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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出无奈，我只得将黄依依去后山农场偷会老王的事，向罗院长作了汇报。罗院长一听生气极了，说这怎么行，这不是要影响她的工作吗？当即就作出决定，让负责行政的钟副院长带人去，立即把老王赶走，赶回他江苏老家去。
　　这是我对黄依依犯下的又一个罪！如果说，老王不走，有一天黄依依破译了光密，他们也许会有圆满的一天。但现在，老王回了老家，整天跟老婆孩子待在一起，“圆满”的可能性小得多了。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老王走了，但黄依依还蒙在鼓里，到了星期天，依然买了很多东西，戴着草帽，挎着军用水壶，去后山看他了。我没拦她，也没跟她明说，让她去。我想，你碰了一鼻子灰回来，总会死心的！
　　哪想这天下午都四五点钟了，还没见她回来。这时，我发现外面的天空乌云密布，窗前的树木在一浪一浪的风头中稀里哗啦地摇来晃去。要下大雨了！我担心她遇到意外，赶紧叫了一辆吉普车，去后山找她。我们的车刚驶出701的大门，铜钱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砸得车顶砰砰地乱响。
　　车开到后山的一个谷口，没路了。我和司机只得穿上雨衣，跳下车，冒着倾盆大雨，踏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往后山农场赶去。直到我们在滂沱大雨中翻过了两个山头，才看见黄依依在一片接天连地的白花花的雨雾中，像一个醉汉似的跌跌撞撞地走来。她头上的草帽不见了，整个人淋得跟落汤鸡一样，在雨水中不停地跌倒、爬起，爬起又跌倒。当时她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灵魂出窍的人，只剩下一副单薄的躯壳在无情的风雨之中飘荡行走。
　　我大喊一声跑上去，将她抱在怀里。她睁开眼睛虚弱地望了我一下，翕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但终究什么也没能说出来，就昏迷了过去。她的额头上已磕出了一条口子，雨水将血洇开来，流得她满脸满身都是。我心急如焚，抱着她大声喊：“黄依依，你醒醒……依依，你醒醒……”我喊干了嗓子，喊酸了鼻子，她也没睁开眼看我一下。
　　直到我们把她送到医院缝了伤口，打了针，输了液，她才醒过来。我站在她床前，指着她做了包扎的额头，故作幽默地说：“缝了两针，开天窗了啊，说明你要交好运了。”她冷冷地瞪我一眼，把脸别到一边。我知道她恨我，但还是厚着脸皮逗她，“依依，知道今天是谁像英雄一样把你从山上背下来的吗？”
　　她冷哼一声，干脆翻过身背对着我，闭上了眼睛。
　　我突然伤感起来，忍不住坐在床前，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对她说：“依依，我今天在背你回来的路上老是想哭，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我背的不是你，而是我的女儿。我女儿今年九岁了，但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背过她，我真希望这样背背她，好让我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依依，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是保证党和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我们既然选择了它，也就选择了一种革命的人生，在这里个人的利益、愿望、理想、前途都变得不再重要，都要服从革命的需要。革命就意味着牺牲，意味着纪律，意味着没有自我，忘掉自我。个人的‘小我’只有融入到革命的‘大我’当中去，才会迸发出更多的光，更多的热。”
　　她睁开眼睛，叫我不要跟她说大道理。我说在这里，我们就要讲大道理。她竟一脸的愤怒，大声说：“你不要你们我们的，好像我是这里的外人似的！”我怔住了，她接着说：“我就是一棵树，在这里长了这么久也已经是701的树了，这些大道理已经不需要你讲了。老实告诉你，光密我是一定要破的，但不是为你。你把光密当做是你的，你的理想，你的前程，但其实光密不是你的，而是我的，是我要证明你可恶可恨的一个证据。所以，不管你怎么伤害我，我都不会丢下它。我知道你现在想干什么，做了亏心事又怕我撂挑子，来哄我，没必要。你走吧，我累了，我要休息，好早点养好伤去工作。”
　　我张嘴想说点什么，她打断我，“别说了，省点劲吧，回去吧。你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我呢，只剩下该做的，我会把它做好的，你放心吧。”
