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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而龙恨不能一步跨到三王庄，来到鹊山脚下，去凭吊那块殷红的石碑，一个石湖地区最早牺牲的女共产党员的坟墓。
　　三十年来，一直牵系住于而龙的墓地，现在离他愈来愈近了。他模糊中觉得芦花好像并未牺牲，而也许还活着，只不过是长时期的分别，现在又该重逢了。但芦花确确实实是他亲手放进墓穴里去的，就在那棵已不存在的银杏树的附近。自那以后，没有给坟上添一把土，现在，可以弥补多少年来引以为憾的事了。
　　他盼望着独自在石碑旁边坐下来，在毫无纷扰的情况下静静地想，只有安详的氛围、静谧的环境，才有助于思路的畅通。他要在凭吊中思索，也在思索中凭吊，凭吊是怀念已成历史的过去，思索却是为了战斗，为了明天。所以他需要好好地回味，三十多年，逝水般的日月，冲淡了他的记忆，而现在，他多么想把断续的历史画面一幅幅联缀起来，构成一个完整复原的当时形象，好作出新的判断，来帮助自己（恐怕还不仅是自己！）打开那把锈锁，揭示出哑谜的谜底。
　　芦花！于而龙真想朝村西大声喊：我多么需要你的帮助呀！“上岸歇会儿吧！支队长！”王惠平向他提议，同时注意观察他的脸色。
　　于而龙犹豫了一下，但立刻否决了自己。不知为什么，他认为有一位信奉王纬宇的县委书记陪同，那么长眠的女指导员肯定会皱眉头的。
　　“快赶回柳墩去吧！”他尽管这样说，目光仍舍不得离开原来耸立着银杏树的村子尽头，可是新盖的房屋，挡住他的视线，游艇又不理解人的心情似的飞快行驶，三王庄很快落到身后边了。
　　芦花……于而龙在心里同她交谈起来。
　　要不是意外地巧遇着他当年的一位老战友，恐怕此生也只是在魂梦里来到她的身边了。只是一句无意中的言谈，才导致游击队长，重返故地，在石湖上乘着游艇疾驶啊！
　　“芦花，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劳辛，我们那位感情洋溢的诗人！”正是这位记者兼诗人的罗曼蒂克式人物，使于而龙三十年回乡的梦变为现实，而他和认为早已牺牲物故的劳辛见面，实在是极其偶然的。
　　去年，一九七六年的最初几天，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满城白花，阵阵哀乐声中，阳明，原来在根据地里他们的政委，长期卧病以后，也随着那颗殒落的巨星与世长辞，再也比不上那一年春天，整个中国更为苦痛的了。
　　阳明是一位非常体贴关怀下级的领导干部，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于而龙心肌梗死发病住院，这位政委还拖着很重的病，来看望过他。很清楚，是路大姐去告诉他，并要他来的。那时，周浩的处境要更糟糕些，一个被命名为“还乡团支队长”的挨批之人，怎么能到医院里来探视他于而龙呢！又不知该造出什么舆论，作出何等文章。但是，在部队工作的阳明抱着病来看望了，他身体瘦得可怜，但精神矍铄，一个劲地说啊笑啊，劝于而龙不要颓唐，鼓起信心活下去。
　　“你就放心吧，阳明同志！”
　　“我对你还是蛮有信心的，谁让你是一条龙呢。”他温和地笑了，自从于而龙认识这位领导人以来，从来都是这样和蔼可亲，令人感到格外温暖。
　　谢若萍对这位部队首长说：“现在他是趴下的虫了！”“没关系，鱼龙变化，未来还是可以飞腾的。看咱们那头铁打的狮子，不也被捆住了手脚嘛！”他轻松地谈起周浩。在那乌云滚滚的日子里，这种谈话方式使于而龙惊讶，为什么他不把事态看得那么绝望悲观，好像不得了，天全黑下来了。阳明敲敲他那铁床，发出丁当的声响：“有句俗话，叫做百炼成钢，听见没有，这是从烈火中炼出来的金石之音；你搞多年工业，更该明白这个道理。像我癌已扩散，指日可数之人，还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呢！千万不要灰心失望。”他笑着问：“还记得六七年，我作为你的同谋犯，从你们工厂偷着往外运那套动力实验资料？”
　　“全让他们烧了，二十年辛苦，付之一炬！”
　　“造孽啊！”他叹了一口气：“总有恶贯满盈的一天！我记得那时候你也曾经趴下，可不曾服输，用他们的话，就叫做蠢蠢欲动，伺机再起，现在怎么啦？背一回氧气袋上台做检查，就失去勇气啦！”
　　——他全知道，全知道，一切他全了如指掌啊！
