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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江醉章掌管空军第四兵团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革命的气氛大大上升了。这位宣传部长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他牢牢掌握着各种舆论工具，让它们充分发挥战斗作用。他批准文工团两派群众组织在司令部和政治部院里搭设巨大的长廊式宣传栏；他指示群众来访接待办公室把各种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的文件和文章用大字抄录下来张贴在接待室门口；他专门建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广播站，从宣传部和电影队抽调专人负责，一面向机关干部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面对来访的地方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同时还起着一种指导兵团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气象台的作用。
　　最近几天，各种舆论工具一齐动用，集中火力轰向彭其反党阴谋集团。虽然没有一张大字报、一幅标语、一件广播稿是官方署名的，都是用某某战士、某某群众组织的名义，而在实际上，所有这些宣传品全是江部长直接和间接向有关人员授意起草的。如果出现了干扰大方向的宣传品，很快就会被覆盖，而在广播站，则根本不可能让你出笼。意味深长的是，在许多宣传品当中夹杂着吹捧和美化江醉章的语言，很快就造成了一种印象，江醉章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执行者，江醉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空四兵团的特派员。不知这些宣传品的产生背景究竟如何，从效果来看，宣传的作用确实是大，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对江醉章怀疑和不尊敬，尽管有些人在内心厌恶极了。
　　近日来出现的关于“彭其反党阴谋集团”的提法在机关干部中引起了骚动，一般认为这不是指的彭其等人在全空军的那个集团，因为那个集团还不是以彭其为首，目前这个提法很像是指彭其在空四兵团有一个什么集团。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很多过去同彭司令员关系比较密切的各级干部都在人人自危；一些企图通过这场斗争使自己得以升迁的积极分子，则像猎犬一样在寻找目标，等候机会，随时准备扑向某个该死的斑鸠、野兔。一向被人们看不惯的正在造反的文工团，现在变得香起来了，无论什么人都不能把他们小看，就是有反感也只能压在心里，不可以表露出来。很多与文工团有各种关系的人都在利用他们的关系，企图探听一点消息。有许多文工团员在机关干部中结识了新的朋友。
　　刘絮云近来也成了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物，因为谁都知道邬中已经反戈一击，并且荣任驻京联络员；同时也有不少人知道她与江部长关系不错。因此，随便她走到哪里，哪里都要笑脸相迎。还有一些原来与她并不相识的人，也通过各种机会同她接触，把关系搞好。现在，只要她在营区一走，与她打招呼和留住攀谈的人使她应接不暇；只要随便露出一句什么关系到“反党阴谋集团”的话，都会惹起人们猜测半天。
　　现在，刘絮云又背着她的药箱走出了门诊部。
　　“小刘，到哪儿去呀？”
　　“有事去。”
　　“小刘，邬秘书来信了吗？”
　　“没有。”
　　“小刘，怎么不到我们家去玩儿？”
　　“没有时间。”
　　“刘絮云同志，等一等……”
　　“对不起，我有急事。”
