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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姐姐周姜氏的这一套“早课”十分熟悉、十分尊重(想不尊重也不行)，静宜今天早晨对静珍的梳妆仪式迟迟不结束还是颇感急躁。静宜比静珍小三岁，个头儿稍显矮胖一些，眼睛也小一些，面型与静珍完全不同，她前额凸起，面如鹅卵。如果说静珍的外观使人感到刚毅乃至残酷，使人感到一种时刻进行的阴冷的计算，那么静宜的椭圆形脸盘与一闪一闪的小眼睛则似乎是天真的、无知的，却又是轻举妄动与不可理喻的。她也刚刚经过了一个失眠的夜。因为她的丈夫倪吾诚又是一夜未归。
　　这是第三夜了。这一夜使她像经历了炼狱一样。两个月前，她这是一年来第四次搬到西房，与母亲姜赵氏、姐姐周姜氏住到一起，并把两个孩子倪萍与倪藻带到西屋里来，把倪吾诚一个人“孤立”在三间正房里。只是每天三顿饭让孩子端过一些东西给丈夫。而且，根据母亲和姐姐的意见，端过去的食物低于她们其余人吃的水平。说是“要不然，他就更不顾家了!”与此同时，静宜、静珍和她们的母亲姜赵氏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磨尖每一根神经，时刻从西房注视着北房里的动静，注视着倪吾诚在房里的一声一息、一举一动。注意他怎样看报纸、怎样读书、怎样吸烟、怎样踱步、怎样皱着眉走出廊子、怎样出门和归来、特别是来了一些什么客人他又是怎样接待的。为了观察方便她们在窗户纸上捅了一个小洞，完全够放得下一只眼睛。她们轮流通过这个小洞监测倪吾诚，像专家监测一个不可接近的猛兽，像侦缉人员监视一个要犯，像儿童注视一个心爱的奥妙无穷的玩偶的出色表演。她们还做了一个白纱布帘，当她们停止监测时就将白纱布帘放下来，这样，从里从外都不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人工观察洞眼。需要开始监测的时候，只需将白纱帘轻轻掀起。静宜一夜无眠，回想着这一次被欺骗、被耍弄、被欺侮的经过。她与丈夫倪吾诚的纠纷已经闹了差不多一年。两个月前她第三次“躲了”丈夫。“躲了”已经成为她与倪吾诚“斗争”的一个特殊手段，一个专用名词。就是说带着孩子进西屋，与母亲、姐姐生活在一起。两个星期以后，丈夫托孩子传话，一定要和她谈一谈。她板着脸、噘着嘴、低着头进了正屋。倪吾诚说了一句“请你多多原谅”，可能还说了一些、或者是说了许多别的，但她都没听清也没记住。因为这当儿发生了一件比一切语言都强烈、都震撼人心、可以说是奇迹般的事情。丈夫边致歉边探手于自己的衣袋，摸索了一会儿，从中拿出他的象骨雕椭圆篆体图章——静宜虽然低着头，却看见了这一切动作——并亲切慷慨决然地把图章奉送到了静宜手里。
　　许多岁月以后倪藻成了语言学家。他知道国外的一种叫做“身体的语言”的说法，指的是用无声的人的表情、手势、姿态、形体动作乃至穿戴打扮表达一定的意思。当年倪吾诚的拿出图章，便是这种“身体的语言”的威力的体现。
　　一股暖流立刻温暖了静宜的身心。真是铁石人儿也会感化。一切斗争归根结底都是经济利益的斗争，静宜虽然不懂任何理论，却身体力行着这样一种“唯物”的原理。一年来进行的感情斗争、秉性斗争、生活方式斗争直到如临大敌、如临大难的“反外遇”斗争，归根结底仍然标志在经济——钱上。就拿“反外遇”来说，如果倪吾诚月月拿回足够的联合准备银行的货币，如果倪吾诚拿回金条至少是银元，那么，即使传来倪吾诚与哪个女人胡搞、倪吾诚去了舞厅乃至去了妓院的消息，她内心里可能为之痛心疾首，但她毕竟还能约束自己遵守妇道，她没有道理闹，更没有道理“躲了”他。她的那些至爱亲朋们劝过她，男人的外遇是男人自己的事情。何况倪吾诚是那样时髦维新、风度翩翩。男人有本事搞“外遇”甚至是妻子的光荣、是妻子抓男人辫子以保持优势的重要的机会提供。“可他两个月没往家里拿钱了!”静宜立刻提出了有力的论据，证明那“外遇有理”“外遇有利”“外遇光荣”的逻辑不适用于丈夫倪吾诚与她(当然，她这个论据是夸大了的。所谓“两个月没给钱”，实际上是一个月给得少了而第二个月变本加厉地更少了一些)。这么一说，不论是她还是她的亲朋好友，便都认识到倪吾诚的可恶、倪吾诚的有违天理、倪吾诚的不配(“外遇”)、与不配犹搞(“外遇”)之可耻，便都有些“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慨了。
