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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一军团佯攻贵阳，蒋介石手忙脚乱的时候，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已经越过湘黔路，迤逦西南，连克惠水、广顺、紫云，越过北盘江，向云南大踏步前进。这时红军前进的方向，与驰援贵阳的滇军，正好相背而行。毛泽东佯攻贵阳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调出滇军，他说，“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这一着是完全实现了。这样就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围剿军，远远抛在后面。比起前几天，部队在精神上显得轻松多了。再加上遵义大捷所激发起来的欢乐情绪，也还没有过去，那些兴国老表们，在行军途中，总是不断地要亮亮他们的歌喉。
　　从贵阳向云南走，一路都是上坡。那些圆圆的馒头山，尖尖的草帽山，以及那些瘦瘦的桂林风味的小山渐渐看不见了，山势渐渐高耸起来。
　　这天，大军进入盘县县境，再往西去就是云南省界了。董必武率领的休养连来到一个小小的山村，村庄平淡无奇，却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名叫猪场。这时，夕阳已经衔山，霞光还很明亮。设营人员进村号房子去了，大家就在村边，靠着山边田坎休息起来。因为大家觉得天已薄暮，不会再有什么事了，人马的防空伪装就统统揭去。那时，由于敌人空军镇日价穷追不舍，对红军威胁很大，部队对伪装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每个人都扎有用草或树枝编成的伪装盔，骡马和担子也不例外。
　　休养连的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樱桃，还有一些青年人围着董老说说笑笑。大家对猪场这个村名兴趣很浓，都说，贵州这地方真怪，已经到过两个猪场了，也没有看见有多少猪；羊场、牛场也是这样，虽然不多却总是有；至于猴场那是一只猴子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樱桃就笑着说：
　　“董老，你学问大，你来给大家讲讲。”
　　董老捋捋他的胡子，笑道：
　　“我学问不大，可我注意调查研究。你问问老百姓就知道了嘛！这里讲的猪场、牛场、猴场，都是讲的赶集的日子，是用十二个属相来命名的。并不是讲猴场，就是猴子很多。”
　　樱桃听了，又笑着问：
　　“还有那个懒板凳呢，咱们部队在那里抓了不少俘虏，咱们也走过几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叫懒板凳。”
　　“这个还亏我问了一下，不然真叫你考住了。”董老笑着说，“懒板凳就是那种又长又宽的大条凳，也叫春凳，摆在那里是成年不动的，所以贵州人就这样叫它。那个街上我见有几家客店，大概是有这种懒板凳的。”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董老见时光尚早，就说：
　　“樱桃，你的山歌唱得好，你给大家唱个歌吧！”
　　董老一提，大家就立刻起哄。因为樱桃是个歌篓子，不单在江西、福建跟那些疯丫头们学了许多山歌，还常常能触景生情地编一些，所以大家很喜欢听她唱歌。樱桃见大家催她，也不太推辞，就掠了掠额上的短发，站了起来，手里托着一顶红星军帽唱道：
　　　　哎呀嘞——
　　十月里来秋风凉哟，
　　中央红军远征忙哟，
　　星夜渡过于都河哟，
　　古陂新田打胜仗哟。
　　她的歌声还没落地，大家便一片声喊起来：
　　“不行，不行，这歌老掉牙了！”
　　“来个新的！”
　　“来个你自己编的！”
　　樱桃用她那滴溜溜的眼睛向大家一转，笑着说：
　　“嗬，你们的要求很不低呀！”
　　说着，略一思索，又唱起来：
　　　　哎呀嘞，
　　三月里打回贵州省哟，
　　二次占领遵义城哟；
　　打垮王家烈八个团哟，
　　消灭薛吴两师兵哟。
　　歌声一停，大家便热烈地鼓起掌来。她的歌不同于演员的歌，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妩媚，何况歌词也符合大家的心意呢！大家刚要掀起那个“好不好，妙不妙”的波澜，她眼珠一转，说：
　　“有一个女同志唱得好极了，你们请她唱个好不好？”
　　“你说的是谁？”人们问。
　　樱桃笑着冲贺子珍一指：
　　“你们没有听她唱过吧，她唱得比我好听多了。”
　　贺子珍这时坐在一个小坡坡上，比大家的位置稍高一些。由于生孩子尚未满月，头上还蒙着一块白毛巾，脸色依然苍白，就象白牡丹的花瓣。她正很有兴致地听樱桃唱歌，没有料到那“死丫头”突然点到自己，脸上便泛起一层浅浅的红晕。江西山歌她自然会唱，但她平时在人前就不太爱说，何况是唱歌呢！
