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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东西竟有些令人难堪。他犹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过去。
　　“你没有勇气正视它吗”他尖刻地反问自己。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像斗牛那样扎下自己的脑袋，硬着头皮，猛地一下扑了上去。
　　他终于明白。他绝不可能写这么一篇报告，去明明白白地阐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当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这样去办事。但只是身份吗他能无愧地说，那难能可贵的，使一个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当初那样未被世俗利禄的尘埃所遮蔽吗从干校回来之后，很久没见过贺家彬了。当郑子云还被作为“走资派”审查的时候，他们曾在一个班里劳动过。那时，贺家彬很有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担他力不胜任的担子；甚至和他讨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谈论蓝眼睛的白猫为什么是聋子，应该验证一下，但他们谁也没见过蓝眼睛的白猫；告诉他学习小组长的外号叫“发了疯的钢琴”，连长的外号是“拱形的线”。因为他给大家分菜的时候，先是舀上满满的一勺。你以为他是那么慷慨吗不，接着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产，一咬牙、一跺脚地扣在你饭盆里。要是他发现领菜的队伍里有值得拍马屁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会从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渐增加份量，至那人时，达最大量，然后又逐渐下降至半勺。当然，也有人叫他“张半勺”，不过贺家彬说，那个外号就不能说明连长的特异性了，等等、等等。和贺家彬在一起的时候，郑子云有一种变得年轻的感觉。贺家彬有一种特殊的、摆脱不愉快的心境的办法——不停地说着刻薄的玩笑话。
　　回到部里，人人各就各位之后，那种亲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里看电影，在公共汽车上，郑子云遇见了他。他竟不无讥讽地对郑子云说：“您体验生活来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郑子云的什么都挤掉了。应该和贺家彬聊聊，即使不谈这封人民来信，谈谈“拱形的线”和“发了疯的钢琴”也好。听叶知秋说，她准备和贺家彬合作，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一下像陈咏明那样有魄力、有胆识、一门心思干“四化”的厂长。
　　不知道他们写得怎么样了。叶知秋那个人似乎有点神经质，忽而要研究经济体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写报告文学。文人嘛!心血来潮。也许这就是灵感吧。郑子云拿起电话筒，本想拨个电话给贺家彬，约他聊聊。已经拨了三个号码，又把话筒放下了。他觉得不妥。已经不是在于校的情况了……郑子云和部内任何一位同志的交往，始终保持一种不近不远的工作关系。他觉得，过分亲昵的关系，会给他那一贯坚持原则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错觉，招致非议。
　　这封人民来信如何处理呢田守诚显然是把难题推给了他。
　　目前情况仍然十分复杂，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规矩办事的两大派别之间，斗争相当激烈。那些吹牛家们，靠空喊政治口号吃饭发家的人，成帮成伙地纠结着，从上面到下面。贺家彬的话说得很对。
　　经济上不顾客观的可能，不顾人民的负担，向国家大量要钱。
　　宝钢二百个亿，武钢几十个亿。搞什么高指标，一九八五年六千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油，说梦话吧!再搞高指标，长战线，重蹈大跃进的覆辙，这点家当就要完了。
　　到现在，仍然对改革持抵制态度。对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还是不懂。听说有个单位搞政治测验，什么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百分之三十的人回答是实践，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权力。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怪有人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难，相当大的原因是在这里。
　　对生产目的性的讨论冷嘲热讽。这样一个在共产党的纲领里开宗明义便明确了的问题，现在却不得不重新拿出来讨论。有人偏偏不愿意懂。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业生产的方针就不可能正确，工业发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处都在办工厂，老百姓却没有房子住，可是工厂呢倒空着，长期不能投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外乎两个：一叫国强，二叫民富。国强民富总有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只讲国强，不讲民富，国也强不起来，民也富不起来。这和很多具体问题有关。比如计划，能不能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虽然毛主席多次提出农、轻、重的比例，实际上却是重、轻、农。赞成高指标，计划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计划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财政可以有赤字，通货可以膨胀，这才能促进人的主观努力，产生积极效果。有人甚至说：“世界上的货币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因此我们应该多发票子，历史上历来如此。”不知马克思对此公的宏论会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还点账。