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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续)。
　　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
　　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
　　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元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
　　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
　　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
　　就在那一天，“天行者”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
　　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
　　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1992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
　　事隔十几年。
　　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
　　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
　　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
　　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家乡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
　　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
　　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
　　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
　　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
　　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
　　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
　　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在某个时刻的状态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
　　在这部小说中。
　　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
　　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
　　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
　　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
　　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
　　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呆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
　　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
　　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
　　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
　　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
　　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
　　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
　　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
　　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
　　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
　　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
　　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
　　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的诗，正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无与伦比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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