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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四兵团直属队今天在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通知的开会时间是下午两点半，除留下值班和值勤的人员以外，其他人一个也不准缺席。
　　从两点一刻开始，队伍从各条主要道路上开来。每一支队伍的前面都由一名大个子兵举着一块毛主席像牌引路，跟着像牌的是密集的语录牌。此外，每人还有一块忠字牌，与军用水壶交叉斜挎在身上，走起路来，那忠字牌有节律地发出啪啪啪的响声。
　　位于大操场一边的露天舞台经过了一番布置：眉檐上写着“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红底黄字标语。侧联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分列两边。红色金丝绒的中幕上挂着巨大的毛主席画像。惟有能表明大会性质的，是用绳子穿白纸写黑字的那块横联，简单写了四个字：“公审大会”。
　　军队开会是最准时的，两（原文为“七”，似误。——校者注）点二十八分，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工程部长、后勤部长等主要首长从休息室走出来，按职务等级在主席台上就坐。主席台上的阵营如此整齐，这是不常有的，可见对这次大会的重视。怎么能不重视呢？这是一次捍卫毛泽东思想、严惩阶级敌人的大会呀！此类事情上面抓得很紧，要求很严，谁也不能怠慢。
　　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全场起立唱《东方红》，由于这位主任从来没有学过音乐，调子没有定好，拍子也打得太不高明，因而唱得很混乱，但都很认真。唱完歌以后便是敬祝那一套，然后才由陈镜泉政委简短地讲了几句关于大会意义的话。公审开始了，兵团军事法院院长走上台来，手里拿着一大叠子材料。他首先威严地喊了一声：
　　“把罪犯带上来！”
　　喊声刚落，一队全副武装的战士每人押一个罪犯从化妆室走出来，在台口下面站了一横排，点点数，整整十名。
　　这时候，台下吼声四起：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
　　罪犯们在挥舞着拳头的怒吼声中低头站着，面孔看不清楚。每人胸前挂着一块硬纸牌，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犯罪性质，除了一人写着“行凶犯”以外，其他全部是“反革命犯”。他们在被捕以前都是军人，其中多数穿的是战士服，少数穿着军官服。帽徽和领章当然早就摘除了，一律不戴帽子，有的还剃了光头。
　　法院院长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他呆板地念道：
　　“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兆武，男，现年十九岁，家庭出身贫农，一九六六年三月入伍。张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拒绝学习毛主席著作，仇视毛泽东思想，因散播反动言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张犯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当众撕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开除军籍。”
　　宣判完就押下去。在押走之前，背枪的战士抓住罪犯的头发、强迫他把头抬起来，而他的背仍旧被压得弯拱着。这时，站在前面的人可以看清他的面孔。他不但年轻，简直是一脸的稚气，也许他来自一个什么偏僻的山区，因而泥土气息特别的足。他的家里，门头上一定还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早几天，当地群众还肯定向他的军属父母拜年了，现在，双亲正在等他的五好喜报呢！而他却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一个可恶的囚犯。劳改十年出来时，那脸上的稚气肯定该消失了。也许他在劳改营仍不知悔改，继续作恶，那么，又得加刑，加得两次，这一辈子就完了。可恨的罪犯，谁叫你自作自受呢？谁叫你死守在偏僻的山区，不早出来见见世面呢？你怎么不多读点书，也像江部长一样，透彻地认识当前的革命呢？你活该！谁也没有蓄意陷害你，包括那位宣读判决书的法院院长，他的心是公正的，他是按照有关的法律办事的。
　　那些誓死忠于毛主席的干部和战士们，用惊雷般的口号声把这个罪犯打发走。他们喊道：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兆武！”
　　“誓死捍卫毛主席！”
　　“……！”
　　法院院长又念道：
　　“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小毛，男，现年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一九六七年二月入伍。李犯在新兵营集训期间，用枪刺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刺去，以发泄其刻骨仇恨，……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开除军籍。”
