痛舍弃。一麻袋一麻袋的苏维埃钞票，也被弄出来付之一炬。在村庄边和山脚下，到处可以看到一滩一滩的纸灰。
　　老山界是自江西出发以来最难走的山了。由于山高路陡，大军拥塞于途，当晚未能越过，红军战士们只得就地栖息在山壁曲曲折折的小径上。在最险的雷公岩下，摔死了不少骡马。然而，这支队伍终于在第二天的下午胜利攀过此山。可怜的却是那些因负伤、生病而掉队的战士们，他们不得不流落民间，或者栖息在荒野林莽之中。这场战争的阶级性质是如此明显，地主老财对他们毫不留情，不是将他们逮捕送官，就是将他们骗回家去，乘他们用饭时将他们杀死，劫走他们的枪支。而那些贫农们，铁匠、木匠师傅们，却偷偷地将他们藏到家里，或者背上山去，将他们藏在山洞里，一趟又一趟地给他们送饭，待养好伤送他们上路。这里，几十年后仍然传颂着许多感人肺腑的佳话。
　　红军越过老山界即进入龙胜县境。这里有苗族、瑶族和侗族，他们都在人迹罕至的山沟沟里，过着穷困的生活。因为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造谣，许多居民都逃到山上去了，这就给红军增加了一层困难。在这里还有一件意外的事，就是红军每一住下，驻地经常发生火警，有一夜竟有四处驻地同时起火。在一个名叫龙坪的较大的村镇，周恩来住的房子，半夜间突然为火焰包围，幸亏警卫员机警，才免遭不测。后来经严密搜索，才抓住几个纵火者，原来他们受国民党的派遣，采用这种手段来嫁祸红军。
　　周恩来这天住在距通道不远的一个侗族村镇。街上房子不少，都是一座座小小的木楼。可就是居民逃避一空，连碾米的水磨和舂米的石臼都藏起来了。虽然从地主家弄来了稻谷，却无法脱出米来。这自然会影响到部队的情绪。加上行军的疲劳，有些干部和战士倒头就睡，分来的稻谷却弃置一旁。作为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看在眼里，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提出：没有石磨，就用石头搓，用瓦片搓，也要搓出米来，红军决不能被困难压倒。会后，他果然找了两块瓦片，就坐在侗族的小木楼上搓起了稻谷。警卫员小兴国看着很惊奇，就说：
　　“周副主席，你怎么也搓起来了？”
　　“一人一份嘛，我为什么不搓？”
　　“你那一份，我们包了！”
　　“不行！”周恩来笑着说，“这是我提出的，我自己不干怎么行呢！”
　　话虽如此，但他的思想却不在搓稻谷上。他一边搓，一边思考着全军当前最大的难题：下一步究竟向哪里走，在哪里停下来开创新的根据地，以便结束当前这种使每个人都惶惑不安的流动局面。这个问题，自渡过湘江以来，在领导层中已经交换过几次意见，每次都争论不休，难以取得一致。一种意见是李德和博古的，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另一种意见是，敌人的重兵已经集结湖南，如仍然按照原计划，就会自投罗网，难以自拔。而究竟到哪里好，也还提不出具体设想。部队究竟怎么办，这自然是渡过湘江之后又一次红军生死存亡的大事。
　　周恩来一面搓稻谷，一面反复思忖，不免心中愁闷。在愁闷之中，脑际忽然一亮，出现了两年前的一幅图画，一件往事。
　　一九三二年的秋天，临时中央就决心将毛泽东拿掉，首先是将他赶出部队，撤去他的军权。当时部队正奉命进攻南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都在前线指挥。而这几个指挥者都因南城坚固，觉得徒劳无益。可是后方主事者却坚持向南城进攻，并坚持要毛泽东离开前方。当时的中央虽有意让周恩来取而代之，而周恩来本人却毫无此意。他在后方主事者一再要求下，曾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由毛负责军事，周来协助；一个是由周负责军事，毛来协助。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让毛泽东能够留在前方。从这里也可看出，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然而，事与愿违，还是把毛泽东从军事岗位上撤下来了。周恩来清楚记得，在江西宁都的那个祠堂里，当毛泽东临离开会场返回后方的时候，尽管毛内心相当激动但却从容地站起来，跟大家握手，还说：“好吧，同志们，你们什么时候要我毛泽东来我就来！”周恩来终生难忘，当他握着毛泽东的手，听着这不多的话，曾使得他十分难受，他就这样怅怅地望着毛泽东从祠堂里走出去了。今天，他反复念着毛泽东这火一样的语句，想道：“那么，什么时候是他来的时候呢？难道今天红军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还不是他应该来的时候吗？”
　　想到这里，他把那两块粗糙的瓦片丢到十分难搓的稻谷里，喊道：
　　“备马！”
　　“到哪里去？”小兴国问。
　　“红章纵队。”