　　倪吾诚在两个大学担任讲师，两个大学的月薪都靠一枚象骨椭圆篆体图章领取，这枚图章交给静宜就意味着把两处的月薪的领取支配权交给静宜，这是静宜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她曾经幻想过自己有一个百里挑一的好丈夫，那丈夫一发薪就把全部钞票交给她，再由她给丈夫分配一定的花销费用。她不会克扣这样的好丈夫的，她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这样的丈夫打扮漂亮，并且让他有足够的钱花——甚至她可以贴补他，她有自己的来自娘家的收入。每逢想到这里她常常眼含热泪。问题在于一个权字。她渴望获得和行使这样的财权、即钱的权。钱的问题马上变成了权的问题。
　　但是没有，她找不到这样的丈夫。她用尽了心机、使出了一切力气和招数，也无法把倪吾诚改变成这样的丈夫。倪吾诚的为人与这样的丈夫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但是今天忽然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她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手心里托着那个小图章。象骨是冷的却热得烫手。这意味着倪吾诚的革面洗心、脱胎换骨、乾坤再造。一个荒唐的、荒谬绝伦的、云山雾罩而又花天酒地的不顾家的丈夫，突然在一分钟之内变成了超级良夫，她快乐得晕眩。
　　有一分钟静宜的脸是青黄的、紧张的，她确实在认真地判断着这是梦还是事实。一分钟之后她变了一个人。笑容使她面如桃花。她兴奋地喘着气，连忙问丈夫要不要卧两个荷包蛋吃。她打开了话匣子，竟然回忆起在家乡C县第一中学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相亲”的情景。然后说到胡适，说到鲁迅。然后说到王揖唐和王克敏。然后说到该买水牌子，洋铁壶也该焊了。然后说到河北梆子《大蝴蝶杯》，名伶金刚钻的声音硬是像金刚钻一样地可以刺破天空。然后叫来了倪萍和倪藻。她没有注意到倪吾诚听她谈话时紧皱着眉头，虽然她一贯对倪吾诚的装模作样的皱眉极端敏感又极端痛恨。她没有也可能是顾不得发现倪吾诚对她的话是多么的不感兴趣。直到叫来了孩子，倪吾诚的脸上才显出了笑容。
　　她顾不上计较这些，因为图章比笑容更重要。她跑到西屋立刻把这一特大喜讯报告给了姐姐和母亲。一老一少两个寡妇不信，她拿出了图章，她们检验了图章，证明这是确实的。于是发出了一致的称赞，全部忘记了五分钟以前她们三个人还在一起用人类能用的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这图章的主人。然后静宜搬回了北屋，孩子也带到了北屋的另一间房。一切都发生了自然而然的变化，一切都是由衷的。既然丈夫又成了丈夫，妻子便又成了妻子，孩子也就又成了孩子。伟大的“复归”就这样实现了。其实静宜就是这样老实而且天真，她的要求就是这样可怜。
　　兴奋起来了，欢乐起来了，也就欢乐了那么一小会儿，她也就不知道该怎么欢乐了。而且，她的欢乐没有得到倪吾诚的反应——说不定他给出了图章又心疼了呢，说不定他后悔了，舍不得了呢，她这样想。但她仍然感到满足，给钱、顾家、不打吵子、过日子、抚养孩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她要求倪吾诚的一切。然后，她的兴趣是哼哼着唱河北梆子。主要是板眼，主要是腔调，唱起来一定要像哭、像撒泼，不论什么戏都唱出一股勾魂夺魄的激动劲儿来。
　　有老身，在二堂，
　　用目观看，
　　二堂里，跪的是，
　　女婵——娟!