　　“现行反革命分子孙阿苟……”
　　坐在主席台上的陈镜泉政委心里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方面是大歌大颂毛主席的光辉功绩，大树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而与此同时，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突然变得这么多了呢？在部队开展“三忠于”教育，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提高觉悟，解决好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却意外地冒出这么多恶毒的反对者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是宣传的还不够？难道是运动的声势还太小了，因此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利害？不是，肯定不是，目前全兵团所有部队，都做了忠字牌背在身上跑，都实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在连队生活一天，哪怕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也应该懂得当前的气候了，除非你是死了的人。这些反动的家伙为什么那样难改造？他们的骨头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是铁做成的也应该在火热的群众运动中被熔化。他们为什么对毛主席怀着那样刻骨的仇恨呢？是曾经杀了他的父母？是剥夺了他一生的幸福？是前世结下的冤仇？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孩子，连队开忆苦思甜会，他们都有苦可诉，有甜可思。那么，他们是疯了？真是疯了就不应该判刑，而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给他们治疗。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疯子。对这种奇怪现象，谁能解释清楚呢？哲学家行吗？心理学家行吗？当然，目前有一种现成的解释，就是“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尖锐、复杂、严重”。这实际上是讲的现象，不是原因。还有一个解释法，“革命人民越是热爱，阶级敌人就越是仇恨。”这也不叫做解释，因为这些罪犯原来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我们信任的对象。也还可以这样说吧？“这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腐蚀青年，使少数意志薄弱者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是的，是的，肯定是争夺过去了。但资产阶级怎么那样厉害呢？我们的宣传品那样多，我们的政治教育抓得那样紧，就算是刚从农村来的青年，农村目前也在跳“忠字舞”，竟未能把他们教育好，反而让资产阶级从我们手上抢走了！政治思想工作真难做啊！陈镜泉政委搞政治工作已经三十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难题。他回忆起解放战争的时候，只要把忆苦教育一搞，只要说明解放以后将实行“土地还家”，那些一字不识的农民就立刻变得无比英勇，死都不怕。就凭着那比较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也许老一辈的政治工作者已经无能了？他们起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政委不禁产生了莫名的悲伤，他觉得自己是瘫软地坐在那里，对于下面的宣判，很少听清内容。他痛恨那些愚蠢的罪犯，也恨自己的无能。这些犯罪的战士和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他有责任把他们教育得不犯罪，但他没有做到，他受到一种责任感的严厉谴责。他应该原谅他们，下令不给他们判刑，教育教育，使他们以后再不犯了。但他没有那样大的权力，就算法院院长能够听你的，你自己总有一天会要代替他们受刑，你有那样的勇气吗？他知道自己没有勇气，所以他感到瘫软无力。
　　宣判在继续进行，又是一名战士，二十岁，贫农出身。罪名是，他把毛主席画像扔在地下，用脚去踩。他的刑期是六年。当院长宣读完以后，他自动抬起头来，当众大喊：“冤枉！”这喊声立刻被怒吼声压下去。战士把他推出会场，他这不怕死的，竟一边走一边高喊：“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不反对毛主席啊！我不敢反对毛主席啊！……”