　　但是于而龙万万没料到，他出院还不曾来得及去探望政委，倒先接到了他的噩耗。谢若萍害怕老伴过于激动，直到开追悼会了，才不得不告诉。
　　——芦花，你该比我更熟悉阳明同志，他还是你们那一届抗大分校的负责人，那是一位多么严谨正直的老同志，又是多么爱护干部，关怀下级的好领导啊！
　　于而龙还记得最初攻打县城失败以后，政委来到三王庄，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他那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不能使于而龙的忐忑之心稍稍平静下来，多少有点耗子见老猫似的，估计周浩式的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于是端坐在船舱里他的对面，准备迎接这场暴风雨。后来，游击队长才体会到政委和司令员的截然不同的性格，安排在船舱里个别交谈，正是他的细致之处，不像“将军”，那管人前人后，噼里啪啦一顿机关炮，搞得人下不了台。
　　阳明没有责备他，连一点批评口吻都未流露出来，而是文静地询问着战斗的全部过程，哪怕极其无关紧要的细节，都再三再四问个齐全，半点也不着急。那时候，于而龙是刚出炉的烧饼，虽然有股热劲，但还显得软嫩，是个才学会打仗的初级指挥员，有些问题，张口结舌答不上来，有些数字，模里模糊说不准确——要碰上周浩，眼睛早直了，就得朝你拍桌子。但他挺有耐心，宁静地等于而龙想好再回答，这时，只听水声汩汩地拍打着船帮。
　　王纬宇打发通讯员长生，至少来送过十回茶水，最后，阳明笑着说：“回去告诉关心你们队长命运的人，我保险不把他吃掉。”
　　事后，游击队长把参谋——王纬宇那时是参谋，叫到偏僻处，生气地问：“你在搞什么名堂？怕我把屎盆子全扣在你脑门上么？”
　　“如果你需要的话，也许会那样做。”
　　“敢作就敢当，我不像你。极力主张打的是你，出了娄子拼命把自己摆脱出来也是你。”那时，王纬宇仗打得英勇，没有少给他哥苦头吃，凡是能教训王经宇的地方，他都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这一仗，就是打他哥在县城的奥援。
　　他若无其事地说：“我只是测量一下领导同志的温度，拿船家的话讲，也就是要观一观风色！”
　　接着，政委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似的，一项一项都摊在船舱里，类似沙盘作业那样，从最初对敌情的判断，到一场攻坚战设想的形成，再从一二梯队的运用，发起攻击的时机，各种火力的配置，一直到部队的干部思想，战士情绪，从头至尾的政治工作，像剥莲蓬一样，一层一层给于而龙剖析着。
　　时属深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在忍受凄寒，而我们这位石湖支队长，却像三伏天里钻进了灶炕，汗流浃背地听政委以商榷的口吻，同他探讨战斗的得失。那些个破绽哪！那些个漏洞哪！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恨不能从船帮的缝隙里钻出去。
　　——直到今天，我还是个不及格的学生呵！
　　死去的政委当时毫无责备的意思，声调也不曾提高半分，而于而龙比受着斥骂、受着鞭挞还感到难过痛心。这才能叫做真正的触及灵魂呢！
　　指挥员的卤莽，是要以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来补偿的，但是政委却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轻敌的苦头，不作调查研究的苦头，轻易被人动摇自己判断的苦头——哦，了解得多么仔细啊！——我们都吃过，要是多在你们耳边吹吹风，至少会使你们慎重些，小心些。怪我吧，怪我来你们支队太少，而且也晚了点。”说着，紧握住于而龙的手：“二龙，打起精神，我们来不及办军官学校，只好边打边学，要付出一些学费，也是势所必然。”
　　可是一旦获得一些成绩，取得一点进步，阳明决不会忘记夸奖和鼓励的。就在那以后不久，支队在陈庄、三河镇之间打了胜仗以后，政委赶快派记者来写他们。
　　他们就从那时起结识了劳辛，一个和他们生长环境迥不相同的人物，这个从海外跑回祖国来抗日的华侨青年，留着浪漫主义的长头发，写着充满激情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的诗句。
