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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你。我们是在戈壁滩上的“五七干校”里相识的。那是个休假日，多数“五七战士”进城休假去了，我值班。我正在食堂为自己和另一个值班“战士”擀面条，你来了，然后你说到我的名字，你夸我面擀得好，还问我面皮大而擀面杖小，怎么样继续擀下去?我教授给你，你表示佩服不已。于是我知道你我是同一个城市、甚至是同一个区、同一条街的人。
　　你宽肩膀，长腿，目光透着聪明，说话机智风趣，喜欢交际。只是你的嘴唇太薄了，你说话又快，你的嘴唇的翕动给我以异样的感觉。我们从此成了朋友，我常常为你的快人快语和家乡话而大笑。把打嘴巴说成“耳茄子”，把吝啬鬼说成“钱穿在肋条上”，把没有可取之处说成“没情况儿”，我都是跟你学的。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抨击，对时弊的抨击，对各种“左”的政策的抨击深得吾心。我为在寂寞的年月有你这样一个友人而觉得并不那么寂寞了。
　　林彪事件以后我们的干校渐趋解体。到一九七三年以后我们就分手各奔前程了，忙起来就难得见面。庄子早就说过，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十多年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见面与交谈的机会，那天我们一边谈叙一边喝着汾酒，桌上的酒菜琳琅满目。充分显示了新时期的大好形势。你显老得厉害，秃顶，哑声，脸上布满纹道，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斑点。该不是老人斑吧?你仍然谈你想给这个人给那个人以“耳茄子”，你说十余年来你已经换了两个省份三个城市七个工作岗位，文化厅、电影厂、展览馆、师范专科学校、行政公署、作家协会、剧院，“越换越没情况儿”。中国能有什么情况儿?你愤愤地说，俨然在中国之外，俨然是中国的审判者。酒越喝越多，你越强调你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什么他妈的这个那个的，人活一辈子就看机缘。懂吗?老王，你信不信，就看机缘，给我机缘，我照样能当厅长、部长，我没本事?我看我本事太大了。什么，写作?我才不写那玩意儿呢，你套我的我套你的，你捧我的我捧你的，你知道文艺界那个黑暗!什么?搞外事?搞外事有多危险你知道吗，那叫吃不了兜着走。而且搞外事得学外文。谁学那个去?一会儿都学俄文。一会儿都学英文。什么事儿都是起哄，赶浪头!什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他妈的热大发了，不让我发热，这帮儿孙子……我的潜力就白白地烂在我身上啊!
　　我想起了你，我的朋友。我佩服你的节操，佩服你的渊博，佩服你那我行我素的性格。由于你爸爸当过国民党的次长，从年轻时候你就被迫而又自觉地办什么事都靠边站。一九五八年，你成了白旗，成了白专典型。但真到了要劲儿的时候，比如说要翻译毛主席的诗词了，那些个大大小小的官都毕恭毕敬地去请你，不请你硬是不行，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不信试试!人们过去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就更加承认你的价值。学习“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件的时候你能叼着一颗香烟在大家纷纷表态时坐在沙发上睡着，你能流出四尺长的口水并打起鼾来，这本身就镇了!盖了!狂了!那些贬低你中伤你的小人也没敢利用这事收拾你，谁让你是张屠夫!
　　为什么，为什么至今你仍然是酒气熏天呢?一个月倒有半个多月醉。为这个全家与你打架，甚至于你的独生女打了你一个耳茄子!唉!也许你已经习惯了，用自轻自贱来表达特有的狂傲!当情况不同了以后你却改不过来了吗?你再也不能珍重自己的才能，感受历史的使命，正正经经地勤勤恳恳地做事情了吗?这可以叫做性格的惰性吧。看到你自己在糟践自己，看到你的那么多潜力沉睡在你的强壮如牛的身体里，你的朋友亲人是何等痛心!