　　彭其司令员的脸色在变，好像是非常仇恨和讨厌这大喊冤枉的畜生。你看他的样子多么难看！他的眼睛正在喷出火来，他的手搁在桌上紧握着拳头。他也许会突然站起来，走向那些反革命分子，一人给他们一拳吧？久而久之，你才发现他的眼睛是痴呆的，既不望那位法院院长，又不望那些背对着他的罪犯，他一眼不眨地望着队伍中比较靠后的某一个地方，好像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反革命分子。
　　目前镇压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只有一宗是不好办的，人家心里在想什么很难侦察出来。就如这位彭司令员吧，他心里想的和你从他表情分析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他并没有在队伍中发现一个什么新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打算突然站起来去给罪犯们一拳头。他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有点感到眼睛发花，头脑发胀。首先，他看到一个负责押罪犯的战士自己也变成了罪犯，那雪亮的枪刺成了插在他背上的标子，立刻就要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怎么回事呢？怎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错觉呢？在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冷战将脖子扭动了一下。后来，他又产生了更大的错觉，看到全场的干部和战士都变成罪犯了，都在大声喊着：“冤枉啊！冤枉！”这是对着他喊的，那拳头是挥向他的，所有的拳头都通过一种奇妙的电波击在他的身上和心上。最后，他感觉到自己变成了罪犯，有一个无形的、冰冷的手铐把他铐起来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的，也是他的罪状。他自己也想叫喊了：“冤枉啊！冤枉！”但就在这时他清醒了，重新意识到自己是司令员，正坐在主席台上监督这场宣判会。意识清醒了，头脑开始痛，他把拳头握得紧紧的，痛苦地坚持着。
　　罪犯们被一个个打发走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倒数第二名的罪状。这时，陈政委偏过头去对彭司令员讲了一句话：“你看见没有？”
　　“什么？”司令员像从梦中惊醒。
　　“文工团要搞什么名堂了，有几个人在队伍中间走动。”
　　“在哪里？”
　　“喏，那里。”政委不便于抬起手来指，只用嘴努了一下。司令员在人群里搜索了半天，眼花，看不出异常变化来，只好不理会。
　　十名罪犯全部宣判完毕，法院院长把罪状材料整理了一下，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走进了侧幕。主持大会的政治部主任走近陈政委说：“请政委做指示。”
　　话还没有说完，文工团的造反英雄范子愚从台口一纵，爬上台来，使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怔。他并不向谁打个招呼，抓住话筒就开始喊话：
　　“革命的机关干部、战士同志们！今天这个公审大会开得好！开得妙！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除了正在造反的文工团员们以外，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对范子愚投来厌恶的眼光，心里都在骂他：“出什么风头！司令员、政委都坐在台上，你跑上去做总结，你算什么？”有的机关干部为了表示不满，举起手来高呼口号，继续呼着刚才送走罪犯时的那些口号，企图压住范子愚的叫喊声。
　　“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范子愚连嗓门都叫哑了。
　　政治部主任走过去问他：
　　“你要说什么？”
　　“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
　　主任不好阻拦，只得随他去。
　　“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大家对他的请求毫无反应，他只得不再请求了，耸人听闻地宣布说，“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
　　台下的人开始注意他的讲话了，呼口号的人渐渐静下来，有的在交头接耳，嘀嘀咕咕。
　　“同志们！”范子愚正式开始演说，“刚才我们看到了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革命越胜利，阶级敌人越不甘心；革命群众越是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阶级敌人越是要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在我们兵团，是不是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受到了惩罚呢？没有！就在我们兵团领导机关，还有一个猖狂已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至今还逍遥法外。