　　当时，为了保密，军委纵队名叫“红星纵队”，中央纵队名叫“红章纵队”，这里自然是说要到中央纵队了。
　　不一时，枣红马停在小木楼前，周恩来翻身上马。两个警卫员也上了马跟在后面。走了不远，周恩来就抖了抖丝绳，红马立刻奔驰起来，在山谷里响起轻快的雨点一般的蹄声。
　　这时，在几里路以外的村寨里，毛泽东也住在一家侗族的小木楼里。
　　他的情绪比过湘江时显得轻快多了，尽管还是那么憔悴。
　　一早起来，他就对警卫员说：
　　“小鬼，老百姓有回来的没有？”
　　“回来一些了。”警卫员小沈说。
　　“去买只鸡，我要请客啰！”
　　“请谁呀？”
　　“请你们哪！”
　　“我们？”警卫员们笑了，“我们有什么可请的！”
　　“你看，从江西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毛泽东扳着指头说，“天天走，都瘦得不象样子，再说过湘江多不容易，也该庆祝庆祝。”
　　警卫员们看见毛泽东脸上出现了笑容，又是惊异，又是高兴。三四年来很少看到他脸上有这样的笑容了。
　　毛泽东的厄运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开始的。这个会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免去了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毛泽东自然心中不平。其实不止是毛泽东，苏区的广大干部都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因为刚刚过去的连续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大胜利，不仅大量歼灭了敌军，巩固与扩大了苏区，而且使南京朝野震动，难道天底下有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有中央代表团亲自坐镇，不满意也没有办法。不久，他就到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东华山养病去了。
　　东华山有不少松柏，还有一座荒废的古庙。他就和贺子珍、警卫员住在这座古庙里。每天读读书，翻翻文件，用来打发这段冷清和寂寞的日子。古庙阴暗而又潮湿，地下有不少青苔，贺子珍怕毛泽东添病，就同警卫员把铁皮文件箱抬出来，放在院子里当作桌子，弄了一块破木板当作凳子，毛泽东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百无聊赖时，他还把自己在马背上哼成的诗稿翻出来，给贺子珍——这眼前唯一的读者吟诵讲解一番。表面上他似乎装得若无其事，实际上却是人在山上，心在山下。尤其是对那场正在进行中的战斗——打赣州，表现得焦灼不安。他不赞成打这个仗，他认为这不过是夺取中心城市冒险战略的一部分。可是他又无法阻止。果然打了一个月还没有打下来，敌人的大批援兵赶到，弄得骑虎难下，空付出一大堆伤亡。这时，项英上山来了，请他去挽回局面。按说，他对这场本来不同意的战斗可以不去，但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临行时，乌云压顶，狂风急驰，正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贺子珍劝他雨过了再走，他说：“人命关天哪，怎么好等呢？”贺子珍说：“你的病刚好一点，雨一浇会加重的。”他笑着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说着便跃身上马，下山去了。还没有走到山下，已是大雨滂沱。他到了前线，依据战场情况，果断地撤了赣州之围，将部队拉下来休整。不久，就瞅准了敌人的弱点，率军东进闽西，连续攻克上杭、龙岩、漳州等地。但是没有想到却得了一个“执行中央攻打赣州不坚决”的罪名。
　　毛泽东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他那套“诱敌深入”的方针为“等待敌人”的右倾错误。会后调他去做政府工作，接着撤去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回到家里，一句话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贺子珍问了许久，他才叹了口气说：“他们把我从军队里赶出来了。”从此以后，他的身体便越来越坏，两颊瘦削，一双很有神的大眼睛，也陷进深深的眼窝中了。不久，贺子珍到长汀生孩子，他也到长汀养病，有时一整天坐在贺子珍的床前默然无语。孩子生下来了，取名毛毛，他们就从这个婴儿每天的生长变化中取得一点点安慰。除此以外，就是同贺子珍一起沿着长汀河畔散步，或者黄昏独坐吹洞箫了。