　　还有你，我的朋友，我的年轻时候的好友。你当然不会忘记我们抵足而眠的日子。不会忘记我们一起讨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安东诺夫、潘诺娃……后来又讨论罗曼罗兰的情景。你当然没有忘记我们各自写了第一篇小说后互相阅读、共同讨论的情景。你当然没有忘记你参加了我的婚礼，临走时我往你的上衣口袋里塞了许多醉枣。而在后来我“出了事情”以后，你怀着怎样的依恋和痛惜来看望我、陪伴我、安慰我、照顾我……
　　但后来社会政治的风云终于把你也吓坏了，你的亲人也对你发出了警告，你下决心与我划清界限了。在我去新疆前夕我本想向你告别的，你却复信说，还是不见面的好。你还说，你(我)聪明，不会不理解……
　　没有什么不理解。只是没有想到而已。我可怜我自己又失去了一位朋友，更怜惜你……
　　后来的种种，我更理解了你，再不要为这暗淡的回忆而痛苦。让我们一起读一首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往事如烟。你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呢!也许你早就可以当部长。一辈子勤勤恳恳的芝麻官。连为孩子办喜事的房子也弄不上。永远那么小心，永远那么老实，永远那么正经。从一九五九年以后再也不说罗曼罗兰了，到了八十年代便更不想说。都说你是罕见的好人。啊，你是那样善良又那样软弱，你老等待着，等待着，谁来给你做主?干一杯茅台吧。什么时候能再度回到青年时代那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日子!
　　我想起了你们，我的国外和国内的朋友。那是久雨后的一个晴天。黄昏。差不多是访问B城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没有安排什么项目。你说，让我们去看看游乐场，一家英国的公司与本国一家公司合办的。我们欣然同意了。汽车转了好多个弯，经过了铁桥和荒漠的河滩，经过了丑陋的并排的烟囱和贮料罐，来到了郊区的一个空场，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小工艺品等待着你去碰运气，因为那些可爱的玩具、挂钟、摆设都是不卖的，而是要靠转轮盘、打枪、差不多是用赌博的方法去赢取。我们在滚石乐团大吵大闹的棚顶餐厅吃了啤酒、烫手的小鸡、泥肠。没有餐具，下手吃完了，用一种浸着芳香的薄荷油的纸擦手。滚石乐团的独唱演员是一位壮实的、个子不高的金发姑娘。我猜她不过十几岁，一定从小就爱吃乳酪。乐团休息时是一位坐轮椅的残疾汉子拉着手风琴唱古老的波罗的海与易北河的民歌，声音如冲锋陷阵的呐喊。
　　我想起中国的庙会。我想起解放前北平的什刹海。这种搭起棚子来的餐厅多像什刹海。入夜便点起炫目的煤气灯。到处飘散着莲荷的清香与鱼水的腥气。那时的“仿膳”餐厅就搭在什刹海的湖面上。在那里可以吃到荷叶粥和肉末烧饼。豌豆黄、芸豆卷和号称栗子面、并非栗子面做的小窝头。史福岗和倪吾诚全家大概多次在那里用过饭的吧?将近半个世纪的事了。
　　玩什么?开汽车?互相碰撞如受到拳击。“飞鸟”，把人倒挂得高高的，一挂几分钟，够刺激也够吓人。莲花转椅，看着都眼花。我选择了旋转秋千。
　　只有你，我的同胞同事同乡拒绝了。当然，你即使出差去拉萨也绝对不肯坐飞机。你还好意地劝过我呢，不要坐飞机，免得出事。
　　马达开动了。我们坐在秋千上慢慢旋转起来。越转越快，越转越高。终于，我们连同维系着我们的身体和生命的不朽的钢绳差不多与地面平行了，距地面至少有三十米了。地平线飞到了我们的头上。山、河、地上的设备像久卧的老人突然坐起，突然站立，突然竖直。灯光滚滚，彩灯成线成河，天旋地转。你害怕，你欢呼，你想大叫却终又变了颜色。就在这个时候旋转的速度慢下来了，我们渐渐垂下来了，地平线渐渐降下了，山河渐渐卧到自己应该存在的地方，你也恢复了自然的微笑，松了一口气，又快了，又升起了，又晕了，又叫了。又慢了，又垂落了，又轻松了……如此往复许多次……终于，你下来了，你还在地上，你没有长出翅膀，你没有能够飞翔，你还是和原来一样。飞荡与垂落相联结，正像生与死相伴随。只是，你体验了温习了这永远的热情。这热烈的痛苦的冲击毕竟把天空荡得摇滚翻覆，以及一再的垂落，终于还是没有飞的重力的威严，终于破碎了的心的梦……原有的位置。又加速，又抛起，又竖直和飞快地旋转。又平息，又下垂，又恢复了位置。一次又一次地飞起，一次又一次地落下。我们怎样结语?是说我们终于飞起，终于实现了人类的永远的热情和愿望，终于唤起了山河和大地吗?还是说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幻想，我们的御风而飞翔的梦终于是徒劳，终于还得停下，下到地面来呢?