这个人……”范子愚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皮小本子来，翻到其中的一页，“这个人明目张胆地反对群众热爱毛主席，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也是一个人，不是菩萨；说早请示晚汇报是念经一样；污蔑红海洋是马桶铺；攻击群众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是一风吹，新花样；指手划脚要人家把红海洋马上洗掉、刮掉；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他恨得咬牙切齿，说到了八十岁也要当兵，要把他们当作土豪来打。就是这样疯狂到极点的反革命分子，现在还坐在我们中间参加公审大会。同志们！在我们的身边躺着一条毒蛇，我们不把它挖出来行不行啊？”
　　文工团的人齐声回答：“不行！”
　　战士当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喊。
　　这显然是指的胡连生处长。胡处长目前正席地坐在他的队伍中，范子愚的揭发刚刚开头，他就意识到灾难来了，依照平常的脾气，他可能会跳起来骂人，今天不知怎么那样老实，像根木头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直觉得浑身被细麻绳捆住了，越来越紧，一丝也不能动弹。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张开血盆大口，一齐向他吼来，向他扑来，就要把他撕成碎片。他清醒地知道，往日的怒骂已经没有用了，天在崩，地在裂，谁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好像正坐在一朵飘游着的云块上，等待忽然之间被摔下地来。“这个人就是……”范子愚憋足一口气，然后全力喷出，“管理处的胡连生。把反革命分子胡连生带上台来！”
　　台下出现了一片惊慌，都在左顾右盼，想知道胡连生坐在哪里，想看又不敢正眼看着这场骇人的戏剧。台上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及其他首长都板着面孔，谁也没有找谁商量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突来的事变，只是呆呆地望着即将发生的一切。文工团四个大汉早就挤进管理处的队伍坐着在等待了，范子愚一喊，他们呼的一声弹跳起来，扑向胡连生，一把将他从地下提起来，由两个人分架两条胳膊，一个人左手抓住他肩头，右手按住他的脑袋，另一个人走到他前面，喇喇两下，将领章扯掉，把军帽取了。在文工团带领下的一片口号声中，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被揪上了斗争台。勇士们把他拖到台口的一角，两个架手臂的勇士同时提起脚来照着他的膝窝用尽全力踹下去，他便咚的一声跪在地下了。这时候他的姿势更加难看，头被压得额头接地，手臂被拉得挺直，高高地向后抬起，背上还被踏上一只脚。这种姿势，造反派称为“驾飞机”，其含义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斗争方式，在北京是司空见惯的了，在南隅，地方上也许实行过，而在空四兵团，这还是首次采用。
　　邹燕和文工团其他一些造反男女共十多个人一齐冲上台去。由邹燕站在话筒跟前领头喊起了口号：
　　“打倒反革命分子胡连生！”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
　　范子愚走去在胡连生头上踹了一脚说：“胡连生，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这时的胡连生，脸上红得发紫，由紫变青，只听见他大口大口地喘气，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还要顽抗到底？”
　　“叫他向毛主席请罪！”
　　“向毛主席请罪！”
　　于是，四名勇士把他的胳膊一扭，揪住头发转向台内，用脚踩着他的头，对着主席台上的毛主席像，连续叩得地板咚咚地响。叩完了头，又提回原处，范子愚揪住他头发把头提得仰起来，吼道：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广大于部、战士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你这条老狗，竟敢狂犬吠日，用尽畜生的言语来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低毁群众热爱毛主席的‘三忠于’活动。我们按捺不住阶级义愤，广大干部、战士今天要跟你算清这笔账，你敢不老实交代，决不饶你！交代！说！”
　　台下的干部战士此刻究竟怎么样呢？是的，他们很气愤，你看，只要有人领呼口号，几千个拳头一齐举起来；他们的脸绷得铁紧，没有一个人思想开小差，没有一个人为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辩护一句，没有一处在交头接耳。操场的空气好像固化了，人们都被压在这固化了的空气底下。也许正是因为对胡连生的仇恨才使空气固化的，正是需要在他的身上发泄义愤才能使空气重新复原？