　　我说：“我放心……”
　　她又打断我，冷笑道：“你可以放心，但你无法安心，因为你做人做事太狠！太毒！！”
　　我想给她解释，她却慨然阻止我，“你什么都别说了，你做你的，我说我的，不需要解释。我已经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我只得怅怅地离开了她。
　　这天晚上我回去后，禁不住坐在屋中，默默望着小雨的“遗像”久久发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对黄依依做得太绝情了。“遗像”上的小雨用那么真切的目光盯着我，这眼光里的秘密只有我和她知道。
　　我抱着小雨的像，心都碎了。
　　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此后的黄依依果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上。最让我惊奇的是，她竟把她的长发剪了，剪成了当时最常见的运动头，当我一天早晨看见她穿着一身运动装在跑步时，不觉惊喜不禁。我知道，她这是在“削发明志”，她已憋足了劲，准备对光密发起冲锋了。
　　果然，在不久后的一个周一例会上，她对破译光密提出了自己大胆的设想。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还是认为光密是一部集原始密码、移位密码、替代密码和数字密码等多种密码技术的综合密码，它花哨、复杂、机巧，但不一定有多高难。但老陈却不同意她的想法，说这不是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吗？前次的演算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死路！她说她已在老思路上作了调整，虽然上次演算证明她的方案有问题，但这不是绝对地证明它就是一条死路。事实上，有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出现这种演算不支持她的设想。
　　我问：“哪两种情况？”
　　她说：“一种是我对密钥的猜想不正确，或者说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局部有问题。我现在还是坚持认为，大方向没错，问题出在某一个或者几个局部环节上。另一种情况是，我对密钥机的猜想完全正确，错误出在光密本身，光密本身有问题。”
　　老陈问她：“你说什么？光密本身有问题？”
　　她解释道：“世上的密码都是有误差的，就像我们写文章，总会有些错别字。如果错别字不多，差错率不大，在标准范围之内，这是允许的。我上次的方案是把光密当做一部标准的、误差率小于规定标准的密码来做的，那么如果光密本身有大问题——误差率大于规定标准，演算也会不支持我的方案。”
　　我说：“你现在怀疑光密的误差率大于规定标准？”
　　她摇摇头，“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我现在主要是在求证密钥系统，希望能够尽快发现问题，好重新设计程序，作局部调整。”
　　我说：“如果你求证的结果证明你的密钥系统没问题呢？”
　　她说：“那我就怀疑密码本身有问题，误差率超过了标准值。”
　　老陈说：“说来说去，你是不相信演算结果，只相信自己。”
　　她说：“我相信自己大的思路，但怀疑推测的程序，所以才需要重新求证，调整出新的方案。”
　　老陈问：“那什么时候才能调整出新的方案来呢？”
　　她苦笑着说：“这很难说，快也许很快，慢也许永远没有结果。”
　　老陈摇摇头：“这太没谱了吧。”
　　她说：“所有的密码都是在没谱的情况下被破译的！”
　　老陈摇着头看着我，我说：“确实如此。”明显是没有帮老陈说话。
　　之后，黄依依要么整天不来上班，要么来上班就一头扎进自己的破译室，把自己死死地关在屋里，中午和晚上的饭都是小查给她送进去的。在家里，她屋里的灯光也常常亮到三四点钟，有时还通宵不灭。我知道，她在用自己超常的胆略和智慧，在与阴险狡诈的斯金斯较劲，在与斯金斯搏杀。是搏杀就要刀光剑影，就要血流成河。这让我不由想起安德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破译密码是男人生孩子，女人长胡子，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关起来，放在时间上烤，放在苦海里煮，把你的骨头烤断，把你的脑筋煮烂，烤得你魂飞魄散，煮得你心肝俱裂。没有把你的脑筋煮烂，没有把你的灵魂烤出窍，没有这种精神，破译密码只能是一句空话。
　　那段时间，我经常站在黄依依亮着灯光的楼下，默默地为她祝福，祝愿她有一天真能给我们一个惊喜，真能给我们烤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大蛋糕来！