　　说来也不怕丑，于而龙从不讳言，那时他和芦花是没跨出石湖一步的土豹子，不但不知道土星火星在宇宙间的轨道，甚至常挂在嘴边的英美法，日德意，也不晓得他们彼此谁挨着谁。延安那是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了，但实际距离多远并无确切的概念。尽管来不及地像饿汉般吞食着新名词，差点得了消化不良症；但要听懂劳辛那些古怪的外国话，比读天书都困难。什么“普罗意识”、什么“布尔乔亚的情趣”、什么“以狄亚”、什么“生蒂门答”、什么“我的烟斯披里纯来了！”等等等等，神仙也弄不明白。只是到了相当熟稔以后，于而龙和芦花——主要是充满好奇和追求，探索和思考的游击队长，才悄悄地问他那些洋话是怎么个意思？可是要他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解释sentimental的涵义，诗人费难透了。甭说在四十年代，现在有谁来尝试一下，保管也不容易。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与日俱增的友谊，心和心在逐渐靠拢，革命是他们牢牢联系的纽带，但激情却是焊接剂。哦，还有，诗人那直到今天也不隐讳，而且是并不衰减的对于芦花的真挚情感——那时人们多么坦率和忠诚呀！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石湖的最美好的时光。所以后来，传说诗人在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曾经使他们多么悲痛了一阵啊！
　　但历史有时会重演的，巧合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要不然也就不能称之为充满戏剧性的世界了。是阳明使他们相交结识；三十多年以后，又是他让于而龙和劳辛重逢叙旧，然而却万万没有想到，是在政委的追悼会上。
　　“你还是不要去了吧！”谢若萍劝说着她的老伴。
　　“不，我爬，也要爬去参加追悼会的。”
　　按说革命队伍里，并不存在那种旧的伦理道德，但于而龙一直把阳明同志，赵亮同志，还有一些老领导，当做是自己的前辈，起心眼里尊敬他们。不顾他老伴的劝阻，到底赶去参加这位“恩师”的追悼会。等他走进灵堂，致悼词的一位负责同志都快要结束他的讲话了。
　　他只好在肃穆的人群后面垂首站立，那位负责同志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时不时地把讲稿捏在手中停下来不做声，而且是长时间的停顿，大家也都沉静在自己的哀思里。此时，在寂静的灵堂里，听得出欷哽咽的声音，出席追悼会的，绝大多数都穿军服，而且有把子岁数的部队首长也不少——他女儿画中的那位老兵也该来的，然而遗憾，他在面壁！一般讲，人老了就不大容易激动，但一个个竟至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可见人们对死者怀念是多么深切了。
　　悼词里提到的死者在南方根据地，在苏浙皖，在苏中苏北，在江淮地区工作战斗的历史。那些听来怪熟悉的机构名称，部队番号，使于而龙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去。尤其一听到抗大分校，立刻想起了芦花，她曾经去学习过，而且还想起来，当她学习结束后，政委仍照顾地把她派回石湖。在离开抗大时，政委把他自己手抄的《共产党宣言》（记得还是根据早年陈望道的译本，工工整整抄写下来的）郑重地送给芦花：“这是我给你和二龙的一份纪念品！”在抄本扉页上，有他的蝇头小楷，并排写着芦花二龙的名字……于而龙不敢想下去，因为他和芦花的婚姻，曾经有过许多议论，直到今天，还可以说是余波不息。想起最初的政委的第一次支持，那等于是一份结婚证书呵！从此，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银杏树下有了一间新房，是多么不容易冲破那重重思想束缚，盼到了这一天呀！哦！不敢再往下想去，他担心涌塞在胸头的感情，会控制不住从眼眶和喉头冲了出来。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然而我们也是不幸的一代，因为我们受到了多得多的挫伤和痛苦，有些，完全是不必要的……”于而龙想起不久前阳明开导自己的话，心里觉得堵得慌，他努力稳定住自己，因为他老伴直是嘱咐：千万千万不要激动！