　　怒吼声此起彼伏，仇恨的火焰从四面八方喷向胡连生。在这仇恨的火海当中，人的性情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心慈的，狠毒起来；温存的，狂暴起来；胆小的，勇猛起来；含蓄的，外露起来。仇恨的火海把所有人冶炼成同一性格，发出同一种表明其性格的嘶叫声。
　　这是一种神奇的现象，千万个病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不管他是不是愿意承认，他内心的病是实实在在的——包括那些掀起这种仇恨浪潮的人。
　　赵大明不就是那掀起浪潮的参加者吗？他是头头之一，当然也是策划人之一。当范子愚提出要在今天的公审大会上搞突然袭击时，赵大明有过犹豫，但毕竟没有站出来阻挠——谁也不会阻挠。而当形成决议以后，他也就发现自己心中有病了。是什么病呢？是一种常见的侧隐之心。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一想起那个老红军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他的心就在微微发颤。他总是注意着那个席地坐在队伍当中的胡连生，一些零乱的思绪忽闪忽现：
　　……这个可怜的倔老头，几十年戎马生涯，多少回在潮湿的荒野里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真是生就的苦命人，直到如今还得跟年轻人一起坐在地下，不久还将把他一脚踩住……
　　……过去钻进他身上的那几颗敌人的子弹全都长了眼睛，有意留下他这条命来。因为他欠下了魔鬼的债，必须在老来受一段比死还痛苦百倍的熬煎，然后才准他归天去……
　　……他是那样的可恨，不识时务，不辨潮流，自以为是，与新的革命风暴抗争。谁能使他清醒而免遭厄运？他愚蠢地坚持着自己的耿直、光明……
　　……可怜他是一个粗人，没有文化，不理解当前的伟大革命。凭心自问，很难相信他是真正的阶级敌人……
　　……他的心还是好的，为国家节省开支，为人民减轻负担；也许他想得正对，红海洋真会永远保持下去吗？难得有人像他这样敢说真话，而不顾自己的死活……
　　……他呀，他也是一个人，假如即将到来的厄运是落在自己身上呢？不堪设想，可怕的，令人战栗的……
　　……但是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千刀万剐也不足以填平他罪孽的深壑……
　　这些零乱的思绪一直持续到把胡连生揪上台去的时候，也是病患者们接受治疗的时候。这是一种奇特的治疗——通过蹂躏那同情的对象来麻醉自己的心。这也是一种改造，把那同情敌人的、属于普遍人性的错误的感情压下去。通过自己点燃的这仇恨和愤怒的火，把斗争对象烧弯，像烤炙虾子一样；把自己烧得挺直，像焙熟一条肉虫一样。这是痛快的，麻木的，轰隆轰隆如在冶炼炉中一样的。
　　为了掩盖心中那不愿意承认的侧隐之心，他把口号喊得最响，把样子做得最可怕，藉以表示在斗争中改造自己那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感情的决心。为了能在敌我分明的斗争台上，光荣地站在革命一边，专政者一边，而不是敌人一边或旁观者一边，他感受到一种受宠者的骄傲。
　　——也就在这时，赵大明发现了自己那颗年轻的心，原来也有那样复杂的、不光明的一面！
　　顽固不化的胡连生任你呼口号也好，揪起头发来亮相也好，在背上重重地踩也好，拎起耳朵来命令他老实听着也好，他始终是一语不发，像一个死了的人，死了而未曾僵硬的人。斗争会陷入了僵局，造反者们把要讲的话几乎讲尽了，下面不知该怎样推上新的高潮。这时，江醉章部长从侧幕里从容地走出来，做了他宣传部长该做的说服工作。
　　“同志们，停一停，停一停，同志们，听我讲两句。”他走近话筒，“今天，文工团的革命群众，对胡连生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抱着极大的阶级义愤，采取了这个行动，是对的。对于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你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都应该跟他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一样。不过，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同志们虽然没有打他，但是这样架起来，踏上一只脚，不利于他老老实实交代他的罪行。我建议现在放开他，让他站在这里讲。就是反革命分子，也要让他讲话嘛！讲的不对，我们就批判嘛！这样好不好呢？”他转向造反者们，“范子愚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
　　“好，放开他。”范子愚命令部下说。
　　江部长从容地走下台去。
　　罪犯胡连生被放开了，他趴在地下，半天没有动弹。怒吼声又起，仍旧不动，等吼声平息下来以后，他才慢慢地撑着地躬身站起来。他紧闭着嘴唇向全场缓慢地扫了一眼，又回过头去看东席台，把目光停留在他的两个老战友——司令员彭其和政治委员陈镜泉身上，眼里冒出愤怒的火，久久地盯住，把牙咬得紧紧的，突然抬起手指着他们两个，大骂着扑了过去：
　　“你们这两个没有心肝的家伙，坐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娘卖X的！要死一起去！”
