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者 第5章 刀尖上的步履 第9节 暗算
捕风者 第5章 刀尖上的步履 第9节
让我歇一歇,让我想一想。我确实老了,刚刚还在嘴边的话,一下不知跑到哪去了。人老了什么东西都跟着老了,包括我记得的事情也老了,老得随时可能消失无影。我曾经能够把关于你母亲的事牢记得都能背下来,可现在不行了,现在能掏出一半就不错了,还有一半不是我没有记得,而是从记得的记忆中消失了,死亡了,就像有些树枝从树上死掉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人老到我这年纪别说记住的东西要离开我,就连牙齿这么坚固的东西都要离开我——你看,这全是假牙。人的记忆就像河水,淌得越远流失得越多。我这河里的水真是越来越少了。说真的,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跟那个女同志分手回家的,那个晚上我说就像一道黑色屏障,不但把我们很多同志的生死隔开了,也把我的记忆隔开了,我甚至连以后好几天的事情都想不起了。
刚才我说人的记忆像河水,这是为了形容记忆的流失才这么说的。其实这说法是不对头的。如果我们肯定这种说法,那我们就得承认,我们的大脑是一台摄像机(又是放映机),将对过去发生的每分每秒的事情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案。事实上我们大脑没有这么了不起,起码在记忆能力上,顶多是台高级的照相机而已。对过去来说,我们的大脑无异于一册影集,我们的回忆正是依靠“照片”来想象完成的,想象的自由和成功与否来自于摄下的照片的多少。现在我看见一张“照片”,是自己和杨丰懋深夜坐在水西门公寓的楼上客厅里,这也是我继暗道逃生之后有的第一张“照片”——之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所以我不知道是谁让我去那里的,什么时候、怎么去的等等细节。
然后的“照片”越来越多,所以我可以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你:我们坐了一会儿,你母亲从另外一个房间里走出来,步子很沉,脸色苍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见了我就像见了救命恩人似的扑倒在我怀里,呜呜地哭。她这样使我马上想到,她一定是把孩子做了手术,所以我安慰她不要哭,说她还年轻,等革命胜利了再要孩子也许比现在更好,等等。
你母亲却哭得越发伤心,一边哭一边诉说道:“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呜呜呜……孩子他爸牺牲了……呜呜呜……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呜呜呜……”声音里有种彻骨的悲痛。
你想想看,当时杨丰懋就在我身边,你母亲这么说我当然无法理解。我简直糊涂极了!
这时,杨丰懋上来把你母亲扶起身,安慰她去沙发上坐下,然后转身,一步一步地走到我面前,认真地对我说:“金深水同志,我已接到上级指示,今后南京地区地下工作由我全面负责,我就是今后的老A。现在,我任命你为代老A,这是委任书(给我一本证书),今后你有权代我行使任何权力。现在,我决定对你公开我和鸽子的秘密关系,我和鸽子其实不是夫妻,而是兄妹,只是为了掩护身份才假扮夫妻的。”
兄妹俩假扮夫妻,现在看这种伪装并不是无可挑剔,因为这样等于是将两枚炸弹捆在了一起,爆炸的可能就多了一倍。但在当时似乎又必须这样,一方面这样做便于把保密局的各路情报及时送出去,当时我们只有在水西门公寓才有一部电台,你母亲要没有这身份,经常出入那里显然不可能,也不安全;另方面也是为了摆脱秦时光等人对你母亲的纠缠。那些浑蛋怎敢去纠缠大名鼎鼎的杨太太呢?
那么谁是你真正的父亲?
杨丰懋告诉我:“就是老A!”
“你是知道的,”他从我身边走开去,一边走一边说,“鸽子怀着身孕,组织上曾要求她不要这孩子,但现在孩子父亲老A已不幸牺牲了。你也许不知道,老A就在那天晚上的会上,而且就是因为掩护你们才牺牲的。现在,鸽子希望组织上同意她把孩子生下来,这是老A唯一的孩子。我作为她哥无权作这样的决定,现在由你行使代老A权力作出决定,你的决定就是组织上的决定。”
啊,这对我说又是个惊心动魄的晚上。啊,我很遗憾,我真的很遗憾,老A,我仰慕已久的老A(也就是你父亲)居然就在那天会上,而我却始终也不知哪一位是真正的老A。你母亲说你父亲肯定戴着眼镜。可那天会上有三位同志戴着眼镜。我希望你母亲多给我一些特征,她说她也说不准,因为你父亲当过演员,擅长化装,而且经常化装,你母亲也不知那天他会化装成啥样。而且说实在的,即使你母亲给我明显特征,我也无法确认谁就是你父亲老A,因为会议时间那么短,我根本没在意谁是谁,谁和谁有什么区别。不过我一直想,那位预先在洗澡堂等我们的那位“眼镜”——就是后来插话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镜”——也就是后来飞身扯灭电灯的那位“眼镜”——也就是最后让我从他裤裆下逃生的那位“眼镜”……也许就是你父亲老A。
就算是他吧,可我也没在意他长得啥样,只模模糊糊觉得好像个头有些魁梧,穿的是一条当时很时髦的那种肥肥大大的浅灰色呢裤子——因为我从他裤裆下钻过,所以单单记住了裤子的特征。这说来简直是个笑话,一个我那么敬仰、那么想认识的人,而且也给了我认识的机会,而我却只记住了他穿的一条裤子的颜色和样子。啊,人生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充满遗憾。人的一辈子总有遗憾,和你父亲同在一屋而没有认识他,这无疑是我这生这世的一大遗憾。
据你母亲说,她和你父亲是在一艘开赴法国的海轮上认识的,时间是在1939年或者1940年春天,我记不大清楚了。那时候,你父亲已是个很出名的影星,三十来岁,你母亲刚二十出头,在美国留学。当轮船到西班牙后,你父亲先上岸,两人于是分了手。后来你父亲回国到南京,一直和你舅舅杨丰懋有着亲密的往来,这无疑为你母亲再见到他提供了上好条件。我想,你舅舅杨丰懋可能是促成你父母婚姻的一个重要人物。但他们后来是什么时候再见面的,什么时候产生的爱情,什么时候结的婚,这等等情况我都不知晓。我猜想,在你母亲来南京前他们可能就结婚了,你母亲所以到南京来工作,也许正是为了同丈夫并肩战斗吧。据我所知,你母亲以前在国民党上海宪兵司令部做事,她到我们这来也正是宪兵司令杨家虎举荐的。
我刚才说了,你舅舅任我为代老A,同时把决定“你”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我。你知道,我是从来不赞成牺牲孩子的,现在既然权力到了我手上,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你母亲把你生下来。
然而,我想不到,你母亲,还有你舅舅,也一定没想到,我的这个毫不犹豫的“决定”,却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没有人能否认,“洗澡堂会议”让我们一下牺牲七名或者八名同志是个巨大的损失,然而为了把你生下来我们的损失却比“洗澡堂会议”的损失还要巨大,还要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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