　　离他不远，站立着一位同样迟到的吊唁者，他瘦削枯干，乱发蓬松，拄了根老气横秋的手杖，一直不能安安生生地老实呆着，左顾右盼，躁动不安，惹得周围的人都不很满意。
　　追悼会最后在悲戚的气氛里，大家鱼贯地绕骨灰盒一周退出灵堂，每个人都放慢了脚步，虽然再看不见他亲切的面容，听不到他温和的声调，但还是希望在诀别的时刻，多停留一会儿，向政委作最后的道别。
　　于而龙凝视着那个不肯有片刻安静的老头，一颠一跛地从他面前走过去，曾经注意地掠了他一眼。当他拄着拐杖掉头绕回，正好和于而龙走了个对面的时候，那满是密密皱纹的老眼，突然亮了起来。他先迟疑了一下，接着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好像要抓住什么地走出行列。这样，灵堂里出了点小乱子，服务人员赶快搀扶他出去。见他摇摇晃晃，直以为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等于而龙退出灵堂，在宽阔的台阶上，明显在等候他的那个老头，一跃而起，用手杖挡住了他的去路。
　　“我不会认错人吧？”
　　“你是——”于而龙惊异地站住。
　　“要不是我老眼昏花，你该是跟我打过短暂交道的那条龙吧？”
　　说得半点不差，于而龙怔住了，该死的记忆力，怎么丝毫捕捉不到一点印象呢？脑血管硬化会使智力衰退么？这个不肯安生宁静的老头是谁？虽然在眼镜后边，闪烁的火花，使他多少有点熟识，但那也是快要熄灭的残灯余火，唤不起久已沉睡的记忆。不知道面前像蔫萝卜似的老头是哪方人士？什么时候打过交道？一个大工厂的领导干部，接触面是广的，要有个秘书在就好了，小狄会用最简练的语言告诉他，客人是什么身分、级别，和应有的接待规格，谈话时的分寸；有时实在措手不及，当着客人的面，她就用俄语讲。现在，哦！老头的手还伸着，等着他握，简直太失礼了。
　　“啊呀……”他用手指戳着于而龙，嘻嘻笑道，“支队长，你大概是贵人多忘，不才小可曾经写过你的战地通讯《水不在深》，还留有一点印象么？”
　　于而龙像被电击似的一颤，记忆像破闸之水涌过来。“妈的——”他忘情地骂出了声，把老头紧紧挟住，几乎无法相信地：“活见鬼，你是劳辛？”
　　“货真价实，丝毫不差。”
　　于而龙欢悦地喊了出来：“呵！我的诗人。”
　　“还诗人呢？倒不如说是一个活着的死人罢了！”这位“诗”“死”不分的诗人嘿嘿地笑，是那种玩世不恭地笑，和公墓四周庄严肃穆的气氛不相吻合，于是惹起别人明显的不满。太张狂了，太忘形了，竟然这样肆无忌惮地笑，未免太亵渎故去的人了。“不不不！”劳辛毫不在乎地，“阳明同志如果活着，他也会高兴的。来——”他张开膀臂，甩掉手杖，“咱们再拥抱一次！”
　　“庆贺我们活着见了面！”
　　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劳辛用拳头擂着于而龙宽阔的前胸：“你呀！你呀！”
　　“你不是‘光荣’了么？说得活灵活现，千真万确。”
　　劳辛又笑弯了腰：“我也一直以为你‘革命成功’了呢！直到我去了趟石湖，才知道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找呀找呀，你在哪个避风港里呆着？”
　　于而龙想起他那九平方米的“优待室”。“我不信，你会找不到臭名远扬的我？”
　　“我认为你不会离开部队。”
　　“早就当老百姓了。”
　　“说明白的，现在干什么？”
　　“无所事事，一个自由哥萨克。”
　　“彼此彼此。你要不这样，就不是于而龙了。”劳辛深情地注视着石湖上出名的蛟龙，时隔好几十年，除了花白的头发，饱经沧桑的鱼尾纹，依然是那高大不屈的身材，魁梧结实的躯干，而且还是那样器宇轩昂、神采飞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不由得叹息：“一条好船，卷起风帆，落下桅杆，在避风港里抛锚系缆，真可惜啊！”
　　握别的时候，劳辛紧握住他的双手：“重新碰见你，真高兴，至少，在给我开追悼会时，又可以多一个生前友好了。”
