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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有些爱比恨还要折磨人。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睡不着，因为接下来要说的每一件事都是折磨人的。
　　折磨我。
　　我该接受这种折磨，这是我的命……我回上海足足待了一个月时间。我之所以待这么久，其实是想回避再看见黄依依。我真的怕见她，怕她瞪着一双大眼爱之切切、恨之入骨地看着我。她越那样我心里越难受，所以我想迟点回去，她肯定就走了，调回北京了。我们俩就像两颗偶然相遇的流星，在天空中擦肩而过，心底的感情和伤痛也就随风而逝了。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回去后竟然得知黄依依并没有走，只是前段时间她生了一场大病，现在病好了，组织上已经让她接替老陈，当了破译处处长。老陈甚至还辞掉副院长职务，只要求当一个破译员，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对他也许是最惬意的，也是最合适的。老陈后来在破译上大有建树，我觉得跟黄依依对他的刺激是大有关系的。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我听说黄依依没走，我又惊又喜，当天晚上就忍不住登门去看她。她见了我不冷不热的，我给她带去从上海带回来的一些土特产，小零嘴，她也不接受，说：“算了，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我很惊异，问她：“依依，你怎么了？”
　　她说：“安副院长，别这么喊我，喊我黄依依或者黄处长，都可以，就是不要再喊我依依了。”
　　我惊愕地望着她。
　　她却很平静地说：“以后我们还是保持正常的上下级关系，除了上下级关系，什么都不要再有了。”
　　我沉默不语，半晌后才盯着她说：“你在恨我。”
　　她摇了摇头：“没有，我只是觉得这样更好。”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听说你生了一场大病？”
　　她避开我的目光，淡淡地说：“是，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我问她什么病，她说其实也没什么病，就是浑身没劲，下不了地，头晕。我说主要是前段时间太累了。她苦笑道：“是啊，累，我太累了。你没事了吧，没事就这样吧。”遂对我下逐客令。
　　我没有走，我说：“这也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你在赶我走。”
　　她一阵苦笑，笑得酸涩，笑得凄凉。她说：“你不走干吗呢？走吧，以后有事我们在办公室谈。”
　　我依然不走，磨蹭着问她：“你为什么没回北京？”
　　她冷冷地说：“走得了吗？”
　　我说：“这是铁部长都同意的，谁拦得住你。”
　　她说：“那就算是我不想走吧。”
　　我说：“你不走是对的。”
　　她叹了口气，苦笑道：“没有什么对不对的，一个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的人，也许就同一只猪或狗没有两样，在哪里都一样。在这里，我起码还是一只有功劳的狗，受人尊敬的狗。也许这就是我不走的原因，决不是为你，也不是为哪个男人，就是为自己，行了吧？这样你理解了吧？”
　　我茫然地望着她，她的冷漠和孤傲让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和冰凉。过去，我曾迫切地希望她能改变一下自己，可她现在果真改变了，我又感到怅然若失，心里一阵阵地发酸发痛。但是，真正的痛，彻骨的痛，还在后面等着我。
　　第二天，我去找罗院长汇报情况，从院长那儿我才知道，黄依依不是主动留下来的，而是铁部长下了死命令不准她走。铁部长不是跟她早有约定，怎么会不同意她走？我觉得很奇怪。罗院长说：“铁部长不知从哪儿获悉，黄依依在工作中不经意了解到了总部的一个绝密信息，如果放她走有可能对我们工作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只好委屈她了。”我问是什么绝密东西，罗院长说她也不知道。“连对我都要保密的东西说明真是个大东西啊。”罗院长言之凿凿地说，“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干部说，不该知道的东西你们不要去打听，你知道了是要为它承担责任的，黄依依不就是这样，我知道她很想走，可谁让她掌握了‘大东西’，掌握了就要对它负责。”