　　她长年累月地唱着这几句词，唱来唱去，常常变了调，又把调变回来——复归回来，还是这几句词。其实压根儿她就没想过这几句词是什么意思。
　　倪吾诚从来不唱戏，不听戏。他唯一会唱的歌是上半阕岳飞的《满江红》，从“怒发冲冠”唱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底下就不会唱了。他喜欢做的事情是用最蹩脚的发音讲英文、法文和拉丁文。每当他讲外文的时候，静宜总觉得比听野猫子叫还可厌和晦气。他的外文使她觉得反胃。而每当静宜唱戏的时候，倪吾诚的嘴也撇得吓人。
　　得到图章以后，静宜高兴得从早到晚哼哼戏，这使倪吾诚觉得自己被推入了一个泥潭。终于倪吾诚发了一次怒，严正请求静宜再不要唱跪着的美貌婵娟了。往日，静宜是绝对不会忍受这种管束、绝对要反击的。但也由于“图章”的威力，这次静宜居然只是翻了翻眼，却没有作声。
　　终于等到了发薪的日子，头一天晚上倪吾诚没有回家，说是到燕京大学赴什么应酬去了。对于丈夫的夜不归宿，静宜本来是最怀疑、最烦厌、最痛恨的，这次也竟因为第二天是发薪的好日子而她掌握了领薪权而忍耐了下来。第二天静宜一大早起来，梳妆打扮以后就换衣裳，换了几次衣裳，总觉得不理想。她希望到得大学里，她能给人一个不愧为倪吾诚讲师的夫人的印象。她给人的印象越好，人们就越会同情她而谴责倪吾诚的荒唐。而如果她的样子如同一块乡下大缸里的腌了三年的盐腌萝卜，人们就会暗暗支持倪吾诚去搞“外遇”。换了几次衣服，终于勉强穿上了一件并不合身的旗袍。之后，她为鞋子问题大伤脑筋。每当穿鞋就触动了她的痛处——她的脚是裹过的，裹了四个月又放开了。她完全不记得这裹脚的经过。真奇怪，小时候一些发生在裹脚以前和以后的事她都记得，唯独不记得她的脚是怎样被裹起来的。她面对的只是一双拱起的脚背，损伤了骨骼的左右各四个脚趾。那脚趾虽然没有像已经完成的小脚那样弯折到脚心下面，却也瑟缩着如四粒小纽扣，似乎只有脚趾盖而没有脚趾本身。这样的脚穿鞋是困难的。但她还是买了一双小巧玲珑的缎子面鞋。即使穿这样的鞋她也还要在脚趾前大量塞上棉花。穿好鞋，她又戴上一副无框镀金腿平光眼镜。对着镜子左照照，右照照，越照越觉得四不像，但也只好如此，硬着头皮出去闯了。她叫了一辆洋车，来到了师范大学。在一种既畏缩又兴奋，在一种渴望实现领钱的权的动力的驱使下，她并且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义无反顾的劲儿。她走进学校事务处会计股。门口有一位娇小姐模样的人正对着镜子往唇上抹口红。这是一只“花瓶”。静宜想。她从《369》画报上看到过这个词。她知道一些大的公司、官府、大学、银行都养着少数这样的人，像花瓶一样地做摆设。同时她本能地觉到一种危险，一种反感，原来就在丈夫任教的学校就有这样的花瓶!难怪男人要往邪路、坏路上走。就像《西游记》上的蜘蛛精一样，到处都会有她们吐出的丝和她们织成的绊脚的毒网。她看了“花瓶”一眼，那脂粉和姿色使她眼花心跳，慌乱中似乎又有几分羡慕。
　　静宜走到“花瓶”小姐身边，慌乱地、结结巴巴地述说了自己的身份和目的。没等她说完，“花瓶”就打断了她:“倪先生的月薪早领走了。”
　　“花瓶”说话有一种从齿缝里向外挤的酸味儿，使一些绝非齿音的字儿也变成了齿音。
　　“你说吗(mà)?”一阵火涌上了头脸，静宜说起了家乡方言，一早晨精心打扮所力图塑造的大城市现代女性的形象被破坏了。
　　“花瓶”不耐烦地拉开一个抽屉，吱的一声又关上。再拉开一个抽屉，咯吱一声又关上。第三次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了一本册子。
　　静宜如坐针毡。拉关抽屉的声音刺激着她的神经。她想和这位“花瓶”战斗，一些怒气冲冲的话正从心底涌到她的喉咙。她的胸腔发闷，喉咙发紧。
　　“花瓶”找出了一页，矜持地解释说:“我们发薪的日子已经改过了，比原先提前了一个星期。请看，倪先生已经领过薪了。”
　　静宜模模糊糊看了一个大方图章，篆字，阴文，弯弯曲曲，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可他的图章给了我了，我是他太太，我十八岁的时候和他结的婚，他只有我一个太太啊……”说着，她把视若珍宝地保管了十几天的椭圆图章递了过去。