　　他的风趣、乐观、充沛的感情，仍旧不减当年，使于而龙想起这个诗人、记者，当年曾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男子汉，他那翩翩风度，潇洒姿态，是相当有魅力的。记得那时在石湖湖滨召开群众大会，他总是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挥着年轻有力的臂膀，指挥台下的战士和乡亲，分部轮唱《保卫黄河》。哦，那激情澎湃的场面，现在想想也十分动人哪！那时候，人们什么都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诗人找不到一张写诗的纸，更谈不到吃穿用和枪支弹药了。可惟一不缺的是嘹亮的歌声，即使饿着肚皮，也要敞开喉咙唱出鼓舞人心的歌声。那一刹那间的劳辛，是一团炽烈的火，青春的火，热情的火。那时不讲究什么歌唱艺术，但是在他手臂的挥动下，那一部一部“风在吼、马在叫”的歌声，像暴风雨里的石湖，波涛起伏，巨浪翻滚，不可遏制，无法阻挡，显示出真正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歌声里，似乎看到沉默的石湖人不再沉默，忍受的石湖人不再忍受，起来了，谁也无法让他们再弯下腰去！
　　脑海里的歌声消逝了，他目送着那个老态龙钟走远的劳辛，怎么也不能相信，那是当年热情洋溢的诗人。时间是最最无情的，即使最坚硬的黄金，慢慢地，全部光泽也会被时间磨蚀掉，最后变得灰暗浑浊起来。然而，革命者的意志，越是砥砺，越是坚定，越经过时间的考验，也越能映现出铮铮的光华。
　　岁寒方知松柏之后凋啊……
　　老战友走远了，于而龙却久久不见儿子来接他，在公墓门前焦躁地来回踱步。他估计，而且十猜九准，准是于菱拽着那位司机朋友，去试验他的单缸摩托了。
　　是谢若萍向厂里要的车，并派于菱陪同做伴的，来的一路上，就听他“发明家”儿子不停地询问属于汽车修理技术上的问题。
　　于菱复员回来直到上大学之前，一直是在厂里机修车间待着的，和司机班混得鬼熟，肯定，请司机去进行某种技术上的指导了。
　　对于他儿子的“发明”，他早就下了断言：“菱菱，就冲你的五分钟热度，保证搞不成功。最后，汽缸搞坏，自行车报销，你才能太平，我们大家也都睡得着了。”
　　因为于菱白天要在那所著名的大学里，啃他根本啃不动的高能物理——活受罪啊！儿子，你当初少养养鸽子，少喂喂猎狗该多好！——只有礼拜六才能回家装配修理他的车。于而龙每逢周末深夜，常常会被那摩托发动的响声惊醒，不堪其扰地向老伴埋怨：
　　“你的宝贝发明家快要把我们折磨出精神分裂症啦！”
　　他老伴总是原谅儿子：“不比出去给你闯祸惹事强？”
　　总算那个汽缸和它主人的性格一样，也是五分钟热度，响过一阵以后，无论用脚踹、用绳拉，它像懒牛一样趴在那儿，再也不肯干活了。于菱曾经求教过在动力学方面有很深造诣，还著过书，立过说，创造出新理论的廖总，这位被打倒的权威也束手无策，他只好安慰于菱：“或者你把它扔掉，扔进垃圾堆；或者，你再去买个新的。这个汽缸跟我一样，老朽啦！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啦！”但于菱偏不肯丢手，每礼拜六从学校早早溜回来，而且照例在半夜噗噗地把于而龙惊醒。
　　“纨)子弟啊！……”于而龙望着那宽阔的马路上，每一辆驶过来的北京吉普，都以为是他们该回来接他了，结果都从他面前疾驰而过，气得他直骂于菱。
　　“……一辈子休想有个出息，没有头脑，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完蛋货！什么都想搞，什么也搞不了，毁坏东西倒是拿手好戏”他可以历数儿子的罪状，那台飞利浦录音机是他修理的，聋子成了哑巴；于莲留学时买的基辅牌照相机是他调整的，结果不得不送去大修；电视机不知他怎么鼓捣了一下，人的脸色总是以黄绿为主，老有一股做贼心虚的样子；而电冰箱经他换了一根管子以后，从此发开寒热，不肯好好干活，消极怠工，唉……
　　要说不偏心的父母是绝少的，于而龙喜欢他的女儿，尤其欣赏她那锲而不舍的精神，虽然在艺术创作上，挨过不少棍子，但从来不曾气馁过，仍旧在苦苦地刻意追求，力臻技巧上的成熟，不断地从古今艺术作品中汲取营养。她花的买画买书的钱，连老两口眼都直了，得到一幅大师的影印本，能通宵达旦不知饥饱地欣赏着。
　　而且手不停笔地写生素描，很少见她哪天不摸画笔，除非发烧三十八度，被她妈妈强迫躺下来。但是，“苍天不负苦心人”是句空话，许多耍嘴皮子的爬得高高地，而她辛勤追求自己天国的艺术家，却一直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钉子碰得也越来越多了。
