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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也是落难。刚刚摆脱火密的纠缠，一种新的纠缠又缠上了我和你父亲，这就是：美丽的皇冠该戴在谁头？这个事情说起来似乎不比火密简单，首先制造复杂的是我和你父亲的诚实和良心，我们彼此都向组织上强调是对方立了头功，真诚地替对方邀功请赏。这就是说在我和你父亲之间，我们谁也没有抢功劳，没有损人利己，没有做违心缺德的事。这我绝对相信你父亲，我也相信自己。我说过，当你父亲第一次托梦给我灵感时，我没有如实向他道明事实，是出于一种虚荣心，但后来几次不仅仅是这样，后来我还有这样的忧虑：我怕如实一说，会影响你父亲一如既往地托梦给我。这完全是可能的，他本来是“无心插柳”，可一旦被我道破，“无心”就会变成“有心”，“无意”就会“刻意”。有些事情是不能苛求的，苛求了反而会变卦。正是这种担心，我一直不敢跟你父亲道破他梦呓的秘密。不过我早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破译了火密，我是一定要告诉他真情的。所以，火密被破译后，当你父亲热烈地向我祝贺时，我一五一十全都跟他如实说了。我这么说，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父亲幸福地来接受这一胜利果实，这也足以证明我刚才说的——当初不说，不是我想抢功。
　　然而，你父亲根本不相信我说的，包括我拿记录托梦的笔记给他看，他也不相信，说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总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总以为我这是在安慰他，是我对他尊敬的谦让。当然，这事情说来确实难以相信，它真得比假的还要假，若以常理看没人会相信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把他的梦话录下音，有了录音，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录个音本是举手之劳的事，而你父亲恰恰就是这样想的，认为如果真有那种情况，我一定会做录音的。可我就是没有。事情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当时谁知道有一天我们还要为荣誉你推我让的？不过你推我让，总比你抢我夺要好，你说是不？
　　不，事情远不这么简单。
　　事情到了机关，到了领导那里，到了上报的材料上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第一次审阅上报材料，你父亲看关键之处没我的名字，当即做了修改，把自己名字圈掉了，同时加上我的名字。然后轮到我看，我又划了你父亲画的圈圈，同时把自己的名字涂掉了。第二次审稿，你父亲把材料上我俩名字的前后做了个调整，把自己的大名挂在了我之后，我看了毫不犹豫地划掉了自己名字。也许上面的同志正是从我这个坚决的举动中，更加坚信你父亲所以这么抬举我，纯属是出于友情和对徒弟的关爱。换句话说，虽然我和你父亲同样在为对方请功，但上面的同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请”是真的，而你父亲是假的，是在设法施恩于我。可崇高而光辉的荣誉岂能徇私？徇了私，“上面的同志”岂不要怀疑有人在玩忽职守？所以，材料虽经几番改动，但最后又回到原样：关键之处没有我的名字。这是组织纪律的需要，也是合情合理的。确实，我一个无名小辈哪有能耐上天揽月？顶多是替师傅打了个不错的下手而已，即便有些功劳一并记在师傅荣誉簿上也属理所当然，岂能与师傅平分秋色？这大抵就是当时上面同志的心理，基本上也是我的态度。说真的，事情最后这么落场，我绝无不平不满之念，更无怨屈之言。我觉得事情本该如此，心里由衷地替你父亲高兴。
　　然而，你父亲却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是窃取了我的功劳，对我不起。开始，他还努力想改变局面，连找几位领导说，要求重新颁发奖令，与我分享荣誉。但这又谈何容易？说句不好听的话，即使上面同志认定奖令有错，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何况他们从不认为有错。我不出怨言，就是奖令无错的最好证明。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正确的事情就该执行，就该宣传，就该发扬光大。就这样，各种荣誉就像潮水一样，一浪盖过一浪地朝你父亲扑来，英雄的名声像狂风一样在上下席卷，并且远播到每一个可以播到的角落。殊不知，越是这样，你父亲心里越是惶惶不安。可以这样说，开始他的不安更多是出于对我的同情，所以他极力想为我鸣不平，但后来的不安似乎已有质的变化，变得沉重，变得有难言之隐，好像他有什么不光彩的把柄捏在我手上，唯恐我心里不平衡，把事情的原委捅出去。不用说，我真要向他发难，他和众多上面同志岂不要贻笑天下？事情到后来确实弄巧成拙，弄得你父亲两头做不成人，对我他总觉得亏欠了我，对上面他总担心有天事发，弄得大家狼狈不堪。尽管我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把记录着他托梦给我的笔记本都当他面烧了（这无疑是我要向他发难的最有力武器），但我的努力似乎难以彻底治愈他不安的心病。当然，从理论上讲，烧掉原件并不排除还有复印件的秘密存在，而我口口声声地保证又能保证什么呢？这不是说你父亲有多么不信任我，而是你父亲认定这事情欺人太甚！既是欺人太甚，我的感情就可能发生裂变，甚至跟他反目成仇，来个鱼死网破什么的。所以，后来他一边用各种方式对我进行各种可能有的补偿的同时，一边又念念不忘地宽慰我，提醒我，甚至恳求我咽下“那件事”，让它永远烂在我肚子里，包括在临死前还在这样忠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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