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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病死的，你也许不知道，那是你来这里前一年详指1972年。的事。母亲的病，现在想来其实很早就有了症状的，我记得是那年春节时候，母亲便开始偶尔地肚子疼。当时我们没有多想，母亲自己也没当它回事，以为是一般的胃病，疼起来就喝一碗糖开水，吞两片镇静剂什么的。疼过后就忘了，照常去上班。听说母亲开始是在省级机关工作的，嫁给父亲后才调到这单位，却不在701机关，在另外一个处，有十几里路远，一天骑自行车来回两趟，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饭洗衣，十几年如一日的。说真的，在我印象里我们这个家从来是母亲一个人支撑着的，父亲对家里的事情从来是不问不顾的。你知道，家属院区离红墙顶多就是四五里路，走路也就是半个钟头，但父亲总是很少回家来，一个月顶多回来一次，而且总是晚上回来第二天早上就走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父亲很久没回来的一个晚上，当时我们都在饭厅吃饭，母亲的耳朵像长了眼睛似的，父亲还在屋子外头几十米远呢，我们什么都没觉察到，母亲却灵敏地听见了，对我们说：你们爸爸回来了。说着放下碗筷，进了厨房，去准备迎接父亲了。我们以为是母亲想爸爸想多了，出现了什么幻觉，但等母亲端着洗脸水从厨房里出来时，果然听到了父亲走来的沉重的脚步声……
　　在家里，父亲总是默默无言，冷脸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亲。他从来不会坐下来和我们谈什么，他对我们说什么总是命令式的，言简意赅，不容置疑的。所以，家里只要有了父亲，空气就会紧张起来，我们变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的，唯恐冒犯了父亲。只要我们惹了父亲，让他动气了，发火了，母亲就会跟着训斥我们。在我们与父亲之间，母亲从来都站在父亲一边，你说怪不怪？我可以说，作为丈夫，父亲比世上所有男人都要幸福，都要得到得多。母亲的整个生命都是父亲的，好像父亲把自己一生都献给红墙里一样，母亲则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父亲，献给了她的迷醉在红墙里的丈夫！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作出逻辑的理解，你比方说母亲，她似乎天生是属于父亲的，然而母亲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革命的需要”。母亲说，以前父亲他们单位的人，找对象都是由组织出面找的，对方必须经过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现实的、历史的，等等审查这里说的和实际稍有出入，实际上对象是可以自己找的，只是有几种人是严格规定不允许找的：一是政治面貌不良者，比方说成分不大好的；二是社会关系复杂者，比如说有海外关系的；三是对方本人组织纪律观念淡薄者。但是，对本人相中的人，能不能发展关系，最后必须由组织上审查后才能决定。如果有些同志因为什么原因找不到对象，希望或者愿意让组织上找，然后组织倒是有这项义务的。。母亲就是这样嫁给父亲的，组织安排的，当时母亲才二十二岁，父亲却已经三十多。母亲还说，她结婚前仅仅和父亲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没说上两句话。我可以想象父亲当时会怎么的窘迫，他也许连抬头看一眼母亲也不敢。这是一个走出红墙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来自生活，来自人间，而是来自蒸馏器，来自世外，来自隐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红墙，放在正常的生活里，放在阳光下，就如水里的鱼上了岸，会怎么尴尬和狼狈，我们是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母亲便和父亲结婚了。母亲是相信组织的，比相信自己父母亲还要相信。听说当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个老红军，自小是个孤儿，十四岁参加革命，是党把他培养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从心底里感谢党，还要求子女跟他一样，把党和组织看得比父母还亲。所以，母亲从小就特别信任组织，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地好，她相信，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了不起，她也相信。总之，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说，嫁给父亲，母亲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我这样说母亲听见了是要生气的，那么好吧，我不说。
　　母亲的肚子疼，到了五月份（1972年）已经十分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虚汗直冒的。那时阿兵正在外地当兵，我呢刚好在乡下当知青，虽然不远，就在临县，来回不足一百公里，但是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的，对母亲的病情缺乏了解。父亲就更不可能了解了，不要说母亲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得病他也不知道，何况母亲还要跟他隐瞒呢。你看看，母亲关心我们一辈子，可是她要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全都失职了。而母亲自己，她忙于顾念这个家，顾念我们三个，忙里忙外的，哪有时间关心自己？她的心中装我们装得太重太满了，满得已经无法装下她自己。这个从小在老红军身边长大的人，从小把党和组织看得比亲生父母还要亲的人，我的母亲，她让我们饱尝父母之爱，人间之爱，却从来没有爱过自己。呵，母亲，你是怎样地疲倦于我们这个不正常的家！你重病在身却硬是瞒着我们，跟我们撒谎；你生了病，内心就像做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错事一样地歉疚。呵，母亲，现在我知道了，你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你们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你们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出，流光了，你们也满意了。可是你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们内心的无穷的悔恨和愧疚！