　　但于莲和她妈妈一样，对自己的弟弟有些偏疼，尽管他不成材，姐姐也喜爱他；尤其他越来越男子气，也被于莲艺术家的眼光欣赏，所以她认为于菱应该有一个比舞蹈演员还好的爱人。除了这点不同意见外，做姐姐的没有不支持他的，甚至答应放下画笔，坐在那辆改装的摩托车上，由于菱驾驶着兜风去。这辆没有上过牌照捐的老爷车，只好在天黑以后才敢出动。有一回他向他姐姐吹牛：“保证不比美国的哈雷差劲！”
　　摩托车开出部大院，于而龙向他老伴发出照会：“大夫，快准备急救箱抢救伤员吧！”谢若萍责怪他为什么不拦阻住，闯了祸该怎么办？于而龙回答说：“不让他碰个头破血流，不会长记性的。”
　　果然，不大一会儿，摩托车倒骑着于菱回家，走路都一瘸一拐地，吓得老两口忙问：“你姐姐呢？”
　　那位花枝招展的画家，着意打扮了一阵才坐上车的，要出事该怎么得了？于菱安慰大家：“幸好，姐一点没碰着。”
　　“她人呢？”谢若萍还是不放心。
　　“碰上廖伯伯家的陈剀，在慢慢往回走咧！”那还是这个书呆子头一回出现在他舅舅家的时候。
　　尽管于而龙答应掏腰包，给他买一辆“轻骑”，免得半夜被他吵醒，但于菱偏不接受老子的好意——“何其相似乃尔，这混账东西！”游击队长叹息——照旧，也不照顾老爹的冠心病，继续在做他的“试验”。
　　隔了好久，吉普车才终于驶来，上了车，一看后座上有从花圈上跌落下来的白绢纸和碎银箔，于而龙心里明白了。那一丝一片，多么像点点滴滴的伤心泪痕啊！
　　他问：“又去献花圈了？这是第几个啦？”
　　于菱没有吭声，那个年轻司机也保持沉默，怪不得耽误很长时间，从市郊的大学开到广场，路程可是不近，半个城市都绕遍了。
　　于而龙叹口气：“送到什么时候为止？难道还能得出一个什么结果来么？”
　　两个年轻人仍旧不作任何反应，这时，车子蓦地急刹车，一批抬着花圈的吊唁队伍，从车前走过。于而龙看到那些人的脸部表情，已经是愤怒盛于悲哀，以一种合法的形式，表示着内心的抗议，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而是烈火了。
　　于而龙心里感到压抑，一种近乎窒息的压抑，一种近乎绝望的压抑。即使在石湖黑斑鸠岛上，濒于死亡前夕的时候，他也不曾这样悲观过，难道真的就三千年为一劫地下去了吗？
　　他摇摇头，似乎在喃喃自语：“没有用的，一点用都不顶，最好的记忆是在心里。”
　　没想到坐在后座的于菱，忿忿地说：“中国人都像你这样，早亡了！”
　　他像被噎住了似的哑口无言。
　　就这样，战友重逢，劳辛还约好来年雁回，春到石湖，一齐来看芦花，给她坟墓添上一土，然而现在，雁群结成人字形的长队，在游艇上空，嘎嘎长鸣地往北方飞去，可是，劳辛他未能践约，只是于而龙一个人孤身只影地回到了石湖。
　　果然，他的一句玩笑话，竟成了不幸的谶语，年初，在政委的追悼会上相遇；年底，又在诗人的追悼会上送他去天国了。
　　他是含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时候整个中国布满了希望的曙光，是在欢乐的笑声、胜利的锣鼓声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手边，是未完成的诗篇《女指导员》，大概也和诗人对芦花真挚的感情一样，成为不尽的思念了。
　　安息吧，劳辛……于而龙默默祝祷着。
　　但是，三十年前，在芦花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不肯阖上的眼睛，那惊疑不定的神色，那想说而说不出的话，那不肯撒手而去的对生命的留恋，始终是于而龙心目中的一个疑团。由于劳辛的出现，这疑团陡然间膨大起来了。
　　正是劳辛，在他重访石湖的那年，曾在搭船的时候，碰上一位船家老人，两盅酒下肚，老人谈起往事，告诉劳辛说，芦花当年搭他的船单独过湖，在沼泽地上了岸，急匆匆地走了。不一会儿，他听到了枪声……
　　一切简直太神奇了，于而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是真的吗？他要求劳辛再说一遍，两眼几乎直了似的等着。
　　劳辛挺纳闷：“说什么？”
　　“就是你刚才讲的。”
　　“讲的什么？”他懵懵懂懂地反问。
　　“刚说过就忘，就是船家老爷子告诉你的话呀！”