　　“倪先生早就不用这个图章了。他给我们留的钱银往来的用章是这个……”“花瓶”的声调似乎温柔了些，少了些酸气，多了点同情。她顺手打开另一个抽屉，发出了更加刺耳的吱咯声，找出一个盖满各人的名章的簿子，找出来倪吾诚留的底印。果然，方形，篆刻，阴文，与领薪底账上的章相符。
　　“这么说……他这个狠心的骗了我!”静宜立刻声泪俱下了。
　　“花瓶”嫣然一笑，眨眨眼。
　　屋里一个正俯案打算盘的中年男人转过了头，忧郁地望了她们一眼。那样子就像他常常看到这一类不幸的场面似的。
　　一位花白头发，戴着圆圆的老花镜的老者干咳了两声。
　　“你们不知道，倪吾诚他不顾家，不顾孩子，我们结婚十年了……连他出国留学也是花的我娘家的钱啊……”静宜哭了起来。向外人、向社会控诉倪吾诚的无德，这并不是第一次，静宜毫不含糊地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倪太太，您息怒……我们这里……”干咳的老头同情地、爱莫能助地示意，这里不是说他们的家务事的地方。
　　结婚以来，特别是近一年多以来，静宜和倪吾诚从动口吵架到动手打架已经不知多少次了。每次静宜都有一种气炸了的感觉。她愤怒，她冤屈，她耻辱，她浑身上下都有一种即将爆炸的预感。她怎么嫁了这样一个丈夫?一件人事也不做，一点人味儿也没有!而倪吾诚永远用轻蔑的、怜悯的、傲慢至极的眼光看着她。一看到这眼光，她真盼望他出门就撞上汽车啊!倪吾诚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辆疾驶的汽车，“砰”地一声，倪吾诚倒在地上，倒在汽车轮下，汽车的四轮辗轧过倪吾诚的头、胸、腹、四肢。又一声“砰”，是倪吾诚的脑浆崩裂了，吱吱，车轮轧进了胸膛，轧断了肚肠，轧折了胳臂、腿，红血白骨，全暴露在外边……那将是一种多么壮丽、多么痛快淋漓的场面啊，苍天有眼!
　　苍天无眼!她又让倪吾诚这个流氓、这个恶棍骗了。骗得好苦!她怎么会那么轻信，拿这种不是人的东西的话当人话相信!自己马上就献上了笑脸，献上了一切，真该打自己的嘴巴!啪!啪啪!啪啪啪!受骗、上当、丢人、现眼，跑到师范大学的“花瓶”面前出丑，真是缺了八辈子的德，丢了八家的人……她多么想痛打自己一通，躺在地上打滚，一头撞死在师范大学的事务处呀!
　　回家一说，母女三个人立刻炸了锅。静宜是边诉边哭，静珍用瘦骨嶙峋的手不住地拍桌子，拍得右手无名指和中指指甲处沁血。静珍破口大骂，而且表示今天晚上只要“那个死小子”回来，“我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谁欺负我妹子我一口咬断他的脖颈”“一条命换一条命我拼了”，她的慷慨激越如火如荼的语言甚至使正在诉苦的静宜为之一哆嗦。静珍可是说到做到，什么都做得出的。矮小、威严而又仍然不失活泼活跃的老太太姜赵氏声音不太大，但拿出来了她的成龙配套的恶毒诅咒。让姓倪的小子不得好死，五马分尸，大卸八块，打血扑拉……“打血扑拉”是一句方言，意似形容一个人临死时的抽搐，骂人而至如此形象生动，鲜血淋漓，可见其怨毒仇恨之深。然后她从头骂到脚，从心术骂到姿势，从皮肤骂到骨髓。皮肤是“长疥、长疔、长牛皮癣、长烂疮”，然后是“一层层的疙瘩，一层层地烂;一层层的血水，一层层的脓，一层层地脱皮”，骂得细致入微，入木三分，而且不无根据。因为倪吾诚脖子后面长牛皮癣，这是姜赵氏知道的，所以她的骂着重在皮肤方面。这种骂在姜赵氏的家乡叫做“骂誓”，不是一般的斥骂或侮骂。骂的当中她不断插入“他个死姓倪的着誓的”。“着誓”也是原籍的一句方言，意即一个人被别人骂他的“誓”所击中，别人骂的“誓”即诅咒化成了现实。任何人听到这母女三人骂的说的哭的声音，听到这些话的内容都会吓晕过去的。但因为她们三个人这样一起骂倪吾诚并不是第一次，所以她们的锐利无比的语言相互听起来大大减少了刺激力。以至当倪藻和倪萍放学以后，听到这一片撕肝裂胆的合骂的尾声，他们是既紧张又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的。
　　“我早就说过这个小子不是个人，不能信他的，一句话也不能信!”姜赵氏最后用一种降低了的调门做总结般地说，“就是要败祸他，损(读shún，使之晦气、恶心之之意)着他!别以为咱们娘儿们好欺负!你坑咱们，咱们也坑你!你不给咱们好，咱们也不给你好!你不让咱们舒心，咱们也不让你舒心!”
