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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午站在病房的门口，朝人们挥着手。来看望他的郑柏年、安适之和党委副书记孟宪东，一边回头劝他回屋休息，一边走向楼梯。
　　直到他们都走远，消失在楼梯里，林子午才慢慢回到病房，坐到沙发上想心事。
　　林子午有很长的党龄，但却不是在革命军队中成长起来的医务工作者。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在上海行医时，被吸收入党的。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他又根据党的指示到了重庆，以行医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魏旭之和袁亦方。这两位当时血气方刚的中医，在医道上颇有成绩。魏旭之是世医，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八代名医了。他精通典籍，在中医的理论上，颇有造诣。他性格豪爽、爱交游，袍哥、会党里都有他的朋友，甚至国民党军警宪特的人物，也都与他有交往。但他为人正义，同情革命，从不同流随污，很有点出污泥而不染的风骨。袁亦方呢，却是跟和尚学会的看病。他幼年家贫，本不识字，后来拜了营口一个方丈为师，由学医典而逐渐有了文化。他勤奋好学，广求经方验方，终于成为冀中冀东一带的名医。他也渐渐由小县城进入北平。抗战时期，他不愿作亡国奴，便随着逃难的队伍，经太原，至西安，到武汉，过长江，而最后到达重庆。他自然也是同情革命的。当时，颇有名望的西医林子午，不顾国民党政府取缔中医的禁令，主动去拜访这两位郎中，很使他们感动。三个人在魏旭之家吃了一顿豆花面，就成了好友。后来，林子午还陪同周恩来到袁亦方家看过一次病，感动得袁亦方热泪纵横。以后，两位中医都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解放以后，林子午任卫生部的一个局长，极力推荐这两位老朋友，他们才到了北京，在人民的首都贡献出自己的才华。
　　林子午不愿为官，只想拿手术刀。所以，后来一直是新中医院的挂名副院长，真正的外科医生。十年动乱中，新华医院的老院长赵一铭，被迫自尽。实在找不出又有名望，又可以沟通中、西两医界的合格人选，才挑上林子午，把他调来任院长。
　　起初，他有满腔热情，一套计划，想要使新华医院真正翱翔起飞。但是，他渐渐悟到，这医院犹如一个小社会，复杂的人事关系之网，让人难以伸展手脚。加上他年事日高，精力不济，也就渐渐疏于问政，自愿地大权旁落，让积极性极高的安适之一班人执掌朝纲了。
　　改革之火又点燃了他的心，他久已冷却下来的热情又炽烈起来。他想在有生之年，再作一次最后的奋斗，然后，光荣离休，去颐养天年。头一桩事，自然是选好接班人。这可使他费了踌躇。上级机关的一些领导，极力向他推荐安适之。而且，他也承认，这个年轻人的确有非凡的能力。但他又总觉得安适之身上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从医生的天职，从一个共产党员对待同志的规范来看，安适之似乎过于冷静，缺乏一颗火热的心。但从为人处事，联络“应当联络”的人这一点来看，他似乎又太过于热情。他不知这冷与热，哪点是安适之的本色。他觉得现在的人太难理解了。加上袁亦方、魏旭之两人的反对，全院各个渠道传播给他的消息，使他一时还舍不得把自己这把交椅让给安适之。但他又相信，领导总是比自己考虑得更全面的。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从窗户向外望去，还想再看看那几个人的身影。可那几个探望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路灯在闪着桔黄的光，照着寂静的市街。
　　他叹了一口气，决定三天后就出院，不在这里干躺着了。他吃了片安眠药，躺到床上去。
　　郑柏年俯身到床上，亲亲熟睡的小女儿梅梅。吴一萍走过来，一边给梅梅放下蚊帐，一边轻声说：“轻点儿，别把她弄醒了。孩子刚睡着。”
　　郑柏年又依恋地看看女儿，才站起身，轻声说：“师母，您这屋里又没蚊子，干吗还放蚊帐?”
　　吴一萍笑笑说：“蚊帐就只管挡蚊子?”
　　“那还有什么用?”郑柏年不懂。
　　吴一萍用又瘦又长的手指点点郑柏年说：“亏你还当大夫，你不知道孩子睡觉的时候，四周越消停越好?光线还得暗点儿。落下蚊帐，就好比给孩子又盖了间小屋儿，让她安安静静儿地睡，省得作恶梦吓着。”
　　郑柏年感动得看着吴一萍清瘦的脸：“师母，您真疼她。”
　　“唉，她妈老也调不回来，你连爹也当不好，还要当妈，孩子算是受了罪了。跟着你，夜里准是一惊一乍的。反正我也没事儿，就当她奶奶得了。”说着，隔着薄薄的蚊帐，爱恋地瞅着梅梅，由衷地夸赞着：“多俊的闺女。刚才还跟我背英语来着，叽哩咕噜的，我也不懂，可好听呢。”
　　“您听不懂还好听?”郑柏年笑笑。
　　“越剧我也听不懂，可我爱听。这孩子说英语就跟唱歌似的，大了比你有出息。嘘，别说了，咱们到那屋去。”老太太拉着郑柏年走了。郑柏年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蚊帐里的女儿。
　　在屋门口，老太太忽然停下，拉拉郑柏年的袖子，小声说：“你这个当师哥的，不管管静雅的事儿?”