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毛泽东会吹箫，更没有听说过他有此爱好，不过借此吹去自己的一腔烦闷罢了。他每每把洞箫一放长叹着说：我的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呢？他们就象长久不吃东西的饿汉，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不晓得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是会要撑死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反右倾”的弦拧得更紧了。从二月起便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人们很清楚，实际上是对准毛泽东的。和毛泽东接近的人很快就受到了影响。且不说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打击，就连贺子珍这个小小的秘书也变成了收发，机要文件也不要她管了。接着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还有贺子珍的父母都受到牵连。贺子珍的父母本来在基层做些勤杂工作，刻刻钢板，印印文件，这些工作也干不成了。这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已经带着毛毛回到瑞金。过去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现在却是门可罗雀，没人敢上门了。毛泽东怕牵连别人，一连几天，甚至几星期不同人讲话。这是令人深深感到寂寞和心酸的时刻。
　　可是，一向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毛泽东是不能忍受这种生活的，他尤其感到不做工作是最大的痛苦。他安慰自己说，前方的事不让我管，就做点后方工作吧！在他身体稍稍好转之后，他就骑上一匹马，背上一把雨伞，提着一盏马灯，一头扎到调查研究中去了。大约在半年时间内，他爬山涉水，走了苏区大大小小的无数村镇，在街头、巷尾、田间、塘旁同形形色色的人物促膝谈心，探索着革命的经验和规律。他那些有名的文章，如《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人空前规模的五次“围剿”开始了，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苏区疆土日蹙，战局迅速恶化。毛泽东陷入沉重的忧虑之中。这时他忧虑的既不是个人的得失，也不是路线的是非，而是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尽管他的意见不被重视，一些会议不让他参加，他还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局。发生在十一月中旬的福建事变，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红军打破被动局面的大好机会。他打开地图，认真研究了敌我友三方的战斗态势，还搜集了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联合蔡廷锴，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一是将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威胁敌人老巢，从外线打破这次“围剿”。哪知信送出后，就石沉大海。毛泽东耐不住性子，亲自到中央陈述意见也毫无结果。忧思过度的毛泽东再一次病倒了。随着根据地的缩小，他的疟疾也越发厉害，一连几天剧冷剧热，烧得昏昏迷迷。兴国的失守，更使他大为震动。一天黄昏，贺子珍来到他的屋里，却为一幅景象惊呆了：原来桌子上铺着很大一张军用地图，毛泽东披着衣服，正深深地俯在地图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画着什么。也许由于光线太暗，他的鼻尖都快碰到地图上了。贺子珍抢上去把他拉开，把他扶到床上，责备他不该这样做，他说：“我在想，看还有么子办法没有。”
　　毛泽东就是这样带着病弱的身子和沉郁的心情踏上长征道路的。当然，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的内心虽然藏着许多伤痛、不满和过多的压抑，但却并不悲观。他相信一切对立物都要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否极泰来几乎是生活的定理。错误路线也是这样，一般来说，它是不能自己纠正的，但总有一天在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也就是头破血流的时候，会有别的力量来纠正。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意识到，这个时机是一天天地迫近了。湘江之战固然是个大悲剧，但它又似乎在孕育着一个辉煌的转机。