　　主席台上的首长们惊愕地一齐站了起来。胡连生扑过去，隔着条桌伸手要抓陈镜泉，被旁边的参谋长一把攥住了他的手。他这时力大如牛，猛地一甩，参谋长的手被甩在桌面上，痛得触电一样缩回来。幸而文工团的造反勇士们冲上来了，架的架手臂，抱的抱腰，拖的拖脚，才把他制服住。
　　他在四个大力士的绑架下破口大骂：“我反，我反，我什么都反！老子生成一副反骨，十六岁就反了土豪！反来反去，我成了反革命！娘卖X的！我是反革命，你们革命，我就是要反你们这个革命！你们革得好啊！革得连是非都没有了，革得坏人当道，好人挨整！革得个军营变成了马桶铺！你们革！革嘛！革我的命！赶快把我枪毙了！彭其，你这个混账东西！你不把我枪毙我要毙了你！你赶快下令，把我枪毙！把我枪毙！”
　　彭司令员全身发抖，抡起拳头往条桌上一捶，喝道：“胡连生！不要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我还没有说完！”胡连生跺着脚说，“我就是要说，我不像你，不像你陈镜泉，怕死！怕丢官！怕当反革命！心里有话也不敢说！你们丢了红军的脸！丢尽了浏阳共产的脸！几千个烈士都在哭！你们害得他们哭！那个扭着颈根死的彭四保在哭！你们也把我砍了吧！我也要扭转颈根看着你们砍！你们砍了我的脑壳吧！四十年前团防局没有砍成，如今你们砍吧！砍吧！”
　　彭司令员命令法院院长说：“先把他关起来。”院长把手一招，上来几个年轻干事，从文工团员手里把胡连生接过来，蚂蚁抬螳螂似地把他抬走了。
　　狂叫声还在远处传来：“砍了我呀！砍了我呀！你们快点砍了我呀！砍了我呀！……”
　　台下的干部、战士有的流出了眼泪，但巧妙地利用挥拳呼口号的机会，用衣袖擦去了。就连文工团那些造反勇士们也呆若木鸡池站着，许久不知道动弹。邹燕则完全忍不住了，偷跑到露天舞台后面去，紧急擦了擦眼眶，还不行，进而走进厕所去。胡连生的喊叫声听不见了，口号也没有人喊了，数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政治部主任这时才想起来应该散会了，便重新来请陈政委讲话。走近一看，陈政委脸色苍白，用他那惟一的右手捂住响口，喘不过气来，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上来好几个，扶着陈政委上了车，开往医院去。
　　政委不行了，只得请司令员讲话。司令员恼怒地把政治部主任瞪了一眼，不置可否。假如不是在这个主席台上，他也许会大发雷霆，把桌子掀翻，把茶杯砸了，把政治部主任骂得狗血淋头。因为他太烦躁，太伤心！是什么魔鬼闯进了这个庄严肃静的军营，而改变了这里的一切？是什么力量使他这个兵团司令员丧失了掌握一个会场的权力？他被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底下，不能够动弹，眼睁睁看着那惨剧发生。他早就料到了！不识时务、不知死活的胡连生总有一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却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快。当文工团的人把他架上台来打翻在地的时候，彭其的脑子炸开了，但他还有理智，知道是不能硬碰硬的。胡连生遭受的全部折磨都痛在他的心上，他不由得想起了那些死去了的人。真是寒心啊！那时候热血沸腾，一声喊，就都拿起了武器，奇迹般地在偌大一个中国建立起了今天的政权；绝大多数最初革命的人，把尸骨铺平了通向今天的道路。假如他们真有灵魂并且真能显灵的话，今天这个大操场要不黑了天才怪哩！但愿真能来那么一下，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山崩地裂，让一切都跟着见鬼去！他想不通胡连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就算他思想反动，是的，非常反动，可以罢他的官，撤他的职，降他的级，罚他做检讨，也用不着从精神和肉体上将他这样折磨吧？哪怕是犯了死罪，也不该遭受这般待遇呀！把他枪毙就是了，何必这么残忍地作践他！
　　政治部主任见司令员情绪不好，只得自己走到台前，简单说了两句，宣布散会。散会以前，照例要唱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还必须喊一阵口号。歌声一停，最先呼响口号的是警卫连，领呼人刚喊完一句，全场骚动起来。
　　“什么事？”刚走到台口处的彭司令员问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主任答道：“喊了一句反动口号。”
　　“什么反动口号？”
　　“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他把亲字喊成了拼。”
　　司令员气得脑门暴起了青筋，指着警卫连的队伍说：“把他带来！”
　　政治部主任叫人到警卫连队伍里传达了司令员的指示，警卫连连长把正在遭到群起而攻之的那个战士带到台口来。战士早已吓得半死了，一来到司令员跟前，便畦的一声哭了，跪在台阶上。司令员走下去，骂一声：“混账！”扬起手照着那年轻战上的脸狠狠地打下去，将要接触到脸上时又忽然控制住，只轻轻地落了下去。打完，他走向自己的轿车，回头对警卫连长说：“把他送到我那里来，我要亲自处理。”
　　黑色的轿车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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