生活上去了，积累多了，重工业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要考虑计划的平衡，考虑市场，不能有赤字，不能有通货膨胀，不能影响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上，不考虑项目的可能性，不作详细的、科学的技术分柝，不进行几种方案的比较，不尊重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一拍脑袋就是多少、多少，上这个、上那个，谁都可以随便批东西、批项目，这个人也能决定问题，那个人也能决定问题。这完全是封建的办法。即使你这个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对企业的管理，还沿袭着家长式的、行会式的管理办法，没有科学的组织、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计算，不看经济效益，不抓经济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大嗡大轰的群众运动、简单的口号，代替科学的均衡生产，代替科学的管理……自以为这是有魄力，有办法，管理就是个“严”字喽，结果是一塌糊涂。
　　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成风。什么十个大庆，大庆下面还有个大庆，大庆周围还有个大庆。没过多久，又说松辽平原没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后，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十个大庆是中央决定的，把责任又推到中央去了。这是什么作风。
　　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困难哪。困难在于，这场斗争，不像战争时期那样敌我分明。有些说法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对的，实际后果却是严重的。它造成千百万人的贫困和因之而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失望、悲观、因为你提我不提的几块钱工资冷酷相待……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资本家、没有了地主生活还是那么贫困，这像是没有尽头的贫困根源到底在哪里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的灵魂将在这旷日持久、为每日的食物而竭尽全力的挣扎中遭到腐蚀。它引起激愤、忧虑、人的尊严的丧失以及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怀疑……
　　不．一定得让老百姓像个人那样活着……
　　如果说过去有许多事情曾让郑子云感到忧虑，那么现在，在三中全会以后，他恢复了信心。
　　郑子云认为，三中全会，是党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
　　如果说它的重要性相当于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一点都不过分。
　　三中全会只开了几天，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他参加了那次工作会议，对会议的全过程是清楚的。当时，“凡是派”的一些人还在台上，首先是“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提出，和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识上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被捆着的手脚。
　　以后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够进行，都建立在三中全会这一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抓住了“四人帮”，人们还是在过去的道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改革。
　　农村的放宽政策，休养生息，是同穷干、大干、苦干、以粮为纲相对立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以计划调整为主，开展市场调节，保护竞争。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反对高指标，反对浮夸风，反对过高的积累，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提高粮价，稳定农民这一头。
　　为“天安门事件”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包括为错划的右派平反。纠正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以调动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这一切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大决定，都是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展开的。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转折。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估计和肯定。
　　在这样一个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有什么是非不能分清呢有什么障碍是不可越过的呢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打开一些局面，指导思想不正是从三中全会那儿来的吗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熨帖了。
　　他把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锁进写字台最底层的抽屉。若有人问起来，像一九七六年对待揭发方文煊反王洪文那份材料一样，用“找不到了”交账吧。这种处理人民来信的办法能不能改一改呢往来信者的原单位一转了事。对反映问题的人缺乏应有的保护，对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推卸。