　　小沈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块白洋买鸡去了，不一时就买了三只，煺了毛，炖起来。
　　毛泽东在小木楼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
　　“看样子，条件成熟了，成熟了！”
　　几个警卫员没听清“条件”，只听见“熟了！熟了！”觉得很奇怪，翻了翻眼睛，说：
　　“怎么，刚煮上就熟了，还差得远哩！”
　　“不远，不远，是快了，快熟了！”毛泽东笑着说。
　　几个警卫员抿着嘴偷偷笑他：
　　“主席好久不吃什么，大概也馋坏了！”
　　不一时，只听楼下的警卫员说：
　　“周副主席来了！”
　　“呵，你说的是谁？”毛泽东对着楼梯口问。
　　“是周副主席来了！”
　　说着，周恩来已经顺着小梯子走上来。毛泽东笑着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
　　“恩来，你怎么有时间了？”
　　“毛主席，我是向你请计来了。”
　　自从毛泽东失去军职以后，虽然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但许多人已经不这样称呼他了。博古等人自然照旧称他“老毛”，而周恩来则不同，不管毛泽东军事上去职以前，还是失势以后，一直是这样叫他。
　　“哟，什么请计，我看还是打个牙祭吧！”毛泽东笑着，拉他在火塘边坐下，“也真巧，我这里还炖着两只鸡呢！”
　　两个人坐在火塘边，警卫员又加了点干柴，炉火熊熊，烧得更旺了。两个人不管身上还是心里都感到温暖。
　　“这次湘江作战，部队损失很大，真使人痛心。”周恩来说。
　　“损失有多少？”毛泽东问。
　　“恐怕一半还多。主要是八、九军团太新，多半散了。”
　　“三十四师有消息吗？”
　　“我每天都让电台呼叫，就是联系不上。”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从江西出发我们是八万六千八百多人，现在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毛泽东暗暗吃了一惊，脸上却没有显示出来。
　　“只要过来，我看就是很大胜利。”他抚慰地说。
　　这话，使周恩来的心感到温暖。
　　“现在，最要紧的是当前的去向问题。”周恩来说，“按原来计划，是与任弼时、贺龙、萧克他们会合。但是，现在蒋介石在湘西已经调集了十几万人等着我们，这边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的十六个师已经开往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一线构筑碉堡，准备堵击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办？昨天我们研究了半夜没有解决。今天是征求你的意见来的。”
　　毛泽东点着烟，很重地吸了一口，笑着说：
　　“这事，我也在反复考虑。我的意见是不必去了。”
　　“你是说，湖南方面不必去了？”
　　“是的。”毛泽东点点头说，“我看原定计划可以放弃了。因为情况已经变化了嘛！如果还要坚持原来方案，无异是将红军送入虎口，甚至比湘江之战更为危险。因为湘江之战，敌人的集结毕竟仓促一些，再加上他们之间的矛盾给我们留下了空隙。”
　　周恩来两眼闪光，频频点头：
　　“那末，我们究竟该到哪里去呢？”
　　“贵州。我看那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
　　显然，毛泽东已早有考虑，成竹在胸。周恩来沉思了一番，表示完全同意，心情也振奋了许多。他说：
　　“我回去就同几位同志商量。”
　　说着，就站起身来。毛泽东一把拦住，笑着说：
　　“这可不行，还没有打牙祭呢！”
　　一边说，一面又转过脸来叫警卫员：
　　“小鬼，看熟了没有？”
　　警卫员小沈揭开锅，登时白汽蒸腾，香味四溢，用筷子一扎，立刻兴奋地说：
　　“熟了！熟了！”
　　“把周副主席的警卫员也叫上来！”毛泽东以主人的口吻大声吩咐。
　　顷刻，几只鸡捞到一个大面盆里，警卫员小沈又摸摸索索地从军用水壶里倒出酒来。
　　小小的木楼上，充满了既轻松又热烈的谈笑声，这是从江西出发以来漫漫的征途上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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