　　“她怎么了?”郑柏年有点吃惊。
　　“她不能老这么一个人儿过呀，她得朝前走一步。”
　　“您看上什么人了吧?”柏年笑着问。
　　“你觉着他行吗?”老太太仰脸看着他。
　　“谁?”
　　“甭跟我装蒜，天明呗!”
　　“成，太合适了。我给他们促进。”
　　“那我得好好儿请请你。”
　　“别老骂我就成。”
　　两人笑着走到外间屋。
　　外间屋里，袁亦方正坐在写字台边出神儿，翻开的线装书摊了一桌子。
　　郑柏年、吴一萍看见他这样儿，都止住脚。老太太说：“哟，你这是干什么呢?晾帐本儿呐?瞧这份儿乱，摊开这么多书本子干什么?”
　　袁亦方瓮声瓮气地说：“找个方子。”
　　郑柏年走到桌边，说：“什么方子，我给您找。”说着拿起一本书。一看是《黄帝内经》。
　　袁亦方叹口气：“唉，这上面都没有。”
　　吴一萍说：“什么宝贝药方，这么难寻觅?”
　　袁亦方说：“给林子午开个方子，治治他的病——他老是犯犹疑，当断不断。”
　　老太太噗嗤笑了，说：“他这病你可治不好，得把李光找来。他行!”
　　袁亦方一按桌子站起来，说：“也不知道上级打的什么主意，这新华医院还打算办好不。就那么一个懂业务，有干劲，有眼光，又得群众拥护的党委书记李光，又给调走了。剩下个犯犹疑病的老头子院长，随风倒的副书记，啊，还有你这个一点儿官瘾也没有的副院长，还不让安适之这样的人独揽了大权去?!真让人心急。”
　　郑柏年说：“袁老，这种事急了也不成。医务界也跟全国各行各业一样，改革是势在必行，可是到底怎么个改法还得仔细地斟酌。”
　　“甭管怎么改，首要的是有个好的领导人。”袁亦方说。
　　“这倒是。”郑柏年说，“可什么叫好的领导人?这也难讲。人无完人，安适之是有许多毛病，可是他比我工作能力强，这么大的医院，需要有一个能断能行的人牵头。”
　　“可他的断与行都是以自己为核心，怎么对他有利他怎么干。我真不明白你。那些年，向'四人帮’打报告，说你抗拒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让你到干校呆了五年的，是不是安适之?给报社打小报告，说梁晓晨支持黑典型的是不是安适之?晓晨那时候被调到西南去，到今天还回不来，是不是他造成的?人，不念旧恶，不计私仇，好，我赞成，我佩服。可是，物色一个领导人，不是你们个人之间的事，不能为了你个人的大度，就忘记了全院群众乃至国家人民的利益。我不是批评你。我曾经是他的岳父，被他整过，今天反对他出来，势必会有人说我是发泄私愤。可我不怕这个，我得实事求是。我也希望你坦坦荡荡，不能怕人家说你念及私仇，就不敢秉公仗义，因保全自己的道德而危及大家的利益。我的话可能不大中听，可我还得说，希望你三思。”袁亦方说完这番话，仿佛有些疲乏，就坐到沙发上，仰靠着背，举目望着柏年。
　　柏年走到他身边，深沉地说：“老师，我敬佩您的人格。能做到不念旧恶，并不是困难的事。能够一直实事求是，毫不顾及别人的非议，宁愿被人误解也坚持原则，才真是不容易。我记住您的话。可也想说，只要适之真正记住那几年的教训，不再为了个人的乌纱帽而出卖原则，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挥他的长处呢?您也得相信，如今的领导也得在群众的监督下行事。真正不合群众意愿的干部，怨声载道，也是呆不长的。何况……”
　　这时，电话铃却响了。吴一萍拿起听筒。
　　“嗯，是。……他在这儿。”老太太把听筒交给郑柏年，说，“找你的。”
　　郑柏年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急急地说：“好，我马上去。”
　　他放下听筒说：“有个重伤员，被机器轧断了右手，我得马上去。”说着，就要走。
　　吴一萍拉住他说：“等等儿，拿几块蛋糕去，这手术一会儿半晌地完不了。”
　　郑柏年说：“那就多拿几块，天明已经到手术室了，正消毒呢。”
　　“得，全拿去，”老太太把一个铁圆点心盒递给柏年，说，“你们可得想法儿给人家把手接上。多让人揪心呐。”
　　“你快让他走吧!”袁亦方说。
　　郑柏年回里屋又看了一眼梅梅，出来说：“师母，梅梅就在这儿多住儿天吧!”
　　“走吧，走吧!”吴一萍推着他的背，“人家不定多心急呢!”
　　郑柏年走出屋门，正好碰上刚刚回家的静雅，俩人还没顾得上说话，来接他的汽车就在院门外按起了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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