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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而扎的陆家堰村庄，似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又殷实，房子都是砖砌石垒的二层楼，地上铺着清一色发亮的青石板和鹅卵石。下午两点多钟，我顺着陆家堰码头伸出去的石板路往里走，不久，便看见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一对妇女正在井台上打水洗衣。当我并不十分明了地向她们说起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两人却似乎很明白我要找谁。其中年纪稍长一点的妇女这样告诉我：
　　“你要找的人叫阿炳，他的耳朵是风长的，尖得很，说不定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现在肯定在祠堂里，你去那儿找他就是了。”
　　她说着伸手给我指了一下。我以为她指的是附近那幢灰房子，结果她说不是的。她又伸手指了一下，对我说：
　　“喏，是那一幢，有两个大圆柱的，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的。”
　　她说的是胡同尽头的那幢八角楼，从这儿过去少说有百米之远。这么远，他能听得到我们说话，那怎么可能是人？老美最新型的CR—60步听器还差不多。
　　我忽然觉得很神秘。
　　祠堂是陆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虎。古人为美刻下它们，如今它们为岁月刻下了沧桑。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象它已年久失修。但气度依然，绝无破落之感，只是闲人太多，显得有些杂乱。闲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带娃娃的妇女，还有个别残疾人。看得出，现在这里成了村里闲散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
　　我先在祠堂门前转了一会儿，然后才步入里面。有两桌人在打“车马炮”——一种在南方盛行的民间纸牌，还有一桌人在下象棋。虽然我穿着朴素，并且还能说一口基本能乱真的上海话，但我的出现还是受到四周人的另眼注目。我转悠着，窥视着，指望能从中猜认出阿炳。但感觉都似是而非的。有一个手上吊着绷带的孩子，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吧，他发现我手上戴着手表，好奇地一直尾随着我，想看个究竟。我取下手表给他看，末了，我问他阿炳在不在这里。他说在的，就在外面过厅里，说着领我往外面走出来，一边好奇地问我：
　　“你找阿炳干什么？”
　　“听说他耳朵很灵光是不是？”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看来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我点头后，他马上变得神秘地告诫我，“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他能不能听出来。”笑了笑，又说，“不过我想他一定能的。”
　　出来到外厅后，孩子左顾右看一下，便领我到一个瞎子前，大声喊起来：
　　“阿炳，来，考考你，他是谁家的人？”
　　这个瞎子刚才我一来这里就注意到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一根粗陋的竹拐杖，露出一脸憨笑，看样子不但是瞎子，还像是个傻子。我怎么也想不到，罗山举荐我的居然是这么个人，又傻又瞎的。这会儿，他听孩子说要考他，似乎正是他等待已久的，立即收住憨笑，一脸认真地等着我“开口说话”，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说话啊，你，快说话。”孩子催促着我。
　　“说什么？”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我稍一犹豫，孩子又惊惊乍乍地催促我，“快说！你快说话啊！”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好像我们合伙在欺负一个瞎子似的，所以我想都没想，就以一种很客气又支吾的口吻对他说：“你好……阿炳……听说你的耳朵……很灵光，我是来……”
　　我话还没说什么，只见阿炳双手突然朝空中奋力一挥，叫道：“不是。他不是我们村里人。”声音闷闷的，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
　　说真的，我没有因此觉得他听力有多么了不起，毕竟我的上海话不地道，说的话和这里人虽是大同，却有小异。我甚至想，换成我，哪怕让我闭上眼睛，他阿炳，包括这里任何人，只要开口说话，我照样听得出他们不是上海城里人，而是乡下的。这是一回事。难道这就是他的本事？正在我疑惑之际，孩子已节外生枝，给我闹出事情来了。这孩子我越来越发现是很调皮的，他存心想捉弄阿炳，硬是骗他猜错了。
　　“哈哈，阿炳，你错了，他就是我们村里人！”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叔叔。”
　　“不可能！”
　　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坚决，而且还很生气地——越来越生气，咬牙切齿地，最后几乎变得像疯癫子一样地发作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你是骗子！你骗人！你骗我！你……你……你们万家的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骗人的东西！骗子！骗子！……”
　　骂着骂着，脸变得铁青铁青，浑身跟抽风似的痉挛不已。
　　旁边的人见此都围上来，一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安慰他，还有位妇女一边假装抡起巴掌威胁要刮孩子耳光，一边又暗暗示意他快跟阿炳道歉，孩子也假假地上前来跟他认错道歉。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让阿炳安静下来。
　　这一切在我看来简直怪得出奇。如果说刚才是我把他看做傻子，那么现在该说是他让我变作傻子了，前后就几分钟的时间，我看到的他，既像个孩子，又像个疯子，既可笑，又可怜，既蛮横，又脆弱。
　　我感到神秘又怪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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