　　“败祸”也是一句方言，做及物动词用，即舆论谴责、舆论攻势、败坏一个人的声誉。“败祸他”的主张，姜赵氏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来，静珍和静宜也不止一次地响应过。但每逢行动当中，静宜总半途便退了回来。她毕竟是倪吾诚的结发妻子，她只有他一个，他也只有她一个，无可更易，无可改变。像命运、像性别和出身、像生和死一样，她只有接受的份儿。正像她的唯一的亲姐姐，静珍——周姜氏，结婚八个月就死了丈夫，正像她的母亲姜赵氏没有儿子，“绝户”头，只剩下她们三个人相依为命。她嫁了一个倪吾诚这样的说好不好、说坏不坏、非驴非马、非人非兽的丈夫，也是她的命。她恨他，她怨他，她想起丈夫来就痛哭流涕、咬牙切齿。她盼着的仍然不是他的毁灭而是他回心转意。她没有忘记第一次相亲时高大、英俊的倪吾诚的身影对她的冲击。她没有忘记在倪萍出生以前，倪吾诚带她到北平来上学的时候，他们一起度过的一些快乐的日子。即使在当时，这快乐的日子也是那样令人觉得生疏，她甚至于觉得那时候进图书馆、上课堂、听鲁迅和胡适的演说的姜静宜并不是静宜自己。而现在，当时就觉得生疏的当时的倪吾诚和姜静宜已经云消雾散、不见踪迹了。这一切都是宿命，似乎早就料到会如此。这一切又如此可恶，使她一想起来只觉得牙根又酸又痒。她真想咬住倪吾诚，咬出血来，咬下肉来!然而不，她与周姜氏不一样，她并不想咬断他的脖颈。咬断他的脖颈，她怎么办?她曾经由衷地诅咒过汽车轧死她的丈夫。但当她独自一人夜间醒来的时候，她又为丈夫可能着她的誓、着她姐姐的、妈妈的誓而吓得战栗。她和妈妈姐姐曾经那样真诚地诅咒过倪吾诚，曾经那样怨毒地骂过誓，她深信这些会变成物质的力量，会真格地影响倪吾诚的命运。诚则灵，她相信诅咒有一种极可怕的神秘的力量。特别是她的母亲和姐姐这样一老一少两个寡妇的“骂誓”，这样两个女人的祝愿、祈祷、咒语和她们的阴森森的感情和动作，这是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确实，倪吾诚随时都可能撞汽车，随时可能长疔疮，随时可能烂一身皮。而那样，她立即就会变成她们家的第三个寡妇。她现在千难万难，千坏万坏，她仍然是她们母女三人中处境最好的一个。她有一个人高马大的丈夫。她有儿子倪藻。当然，还有一个女儿。问题是儿子还太小。如果再过十年，如果倪藻长大成人，她会更加真心和前后一贯地、坚持到底地祝愿——诅咒倪吾诚早日一命呜呼。但是现在不能。她甚至暗暗地有时对她的两大支柱妈妈和姐姐有些反感，她们当真要倪吾诚死吗?怎么不想想倪吾诚死了静宜怎么办呢? 但倪吾诚没有死。他满面红光，身体健康。也许正是因为静宜骂誓的时候和骂誓以后不那么坚决，心里的仇恨攒得还是不够足也不够决绝，因而使她们的“誓”失去了效力，因而保住了倪吾诚的一条命吧?谁知道?
　　倪吾诚又怎么能不满面红光呢?他天天吃馆子，吃喝嫖赌，花天酒地，这个该死的家伙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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