　　那么这“大东西”到底是什么？我马上想到可能就是小雨的秘密，后来铁部长明确告诉我，就是它！因此，按照保密规定，黄依依必须要等小雨的秘密失效后，才能离开我们这个系统。
　　天呐，原来罪魁祸首又是我！
　　据说，黄依依曾以绝食抗争，结果大病一场。我可以想象她最后是怎么留下来，并且同意接任老陈，是没办法的办法，别无选择的选择。这件事把她彻底击垮了，以致对我都懒得说，懒得来责怪我，只想搪塞了之。我料想她一定恨死我了，恨到极限是无语，是心死，是把你打入另册，不再对你有任何的想法和愿望。
　　果然，从此以后除了工作上的必要往来外，黄依依再也没有主动和我单独说过一句话。我知道，这是她对我的惩罚，也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既然是命运的内容，我似乎也只有接受了……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黄依依与我朝夕相处，却形同陌路，我们经常在路上迎面相逢却视而不见，无声而过。
　　这种状态维持了将近一年，一天下午，黄依依突然来找我，要求组织出面，帮她解决一个人的问题。我问她是谁的问题，她像陷入了沉思一样沉默着，很久才抬起头来，说是通讯处张国庆。我当时很纳闷，张国庆有什么事需要她来出面解决？她说：“你不知道他爱人和孩子都被处理回老家了。”这我当然知道。我问她要干吗，她说：“你曾经答应我，破译了光密我可以救一个人。”我说：“是的，让老王回来工作。我还一直纳闷，后来你为什么不提这事了。”她哼一声说：“当时我因为被铁部长强硬留下，自己都不想活了，哪还有心思去管那些。再说了，你把他赶回老家，他整天跟个罪犯一样看老婆孩子的脸色做人，赎罪还来不及呢，心里哪还敢有我？”
　　确实如此，所以我对她的伤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我想表示一下歉疚，她不耐烦地阻止了，“行了，这些都不说了，现在就说这个，我要讨回我的权利，但不是为老王，而是张国庆，请你看在我的面上，帮张国庆把他老婆和孩子弄回701。”
　　我不觉糊涂了，这张国庆到底跟她有什么关系？
　　说起张国庆，也是个701众所皆知的著名人物，他以前是我们机要处的机要员，701内部所有的机要文件，都要从他手头过。他妻子是我们医院的内科护士，是个胶东人，长得人高马大的，脾气也很大。据说张国庆很怕她，两人一旦吵嘴，女方常大打出手，打起来，手里抓到什么，都敢往男人身上甩去。有一次甩过去的竟是一把医院里的手术剪子，银光闪闪地飞过去，一下插在张国庆的肩膀上。张国庆怕老婆的事情，大概就是从此名声在外。不过又有人说，女人其实是很爱丈夫的，张国庆在家里什么事都不要做，女人还给他洗脚，剪指甲。她在外面总是说张国庆怎么怎么的好，她是怎么怎么的爱他，离不开他，以致他不在家时她连觉都睡不着，等等。但是，张国庆总是要离开她的，因为他的工作决定他经常要去总部出差。三年前的一天，张国庆去总部出差回来，以往他总是先回单位，把随身带的文件锁进文件柜后再回家。但是那天的火车晚点好几个小时，到701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如果去了单位再回家，起码还要折腾个把小时。他不想折腾，于是直接回了家，根本没想到这会给他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退一步说，如果第二天他早点起床去单位，把文件存好了，事情也是不会出的。但那天张国庆要起床时，老婆提醒他，今天是星期日，意思是你可以多睡一会儿。这一睡就是一个大懒觉。这个大懒觉可睡出了大问题！等他醒来，已是十点多钟，家里空荡荡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家。妻子不在家是想得到的，因为这是星期天，院子里的家属一般都要跟单位的班车去镇上采购东西，一周仅此一回，是过了这村没这店的，错过了，下周的菜蔬、柴米油盐都可能要成问题。一般妻子是不带孩子走的，反正张国庆在家，有人带。但是这天，张国庆妻子也许想让丈夫睡个安稳觉，把孩子带走了。孩子是个男孩，只有七岁，刚上小学，以往父亲每次回来，都会有点东西送他。这次，父亲深夜回来，他不知要送什么东西，当然要翻翻父亲的包。母亲到食堂里买馒头去了，父亲还在睡觉，屋子里等于没有人，于是他及时拉开父亲的皮包，并且马上找到一份属于他的礼物：一小袋纸包糖和一盒小饼干。他先剥了粒糖吃，一边吃着，一边继续翻找。于是翻到一只文件袋，里面都是机要文件。对文件孩子是不感兴趣的，他感兴趣的是这些纸张，这么白花花，亮光光的，他见了忍不住用手去摸，一摸，又硬又滑的，简直是叠飞机的上好材料……