　　一九八五年夏天，笔者在一个海滨疗养地碰见了老友倪藻。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健康。这两年，似乎混得相当有情况儿。他约我一起去游泳。他游蛙式、侧泳和仰泳，游得缓慢，平稳，自如。开始时我在前，他在后，为了与他一道游，我时时要放慢速度等他。游了四十分钟以后我感到体力不支，建议往回游。他却说，真对不起，我今天非要往远里游游不可，也许是最后一次游这么远了吧?老王，你先回去吧。我觉得他有点不够意思，又不能把他硬拽回去。我陪他又游了十分钟，终于挺不住了，便抛开他独自往回游。身旁一个人没有，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浪花，无际的水，刷刷的划水的声音，咕咕的吐气的气泡的声音，天与海都是灰色的，晃眼的，令人晕眩的。我突然害起怕来，回转过身来找他，只见他愈游愈快，愈游愈远，正向大海的纵深处，可能是太平洋的纵深处游去。没有办法了，即使呼救他也听不见了。我只好躺下来，随着海浪摇荡着，努力调整和镇静自己。最后用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才结束了我的这次并不愉快的畅游。
　　我躺在岸边沙滩上休息，听着排山倒海的、无比热烈又无比盲目的涛声，赞叹着海的伟大，痛惜着海的力量，海的喘息，海的沸腾的变幻的终无所用。然后我去换衣处洗了淡水澡，换了衣服，回到岸边，仍然见不到倪藻的影子。我真的害怕了，我想向有关部门告急求救。直到暮色昏黄的时候，倪藻才从遥远的水平线上现出他那一个小黑点似的形影。我向他招手，呼喊，跳跃，他没有任何反应。又过了二十分钟，他终于回到了岸上。他回到岸上以后，既不显得疲劳，也不显得畅快。既没有做出满不在乎、游刃有余、一条好汉的样子，也没有吹嘘自己碰到了什么惊险或是自己游泳的技术多么好。这使我相形见绌，不好意思叙述自己的两个小时海上畅游时的所见所想所感。我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游这么远呢?”
　　“我是想，越远越好，”他笑了一下，说。
　　我还以为你要自杀呢。我开玩笑。
　　他没有回答。
　　他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现在北京和许多城市都在进行反对随地吐痰的“运动”，这实在很好。我父亲死而有知，他会感到欣慰。倪藻问道：老王，你说，要解决一个不随地吐痰的任务，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答不上来。
　　他说，我认为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做到全国城乡基本消灭随地吐痰。
　　是不是太保守了呢?