　　母亲的病最后还是我发现的，那天晚上，我从乡下回来，夜已很深，家里没有亮灯，黑糊糊的。我拉开灯，看见母亲的房门开着，却不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接我。我喊了一声，没有回音，只是听见房间里有动静声。我走进房间去，打开灯，看见母亲蹲在地上，头靠在床沿上，因为痛苦而歪曲的脸上，流着两串长长的泪水，蓬乱的头发像一团乱麻。我冲上去，母亲一把抓住我，顿时像孩子似的哭起来。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呜咽着说她不行了，喊我送她去医院，泪水和汗水在灯光下明晃晃地耀眼。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痛哭流涕的样子，她佝偻的身体像遭霜打过的菜叶一样蔫巴巴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就像一团揉皱的衣服。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母亲患的是肝癌，已经晚期，绝不可能救治了。
　　说真的，写这些让我感到伤心，太伤心了！我本是不愿意讲的，但是讲了我又感到要轻松一些。我想，无论如何母亲是父亲的一个部分，好像红墙这边的家属区是这整个大院的一部分一样。母亲是父亲的妻子，也是战友，以身相许的战友，让我在祭奠父亲的同时，也给母亲的亡灵点上一根香火，啼哭一声吧……
　　第四天
　　黑暗已经把整个院子笼罩了，可是还要把它的气息和声音从窗户的铁栅中塞进屋来。灯光柔和地照亮着稿纸，也照亮了我的思绪。凝视稿纸，不知不觉中它已变成一张围棋谱，父亲的手时隐时现，恍恍惚惚的——我又看见父亲在下棋。
　　然而，谁还能同父亲下棋？
　　到了第二年指1985年。秋天，父亲的围棋已经彻底走入绝境，我们再也找不出一名棋手来满足父亲下棋的欲望。因为名声在外，偶尔有不速之客慕名而来的，但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他们的到来不但不能叫父亲高兴，而且常常叫父亲生气。不堪一击的生气。父亲是不愿意与那些棋艺平平的人下棋的，更讨厌下让子棋。然而，现在周围谁的棋艺又能被父亲视为不平常？没有。父亲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潜心钻研围棋技术，已经洞悉了围棋技术的奥秘，加上经常和四面八方找来的行家高手比试、切磋，久经沙场的，已使他棋艺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起码在这个城市里。
　　找不到对手，没有棋下，父亲的生活再度落入无聊的怪圈，危机四伏的。我们曾再次想在其他方面，诸如旅游、书法、绘画、气功、太极拳等方面培养父亲一些兴趣，但父亲对这些东西表现出来的冷淡和愚钝，简直令我们泄气。有一回，大院里来了一位气功师，组织大家学打太极拳，我硬拉着他去，天天拉，天天催，总算坚持了一个礼拜，结果三十几位老头老太都学会了，我偶尔去了几次，也都看在心上，打起来有模有样的。而父亲天天去，天天学，却连最基础的一套也打不好，打起来就别别扭扭的，记了前面忘了后头的，真正要气死人。他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愚笨，与在围棋运动中显露出来的深不可测的智商和聪敏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父亲似乎是个怪诞的人，一方面他是个超人，具有超常的天赋，而另方面则顽冥不化的，迟钝还不及一个常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容易囿于某种单一思想而不能自拔的人，因为他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可能愈接近无限。我疑虑的是，父亲凭什么能够在围棋运动中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他真的是个天生好棋手吗？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据我个人经验，我深感围棋是考验、挖掘人类智能的一门运动，它和象棋、军棋以及其他棋类都有着严酷的区别。拿中国象棋和围棋比较，象棋更浓游戏、玩弄的成分，而围棋则要复杂、深奥得多了。围棋的每一个子目杀伤力本身都没有高下大小之别，同样一个子，既可能当将军，也可以做士兵，只看你怎么投入、设置，一切均在主人的机巧与否之中。而象棋则不同，车、马、炮，各有各的定式：车走一溜烟，炮打隔一位，马跳日，象飞田，兵卒过河顶头牛。这种天生的差别、局限，导致象棋的棋术总的说是比较简单的，不深奥。而围棋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如果说象棋对棋手的智力存在着限制，那么围棋恰恰具有对智力无限的挑战性，围棋每目子本身都是无能的，它的力量在于棋盘的位置上，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它的力量也是特定的。所以，围棋更需要你有组合、结构的能力，你必须给它们设置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努力连接它们，贯穿它们，连贯的过程也是壮大的过程，只有壮大了，才能生存下来。但围棋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没有定式的，或者说定式是无限的。这无限就是神秘，就是诱惑，就是想象，就是智能。围棋的胜负决不取决于任何刁钻的偶然性，它是下棋双方尖利心智厮杀与对搏的游戏，是坚硬人格的较量和比试，它的桂冠只属于那些心智聪颖、性情冷硬专一的天才们。在他们身上，想象力、悟性、耐心，以及技巧，就像在数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身上一样地发挥作用，只不过组合方式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父亲在围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怪异才能，莫名其妙的出奇制胜的本领，以及他明显不屑应酬、不愿与手下败将对弈的孤傲和怪僻，不但令我们迷惑不解，就是那些鱼贯而来的棋手们，他们同样也感到神奇而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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