　　到这时，张国庆命运中的劫数开始作怪了，孩子看袋子里这样的纸有厚厚的一沓，装订成一份又一份的，有十几份呢，他想抽掉一份谁知道呢？于是他“聪明地”抽出一份，把它转移到自己的书包里。吃过早饭，母亲喊他一起走，他想出去正好可以叠飞机玩，便把书包挎在了肩膀上。母亲说，这不是去上学，是去镇上买东西，你背书包干什么？他说，我要做作业，到时你去买东西，我在车上做作业。母亲听了，简直为儿子的懂事有点感动。
　　两个小时后，张国庆起床了，马上注意到皮包的拉链开着。他是个机要员，十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使他格外关心里面的文件，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少了一份！他几乎笃定是年仅七岁的儿子干的坏事，急忙出门去找儿子。院子里都找了，左邻右舍都问了，不见孩子的影子，有人说可能是跟他妈去镇上了。这个“可能的事实”让他吓坏了，因为如果文件确实在他孩子手上，出不出院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是要改变性质的。事后，也正是这一点，把张国庆全家都毁了！
　　我们长话短说吧。当张国庆在半路上见到孩子时，孩子已经跟着他妈从镇上回来了，孩子手上正捏着用文件的半页纸叠的飞机呢。据孩子事后说，因为文件纸页较大——是16开的，他是对开来用的，这样一页纸就可以叠两架飞机了。在母亲去街上买东西时，他没有跟去，而是以做作业的名义，留在车站里，与院里同来的另一个孩子一道叠飞机玩。文件共有四页，按每页两架计，他们应该可以叠出八架飞机。事实也是如此。但现在他们手头只有每人一架，两人就是两架，其余几架，有的飞上屋顶，有的坠入人流，有的当场被镇上其他孩子抢走。后来返回停车场去找，总算又找回来四架，应该说还算不错的。但是，丢失的两架，其造成的损失，似乎不亚于丢失了两架真飞机，整个701上下都在为之惊心，都在危言耸听地谈论。
　　处分是免不了的，而且一定不会轻。
　　最后，张国庆老婆被开除公职，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张国庆因为两个因素一定程度地保护了他：一个他是党员，有种说法，开除党籍可以抵三年罪。就是说，开除了他党籍等于是判了他三年徒刑；另一个他是机要员，身上有高等级的秘密，不便流入社会，可以说他的公职不是想开除就能开除的。所以，最后他的公职还是保住了，只是离开了机要处，到了通讯处，行政级别也由21级一抹到底，降到了最低的24级。国家干部制度上其实是没有24级一说的，最低也是23级，所谓24级其实是下面单位自己搞的名堂，一般是提干第一年，或者学校毕业第一年，都按24级来看待，有点预备党员的意思，一年内如果不犯错误，即可转正。
　　有人说，对张国庆妻子的处理过重了，其实正是因为不能正常地处理张国庆，才这么重地处理她的。她是替丈夫和孩子受过，理所当然，合情合理，没什么冤屈的。没有冤屈，组织上当然不会给她翻案，但谁也没想到，黄依依会来替他们行这个好。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得很含糊，只是说一个七岁小孩犯下的错误，要让一家三口都付出一生的代价，挺冤枉的，也挺可怜的。
　　我说：“老王在老家也挺可怜的。”
　　我其实是希望她把老王“赎”回来，一来老王的下场毕竟跟她有关，二来这也是我对她有过的承诺。可是，她巧妙地“将”了我一“军”。
　　她说：“你的意思是把老王的事情和张国庆的事情一并解决了，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我说：“我的意思是先把老王的事情解决了。”
　　她说：“不，如果两个事情只能先解决一个，那么先解决张国庆的。”
　　我问：“为什么？”
　　她说：“没有为什么。”
　　应该说，她要保救老王，大家是心照不宣的，可为什么要施恩于张国庆，这事情就很叫我费解。既然费解，我不免要去底下打探打探，结果又探到一个“大地雷”——两人原来相好着呢！听说相好的过程很偶然也很简单：有一个星期天，张国庆向别人借了二十元钱，加上自己身上的五元钱，去镇上邮局，准备给老家正闹饥荒的老婆孩子寄回去救命。没想到他刚填好单子，正要往柜台里递钱时，一个人从后面突然扑上来，抢了他手里的钱，跑了。张国庆追出去，没追着，一下瘫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号啕大哭起来，说这抢的哪是钱啊，是他老婆孩子的命啊！等等。结果被路过邮局的黄依依和小查碰见了。黄依依见他一个大男人当街哭得那样伤心，就动了恻隐之心，当即摸出身上所有的钱，还借了小查几元钱，凑够了二十五元一齐交给张国庆，让他赶紧给家里寄去。张国庆望着黄依依手上的钱呆了，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都有人饿死，二十五元钱可以买三四百斤大米，够他老婆孩子吃上大半年！