　　他淡淡地一笑。
　　晚上他拉我到一个老字号的西餐馆分店去吃饭。他说，在他的父亲还没有出世的时候，T城的这个西餐店便开业了。海滨分店是季节性的，一半是露天座位，另一半桌椅放置在装有珠连式玻璃饰灯的室内。室内外低声放送着悠扬的电子琴乐曲。在那里吃饭的，多一半是外国游客。他们都保养、打扮得可以。那里的炸大虾做得很好，颜色红得可爱，我还以为他们掺了番茄酱，服务员坚持说就是虾的原色。水果冰激凌(叫做什么“三得”的)十分精美，像一朵朵鲜花。仅仅放冷食的银罩托盘，也叫人赞叹不已。
　　饭后我们一起参加了舞会。想不到倪藻竟跳得这样潇洒和熟练。他跳舞的时候，有许多双中国的与外国的，男性的与女性的眼睛注视着他。
　　在倪藻跳舞的时候我沉浸于自己的小说构思。我想写一部小说，也许不叫小说，应该叫历史。我想写写我见到过的跳舞的历史。解放前，跳交谊舞的多半是一些个坏人。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武汉发生过一次大丑闻。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太太小姐们陪美国军官跳舞，突然停电了，据说停电后发生了集体强奸案，国民党所有的报纸都登了，还叫嚷要彻查。也是四八年，上海的舞女还有一次革命行动，游行示威请愿，捣毁了市政厅。我小时候总听人家说舞女是不正经的女人，但到了一九四八年，舞女也革命了。
　　至于革命的人也跳舞，这是我读了史沫特莱女士的《中国之战歌》之后才知道的，这本书里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革命领袖的舞姿。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怎么能在延安跳舞呢?在延安只应该挽起手臂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记不清了。是不是王实味攻击过延安的跳舞?
　　解放以后五十年代前一半，交谊舞在全国推广。那时我做团的工作，我们的团区委与区工会共用一个办公楼，楼前是水门汀地。每个星期六晚上，工会都组织舞会。青年人自由地跳交谊舞，这是解放了的中国的新气象，是解放以后人们能够更幸福更文明更开放地生活的表征之一。那时候最常放的曲子是《步步高》，跳狐步舞的，节奏感很强。还有一个舞曲我也很喜欢，是苏联的，叫做《大学生之歌》，配有温柔的男高音独唱。我喜爱那青春的旋转，那信任一切的舒展，那新生活的醉人。
　　五十年代后期就没有什么舞会了，至少没有什么开放型的舞会了。也许还有极少数的精华，才能有跳舞的机会。
　　往后更甭说了。
　　直到一九七八年冬季，交谊舞忽然恢复了，风靡全国。然后据说出现了种种不好的风气，不轨不雅的事情。跳舞跳出了小流氓，崇洋媚外，有失国格，道德败坏，第三者插足……
　　到一九七九年春夏，忽然又都不跳了。
　　八十年代开始以后跳舞一直是起起落落。也怪，关于跳舞问题，并没有什么决议、决定、指令、计划、法令、条例、红头或一般文件。但跳舞一直成了气候的显示计。
　　陈建功的小说里描写过一种有组织的舞会。青年学生跳舞，退休工人巡边。巡边员用低沉的声音警告年轻人：注意舞姿!注意保持距离!
　　连各公园也发愁。一九七八与一九七九年一度有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到了净园时间他们不肯走。他们违反制度，他们破坏公共财物、文物、绿地花坛，他们动作猥亵、语言粗鲁，最后发展到辱骂殴打公园工作人员……
　　据说举办舞会要冒一定的风险。你办舞会，忽然来了一卡车“小爷”，小青年冲击会场，不，应该说是冲击舞场，还怎么维护风气与秩序?
　　一九八四年，各地舞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而且都是公开售票的。也出现了一些大胆地肯定“迪斯科”的报纸文章。但“迪斯科”还较少公开地与大规模地跳。不久，例如《解放日报》第一版上就登载了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的通告。
　　后来据说又有一种解释，说是营业性舞会原指有专人伴舞的舞会。
　　这些心理、举措、风习的状况变迁，不是值得一写吗?
　　当然，倪藻与我参加的这次舞会是无干扰的。倪藻说，他的父亲倪吾诚是最喜欢也很善于跳舞的。然而，他一生大概没有得到几次跳舞的机会。而现在呢，灯光是彩色的，明明灭灭，但还不像广东一些高级宾馆的迷灯那样刺激。地板很光滑。男男女女穿着和举止都令人充满对未来的信心。
　　这一晚伴舞的曲子有《波希米亚姑娘》《绿色的鹦鹉》和《去年夏天》。
　　我特别喜欢你，去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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