　　“对对，欢迎贺子珍唱一个！”大家纷纷地嚷。
　　贺子珍有几分害羞地推辞着。但是，她终于抵不过那热情的波浪，还是勉勉强强地站起来了。
　　当贺子珍刚唱了一句“哎呀嘞——”，董老便摆手让她停住，因为隆隆的飞机声已经传到耳际。大家抬头一看，一架又黑又大的敌机，突然从山后哇的一声象贼一样地窜了过来。由于它飞得过低，地面上人和马都揭去了伪装，药箱子上的铁皮闪闪发光，自然，这一切它看得清清楚楚。尽管董必武、侯政、樱桃喊着叫大家隐蔽，已经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有跑出几步，那架飞机张着宽大的黑翼已经俯冲下来，咕咕咕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又扔下几个炸弹，才扬长而去。休养连刚才休息的地方，已为几支粗黑的烟柱所笼罩。
　　侯政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等烟气消散，才发现不见董老哪里去了。原来一颗炸弹正落在他们上面的田坎上，他仔细一看，才看见董老的大半截身子全部埋住，只露出头和胸部，帽子和两肩也全是土了。侯政和众人急切地跑上去扒土，才把董老扒了出来。董老还一边拍土，一边笑着说：
　　“他们想提前活埋我呀！”
　　这时，只听樱桃在那边喊：
　　“快来吧，贺子珍负伤了！”
　　董必武一惊，挥挥手说：
　　“快，到那边去！”
　　说着，董必武和侯政等人立刻向一个小山坡跑去。只见贺子珍修长瘦弱的身子软软地躺在小土坡上。她头上包着的那块白毛巾，早被炸弹的巨风吹到一旁。樱桃正俯下身子看她的伤势。董老他们走近细看，见贺子珍的头上、胸脯上、膀臂上，全是鲜血涔涔，一身灰军衣已有多处被弹片撕破。她两眼闭着，已经昏迷不醒。毛泽东派来照顾她的警卫员吴吉清，眼泪滴滴达达地说：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侯政和樱桃粗粗地检查了一下，除腿部不曾负伤外，上身共负伤八处，其中头部和胸部负伤最重。
　　董必武想到贺子珍生孩子还不到一个月，刚刚能够骑马，现在又出了这事，心中甚为难过。同时，自己作为休养连的支部书记，一时疏于防范，愈感心中不安。为今之计，只有迅速采取措施，挽救她的生命。想到这里，他立刻果断地说：
　　“快抬到村子里手术！天黑了，就更不好办了！”
　　“要不要通知毛主席呢？”侯政问。
　　“当然要，派个骑兵通讯员去。”
　　侯政一面派通讯员，一面叫了一副担架。樱桃和吴吉清小心地把贺子珍抱到担架上，在模糊的夜色中送往村子里去了。
　　这次突然而来的空袭，使休养连损失不小：除贺子珍外，还有两人受伤，两人牺牲。侯政让董必武带队先进村休息，自己带了几个人在后面掩埋牺牲的同志。等到诸事完毕，已经七八点钟了。
　　这里离村庄还隔着一大片稻田。夜色很浓，侯政就叫通讯员点起马灯，沿着田埂向村子里走去。刚刚来到村边，就听到村西大道上卷来一阵急雨般的马蹄声。说话间，约有五六匹马来到村前。首先跳下一个人来，跑过来问：
　　“这里住的是休养连吗？”
　　侯政借着灯光一看，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小沈，就说：
　　“毛主席来了吗？”
　　警卫员看出是侯政，就说：
　　“来了，傅连暲医生也来了。”
　　说着，身披大衣的毛泽东已经下马，大步跨了过来，声音急促地问：
　　“侯政，你们遭到空袭了吗？”
　　“是，我们太大意了。”侯政深感歉意地说。
　　“伤亡怎么样？”
　　侯政简要汇报了伤亡情况，最后迟迟疑疑地说：
　　“就是子珍同志的伤比较重些。”
　　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夜色里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出他的感情十分沉重。
　　傅连暲在旁边以行家的口气问：
　　“手术了吗？”
　　侯政回答说，已经派李治医生去了，也许正在手术。
　　说过，侯政领着毛泽东一行向街里走去。一个警卫员留在后面遛马，因为每一匹马都跑得象水洗过似的。
　　由于董必武事先得到讯息，这时，正提着马灯从一个院子迎出来。毛泽东上前握住他的手说：
　　“董老，你这次很危险呵，没有事吧！”
　　“没有事，没有事。”董必武笑着说，“它想要活埋我，我不接受。”
　　说着，他指指前面一个小院：
　　“子珍正在作手术呢！”
　　董老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很快进了一个院子。看来这是一个中等人家，院子不大，房舍倒还整齐。上房屋里正亮着灯光。窗子上晃动着几个人影。
　　董老轻轻打开房门，毛泽东走了进去。贺子珍正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担架下面铺着很厚一层稻草。桌子上点着一盏带罩的煤油灯，女护士手里还举着一盖马灯，戴眼镜的一向很有自信力的李治，手里拿着一把镊子，正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往外夹取弹片。他发现是毛泽东、董必武和傅连暲走了进来，慢慢地直起身，耸了耸肩，苦笑着说：