　　从此以后，张国庆经常默默地去帮黄依依干活，扫地、提水、糊窗户纸、打扫卫生，最后就连黄依依脱下来的衣服、裤子，他都抢着洗！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就渐渐好上了。也就是说，张国庆的情况其实跟老王的情况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他俩相好的事外界所知不多。这得益于两人都在一个院子里，客观条件比较好，行动上具有一定隐蔽性，不像老王，在不同单位，做起事来动作大，跑来跑去的，容易被人觉察。再说，张国庆是个公认的老实人，老实到了很难让人有这方面的想象空间，即使有了，人们也会想这一定是黄依依主动的。现在的她，今非昔比，即使有些错误，也可以原谅，功臣嘛。所以，流言飞语的辐射力也不是太大，我和罗院长等院领导一直都不知道。
　　探到这个“大地雷”后，我没有像对待老王那样，把事情捅上去，而是择日又找到黄依依。我想让她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现在她与张国庆的关系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但如果组织上根据她的要求，把张国庆的老婆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可能她与张国庆的事情全701都会知道，这是要破坏她目前的光辉形象的。
　　“再说，”我提醒她，“你也不能老是这么单身下去。”
　　“怎么会呢？”她跟我半真半假地说。
　　我说：“你如果真喜欢张国庆，也不能这样帮他。”
　　她说：“你的意思是应该让他离婚，然后跟我结婚？”
　　我说：“对。”
　　她说：“这不现实，也不可能的。我知道他这个人，要他离婚简直等于要他的命。他没这个胆，也没这个命。”
　　我说：“即使不这样，你也不能帮这个忙。”
　　她问为什么，我告诉她，她现在条件很好，组织上已经出面在给她物色对象，这时候来办这些事，等于是把她跟张国庆的事情张扬出去，对她找对象是很不利的。总之一句话，我认为，她不该管张国庆的问题，不是管不了，而是管不得，管了，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对她有害无利。我说的是实话，也是事实，也引起了她深思。但是，她最后作出的决定还是叫我失望。
　　她说：“我答应过张国庆，我不能食言的。再说，谁要在乎我这种事，他也做不了我丈夫，做了也会散的。”
　　我说：“谁不在乎，是男人都在乎的。”
　　她说：“那我只有单身的命了。”
　　我说：“组织上不是正在努力嘛，所以才需要你配合，别把跟张国庆的事捅出去。”
　　她说：“包得了一时，包不住一世。行了，别扯那么多了，张国庆的事我是管定了，至于其他事就听天由命吧，我才没这份理智和耐心，做一件鸟事想得八辈子远的。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就想帮张国庆这个忙，一个这是我答应过他的，再一个，张国庆这人你不是不了解，一个老实透顶的人，除了老实就是老实，我不帮他，他还能靠谁？靠他的老实能解决问题吗？可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下半辈子能幸福吗？所以，张国庆的事我一定要管，你如果不想管可以，我去找其他人管就是了。”
　　话说到这分上，我只有管了。老实说，这个时候，她绝对是个神，可以呼风唤雨，可以点石成金，可以说一不二。就是说，即便我不当这个好人，自有人会来当。但如果让别人当了这个好人，就等于是我得罪了她，等于是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那时候，上面首长来，哪一个不要见见她？都要见她！她借机奏我一本，或者美言谁，对她那是顺手牵羊的事，而对我就是改变命运的事。什么叫一言九鼎？那时候她说的话就是一言九鼎。我可没这么傻，好好的去得罪她，让别人来白捡一个便宜。所以，我看她执意要帮张国庆，同时又表示最好能一起解决老王的事，我就索性给她来了一个“最好不过的”，专程跑了一趟总部，把两个人的问题一并解决了。
　　说真的，当时组织上对她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会慎重考虑，尽量满足的。而像张国庆和老王这种问题，都是单位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只要她出面了，要求了，也就解决了，不会有什么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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