　　“文革”后期，他“解放”出来主持专案工作。许多干部的历史专案明明清清楚楚，可是专案组就是揪住不放。你硬去做结论的话，用不了多久，造反派就会闹起来说你右倾、包庇，到处贴大字报，到“四人帮”那里去告状。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你这个管专案的职撤了，还闹个右倾复辟。撤了就撤了，倒也没什么。要是换上个“左倾”的老爷呢，那些干部又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解放，还不如自己留在这个岗位上。他呢，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就是不做那些不实事求是的结论。他总能找出些理由拖时间，这里再查查吧，那里再外调一下吧。查来查去，讨论来讨论去，无穷无尽。最后把那些人磨烦了，水到渠成也就解决了。同专案组的关系也没闹僵，下一个专案咱们还是在一块好好研究。就这样穷磨，把他经手的专案全都解决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办法。
　　他常常苦笑着想：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官僚。要是没有这个官僚呢可能还要坏些，官僚也有官僚的用处。反正我们已经有四千六百年的文字历史了，拖就拖吧，慢就慢一点吧，总比弄得稀巴烂强。
　　但是这种无穷无尽的虚功、会议、争论，耗去人们多少精力啊。
　　“有什么事情吗”田守诚问林绍同。
　　自然有事情，凡是林绍同找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需要他特别注意的事情。
　　“早上碰到小纪，说昨天上午郑副部长和汪副部长上B大学去访问戴教授了。”
　　“噢!”田守诚愣了好久。
　　越闹越离谱了。两个共产党的部长，怎么心血来潮，去拜访一个资产阶级的教授呢。那人是全国鼎鼎有名的大右派，刚刚改正不久。“他们——”田守诚拖着长长的话音沉吟着，难怪部里最近私下有人议论，重工业部有两个司令部。笑话，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谁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来了，这一套在“文化大革命”期问听得反胃的话。
　　“谈什么事情呢”田守诚问。
　　“不清楚，是他们两个人去的，没带秘书。我估计总是和将要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有关吧。”
　　这么说，郑子云和汪方亮决心干了。
　　“听调研室筹备会议的同志说，他们正在考虑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吸收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田守诚哑然。
　　花样真多。这两个人，一天到晚和什么教授、文人、新闻记者拉拉扯扯。到处座谈、讲话、写文章，放着好端端的部长不干，弄这些个沽名钓誉的事。文人，就像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所定义的活化分子一样，是顶能惹是生非的一种人。
　　“据他们说，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是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人手，也是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一个途径。”林绍同继续解释着。
　　心理学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学科嘛。现在提倡干部知识化，但也不能胡来，变成赶时髦的一场闹剧。当然，调动人的积极性，提法还是对头的，只是路子不大对头。体制改革、加强企业管理，这是全党全民关心的、势在必行的工作。现在各个工业部门，各个省、市都在搞试点，闯门路，能够抓出些成绩，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一件事。作为重工业部的第一把手，他应该做出些决策，提出些办法。但是，经济理论界有一帮人头脑发热，跟着他们胡闹会捅娄子，出问题。他需要等一等，看一看。等什么，看什么田守诚也说不清楚。反正，根据他的经验，那些让人拿不准，或是僵持不下的事情，往往就在等一等、看一看中拖了过去。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风，一上来就是七八级，飞沙走石的。它不能老那么刮吧，刮上一两天，就会转成五六级，三四级，最后变成一二级。眼下他只须找些人搭个班子，做些姿态。对郑子云和汪方亮的那套搞法，还能起点钳制作用。
　　他说：“是的，我们应该抓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我也有个想法，还没考虑成熟，是不是把企业管理司和调研室合并，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研究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林绍同一愣。这么一来，不是把调研室从汪方亮的管辖下挖出来，另立一套人马，和汪方亮唱对台戏吗汪方亮是什么人物论魄力，论智谋，论根子，哪一方面都是硬邦邦的，不是关键时刻，不应轻易交锋。
　　“恐怕还需要再斟酌、斟酌。”
　　田守诚看了看林绍同。林绍同也木无表情地看着田守诚。但两个人立即心照不宣地互相明白了。
　　“好吧，那就再等等，看看也好。”田守诚垂下双目。
　　田守诚待人处事，大多留有余地。就拿汪方亮“文化大革命”
　　中被开除党籍这件事来说，田守诚当时是举手同意的。私下里，却很会送人情。前些日子，田守诚还对汪方亮说：“那时候，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我也不好反对，因为我和你私人关系过密。”
　　汪方亮并不买账，立时拉下脸来说：“胡扯!首先是原则。应该说的，就要说。什么私人关系不私人关系，我不承认和你有什么私人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田守诚和郑子云先后恢复了工作。逢年过节，田守诚总是偷偷去看看汪方亮。那时候，汪方亮还因为“恶攻”的罪名未恢复工作，更没有恢复党籍。想想，那是什么罪名．又是什么时候啊。有几个人能这么干呢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郑子云却从来没去看望过汪方亮。但在讨论处理他的问题时，却坚持实事求是。如果田守诚和郑子云在部党组会议上发生意见分歧，形成不了决议的时候，汪方亮几乎总是郑子云的支持者。其实，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据田守诚多年的观察，郑子云不交什么朋友。只能这样理解，那是两个互相需要的帮手，而并非推心置腹的朋友。
　　纪恒全告诉郑子云：“报社叶知秋同志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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