　　一天晚上，黄依依神情倦怠地来找我，我赶忙让她坐下，问她怎么样。她坐下说：“不怎么样，74211个程序，我已经求证了20000多个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我想了想说：“你为什么怀疑是自己出了问题，而不怀疑是斯金斯的密码出了问题呢？”
　　她说：“按我的猜想，光密不是以深难来取胜的，那么它的误差程度应该不会太大，何况这是斯金斯的密码。再说，美国现在很多部门都有了计算机，验算密码的标准度只是举手之劳，肯定是验算过了的，如果发现这部密码设计程序上有问题，想必他们也不会卖给台湾用的。”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有个问题不知你有没有想过？”
　　“什么问题？”
　　“光密是斯金斯给美国军方量身定做的，而实际上现在真正穿这件衣服的人又变了。人变了，衣服就可能不合身，需要修改，是不？”
　　“是的，这种修改不难的，斯金斯会乐意做的。”
　　“正常情况是这样，给你做的衣服，临时给了我，不合身，请师傅稍加修改，师傅会乐意修改的。但是像斯金斯这种怪人，内心充满仇恨的人，别人对她稍有异议或者异举都会引起她的不满。在她眼里，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不会是平等的你我关系，而是悬殊的大小关系、贫富关系、贵贱关系。本来这件衣服是高贵的公主穿的，现在沦落到丫鬟手里，丫鬟出面请她修改一下，请得动吗？可能请不动。”
　　她怔怔地望着我，突然激动起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台湾方面请不动斯金斯，最后只好自己修改，结果导致密码误差率上升，超过了规定值！”
　　我说对，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她欣喜若狂，“这种可能性很大，我怎么没想到呢？还有你……你怎么不早说呢？早说我现在的求证工作就先从密码入手了！”说完，竟连招呼都忘了打，就起身急匆匆地走了。
　　说句实话，我自己也没想到，我的一个偶然得之的连常人都可能拥有的想法，居然使黄依依如获至宝。她当天即调整了求证方向，并很快找到了问题症结，从而使破译工作突破了困扰已久的瓶颈问题。
　　然后就是最后一道难关：攻克结构整部密码的数学链条。
　　后面的情况可想而知，黄依依几乎将她的家搬到了办公室，白天黑夜都把自己死关在屋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拼搏着，有时小查去敲门喊她吃饭，她也置若罔闻，敲了很久才听到。一天，她从洗手间出来，我在走道里碰到她，那憔悴的样子竟把我吓了一跳：人瘦了一圈，眼睛红红的，眉头皱得老高，头发乱得像草！我想对她说点什么，她朝我嘘一声，匆匆走过去了。我知道，她是怕我打断她的思路。
　　那些天，我们特别行动小组的所有人都在围着黄依依的工作转，我不仅去找罗院长特批给了她最高的伙食标准，还每天都去食堂，亲自给她搭配营养，安排饭菜。小查和小费则负责数据传递工作，小查从她屋里将数据拿出来，交给小费，由小费送到演算室去，然后再将演算出的结果返回到黄依依手中。最后，就连对黄依依多有抵牾的老陈也禁不住加入到了数据传送工作中，与小查、小费他们一起，在我们的办公楼与演算室之间来来回回地跑，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有一次老陈专门到我办公室来，说起黄依依眼下的高强度工作，由衷地说：“真希望她快点破了这鬼光密，结束这魔鬼一样的工作，不然她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啊！”
　　到了第十四天，连罗院长也坐不住了，过来问我情况，“怎么样，有消息吗？”
　　我摇头说：“这些天除了小查，谁都没见过她。她回避见我们。”
　　罗院长说：“可能是怕分心吧？”
　　我点头说：“是的，她现在的思路一定像游丝一样透明又脆弱，风都可能把它吹断，断了就麻烦了。”
　　罗院长问我：“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不知道……很难说……”
　　罗院长叹口气说：“唉，她这人啊也真怪，过去总是担心她不好好工作，可一旦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老是这样要伤身体的。”
　　我说：“这没办法，她这人就这样，迷进去就什么都不管了。”
　　罗院长望着我说：“但愿她这次能成功啊，成功了，你可以让小雨入土为安，我呢，也可以减轻压力。你不知道，总部已经接到好几封告我和我们这个班子的信，说我们无原则袒护她。”
　　我想了想，认真地说：“我相信她会成功的。”
　　罗院长笑道：“好，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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