　　“很难搞哇！什么也没有，麻药也没有，这样重的伤真受罪呀！”
　　毛泽东弯下腰，仔细端详贺子珍，见她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眼睛紧紧闭着。脸色惨白得象一张白纸。脸上的血虽已洗净，又有一股血从她的秀发中渗了出来。一身灰军衣血迹斑斑，被弹片撕裂了数处。毛泽东摸了摸她的手腕，觉得脉息十分微弱。尽管他以强大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人们还是发现，这位在千军万马中从容镇定的统帅，脸色渐渐变得苍白。
　　“按道理应当先把头上这块弹皮取出来，”李治用镊子指了指犯愁地说，“可是太深了，不好办哪！”
　　李治说过，还特意看了看傅连暲。傅连暲点点头，郑重说道：
　　“先处理好取的也行。一次取不完，下次再取也行。总是要保持病人稳定。”
　　李治犹豫了一下，轻轻地解开贺子珍胸前的扣子，那里正嵌着一块较大的弹片。他用镊子夹着棉花球擦了又擦，最后夹着弹片一狠心猛地夹了出来。只见贺子珍眉头一耸，猛地哎哟了一声。
　　“子珍！子珍！”毛泽东拉着她的手叫着，贺子珍没有回应。刚才她的叫声不过是过度疼痛引起的反应，并不是真的醒转来了。毛泽东轻轻地咬着嘴唇，额头上已经渗出几粒细小的汗珠。
　　董必武望望毛泽东，又望望众人，说：
　　“润之，我看你还是回去歇歇吧！这里一切由我们负责好了。我想，只要把弹片取出来，情况就会好转的。”
　　李治把夹出的弹片呛啷一声扔到搪瓷盘里，笑着说：
　　“毛主席放心吧，都包在我们身上好了。”
　　毛泽东又深深地望了他的爱妻贺子珍一眼，才退出门外。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据熟悉他的人说，他一生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他最听不得穷苦人的哭诉，每每流下眼泪；一是跟他的警卫员、通讯员牺牲时，他止不住流了眼泪；再就是今晚为爱妻的生死未卜流下的眼泪了。但是因为夜色的掩护，随行的人都没有看出来。
　　董必武、侯政等一直送他到村头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毛泽东平日雍容大度，潇洒自若，他不大发脾气，也不常激动，但是发起脾气，激动起来，有时也很厉害。他平时更象一湾宽阔的、幽深的江水，有时也会象大海的狂涛。他有哲学家的冷静，也有诗人的热烈。今天，他见到自己年轻的妻子，在那样难堪的生育之后，又连遭大难，心里的绞痛，真是难以形容，而对敌人的仇恨，却象烈火一般蒸腾起来。他在上马前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十分激动地说：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红军北进！”
　　伴随这句话，他打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手势，指着北方。
　　说过，他立刻翻身上马。傅连暲和警卫员也纷纷跨上马去。顷刻间，大道上就响起一片马蹄声。这马蹄声今晚听去是这样激越，不同寻常。它几乎使董必武和侯政的心都颤动起来。然而不一刻就渐渐远了。
　　第二天早晨，担架班长丁良祥接到了一个条子：
　　老丁同志：
　　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今天傍晚敌机轰炸，她受了伤，带了好几处花，不能走路。
　　毛泽东即日
　　丁良祥，江西人，是南方人中少见的大个子，体魄魁伟，和毛泽东的个子不相上下。他接到这个条子犹豫了。因为毛泽东从江西出发，就以病弱之身踏上征途，加上一贯夜间工作，早晨难以乘马，这样就给他配了一副担架。如果离开怎么行呢？想到这里，他就来找毛泽东。
　　“毛主席，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骑马嘛！”
　　“你夜间不睡，骑在马上又爱看书，还不摔下来？”
　　“我不看书也就是了。”
　　丁良祥眨巴眨巴眼，迟迟疑疑地说：
　　“休养连也有担架嘛！”
　　“老丁呀，”毛泽东拍拍他厚实的肩头，“你不知道，后方困难哪！你去了，她那副担架就可以腾给别人了。”
　　丁良祥点点头，不言语了。临走又说：
　　“好，那你骑马可要注意一点！”
　　说过，跨出门外。
　　“老丁，你等一等。”毛泽东提着一个小包追出来，“这里有十几个鸡蛋，你带给她吧。”
　　丁良祥接过小包，笑了一笑，走出大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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