　　也许他看到于而龙那几乎变形的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仔细地重复一遍：“那是个爱唠叨的老头，说什么也不肯单独送我过湖，要不是我那两杯老酒的威力，才打不开那话匣子。他说他解放前，搭过一回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给了五块大洋的船钱，让他赶快渡她过湖，结果，哪知道，没送到地头，她着急在沼泽地上岸走了。好，没隔多大一会儿，就有人在苇子里开了黑枪。”
　　于而龙从沙发里跳了起来，吓得陪客人坐着的母女俩都傻了。“你怎么啦？”谢若萍见他紧张得直捂胸口，只以为又一次发作心肌梗死，喊于莲快去拿氧气枕头，并且狠掐他手腕上的内关穴。他止住了紧张得要命的母女，一时像背气似的急得说不出话。
　　于莲赶紧偎依住他：“爸爸，你怎么啦？快说话，吓死我了！”
　　“莲莲，你哪里知道啊！”他躺倒在沙发上直是喘息。
　　劳辛那时已是于家的常客，莫名其妙地瞪着主人：“我以为你犯了羊角风呢！干吗大惊小怪，我说错了吗？有什么值得你躺在沙发上直哼哼？简直叫我糊涂！”他对于莲讲：“你那宝贝老子，真把大家吓得性命交关。”母女俩都笑了。他点起了一支他送来的哈瓦那雪茄，非要于而龙吸口烟，镇静一下让别人提心吊胆的神经。“人上了岁数毛病就多啦！”
　　于而龙呻吟着：“老兄，你晓得你说了些什么？一个多么重要的情节，而且是三十年来，一直都不知道的情节。要是真的话，那么已成为历史的事实，岂不是又要重新认识了么？那船家老人不至于信口雌黄，他有什么必要吹嘘呢？虽然我们家乡有那么一种废话篓子，但他言之凿凿地提到了五块银洋呵！”
　　五块银洋，铁的证据。
　　那就意味着，除了那个被芦花打死的武装特务，还有个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在苇丛里开了黑枪……
　　他坐不住了，一刻也不能等待地着急起来。
　　“莲莲，快给休干班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我要回老家；若萍，马上给我收拾点简单行李；菱菱呢？让他去民航办事处买飞机票。快，越快越好。”
　　“你疯啦，你疯啦！”谢若萍急得直搓手。
　　“神经质、歇斯底里！”劳辛用手杖跺着地板骂他。
　　疯也罢，神经质也罢，他立刻就要走，谁都领教过于而龙的脾气，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因此，他决定先把飞机票搞到手，“可菱菱呢？——”
　　这时，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敲开了他们家的门，谁也不认识这位来客，也不知是于菱在工厂里的同伴，还是学校里的同学？——一直到今天，也不晓得他是谁？那一双热情的，多少有点冒险神色的眼睛，在不太亮的楼道里闪着光，他轻声地向这家人极其神秘地说：“这两天，千万千万，叫于菱留点神，小心点！”说完匆匆转身走了。
　　于而龙和他老伴四目相视，心里直犯嘀咕，正在纳闷儿子究竟会发生什么需要小心的事？才回到客厅里坐下，只听楼道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柳娟，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屋里来。气急败坏，面如死灰，一点血色都没有。一双本来非常秀媚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立了起来：“……他们，也不知是什么人，在公共汽车站，在大街上，就把菱菱给，给抓起来，戴上手铐给，给押走了”这时，她才发现屋里有客人，连忙用手掩住了嘴，失神地倚在门上。
　　晴天霹雳，满城的杨花密密蒙蒙，像雾一样挡住了视线。屋里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
　　——芦花，菱菱的悲剧，使我的行期拖了下来。
　　整整拖了一年，我才终于回到石湖，芦花。原谅我吧，原谅我来得这样晚，但愿那船家老人活得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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