　　刘絮云简直是讨厌死了，没有一回从门诊部出来不被人半路拦住，都是无话找话说，谁有那闲工夫跟他们聊天呢！她给自己制定了一条方针，对那些讨厌的纠缠者必须冷淡，有的干脆不理他，不管他男的女的，不管他官大官小。也许有人会在背后议论，说刘絮云架子大了如何如何，那也没办法，让他议论去吧！要想做到人人满意是不可能的，只要跟关键人物搞好关系就行了。当然，第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江部长，第二个才是陈政委，但陈政委已经上北京去了，目前全兵团任何一个人的重要性都不在江部长之上，而她与江部长的关系，那还用说吗！这样，就是得罪了所有的人也无关紧要。她虽然讨厌那些过分热情的纠缠者；同时却又对那太不热情的人，则不仅是讨厌，简直是怀有敌意。就如她的顶头上司，门诊部主任方鲁，这个人太不识时务，那么多人都看得起刘絮云，惟他一人看不起，至今还官气十足，强调什么组织纪律，经常批评她在上班的时候找不到人。刘絮云认为，他的一本正经只是表面现象，内心的实质是仇视这场革命，利用职权来给积极分子制造困难，这同刘少奇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性质是一样的，她暗暗在心中下了结论：方鲁是我们门诊部的刘少奇。
　　她走在路上，遇到的人源源不断，抬头一看前面来的人更多，并有个别的已在老远的地方望着她微笑了。“讨厌！”她暗自骂了一声，钻进了邹燕的房间。
　　邹燕正在抄大字报，内容是关于胡连生精神病问题的。本来在没有贴出去以前是保密的，因见来人是刘絮云，便不加遮掩。
　　“大家的积极性怎么样？”刘絮云开门见山地问。
　　“什么积极性怎么样？”邹燕反问。
　　刘絮云朝大字报努了努嘴。
　　“这个呀？”邹燕明白了，“要说比起斗彭其的时候，劲儿要差些了，但是要干起来大家还是会干的。现在大伙儿都有一种担心，什么事儿都干了，好的坏的都有，文化大革命老是没个完，谁知还要干些什么呢？最好是现在就结束文化大革命，刚刚斗了彭其，有点功劳，就拿这点功劳来写总结吧！大家都可以得一个好点儿的鉴定，辛辛苦苦闹一场，也算可以了。但是偏偏没完没了，还得干下去，要是在今后又干一些错事怎么办呢？把功劳抵消不算，只怕还会落一个受蒙蔽的下场。”
　　“这不对，是革命到头的思想。你没有听江部长说？我们搞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打倒一个彭其，革命就完了？要是出现新的走资派呢？你可得跟大家做做工作，江部长讲了，要准备革命一辈子，斗争一辈子。眼前连一个彭其都还没有最后打倒呢！你不把他彻底打倒，他明天又回来了，还当他的司令，他不报复你们才怪哩！所以才要继续搞胡连生的精神病问题，目的还是为了打倒彭其嘛！就想收兵怎么行！”
　　“这你放心，大家还是会干的，这不，大字报在抄呢！等江部长一点头，咱就贴出去。”
　　“那好吧！你就快抄吧！要快点儿，不然就跟不上战略部署了。我走啦！”
　　刘絮云就这么站着说说话走了，最近以来她总是这样忙忙碌碌的。邹燕知道她忙，既不留她多说几句，也不送她出门，反正是常来常往的，也就平平淡淡了。
　　下班的人流过去了，刘絮云的道路比较通畅了，她把药箱放在家里，到食堂打了一点饭回宿舍关起门来吃（这也是为了躲避过分热情的人们）。吃完饭，洗洗脸，又背着药箱离开了家。她专拣那不常走人的小路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前面有人来也装作没有看见。总算一路顺利地来到了校官宿舍区第三栋楼上三楼，拉开一张纱门，又推开一张板门，走了进去。
　　这里是胡连生处长的家。胡处长也住着一套四间的房子，他家里比江部长家里要空荡得多，因为人口少，东西也少，房间的布置也不像江部长那样讲究，基本上像个乡下人一样。他只有一个老伴，是解放以后结的亲，没有文化，年纪比他小五岁，原是个寡妇，有一个儿子，带来跟着胡处长姓胡了。那老伴既是夫人又是保姆，跟胡处长结婚以后没有再生，带来的儿子已经独立工作，把小家庭安在武汉，因此胡处长家里只有两个人。每当有客人来访，老伴总认为是找胡处长谈重大工作，从不来打扰。当时不闻，过后不问，只在客人刚来时泡一杯茶，然后就躲到隔壁去，或到厨房里做饭去。
　　胡处长独自一人坐在一间空屋里吃饭。所以称为空屋，是因为这房间的布置实在太简陋了。屋正中放一张小圆桌，有一条腿是新安上的没有上漆，墙边摆了两把沙发式样的木椅子，中间连茶几都没有，此外就是那两条供他们老两口吃饭时坐的骨牌凳了。这凳也是旧的，凳面上有铁钉和锤子敲得凹下去的痕迹。本来他这一级干部是能配给全套家具的，而且他手上又正好掌握着这方面的大权，但这老头很倔，偏要把人家不要的破烂东西搬回自己家来，新的一样也不要。他的理论是：“我是个粗人，只用得粗东西。”
　　饭桌上摆着三样菜，一样是鱼，一样是笋干妙肉，一样是辣椒蒸肉皮。这最后一样是他近年来最爱吃的菜。对于这，他也有理论：“参加革命前，老子做长工，连猪毛都吃不到；当红军以后，三餐难得一餐饱；现在，娘卖X的！肉吃得不爱了，要吃肉皮。”为了他这个癖好，老伴吃了不少亏，每回他要吃肉皮了，就要买不少的肉，不管肥的瘦的，几乎要老伴一个人承担。目前，老伴显然是早就吃饱饭做事去了，剩他一人在喝酒，每夹一点菜送进嘴里，就把筷子放掉，望着光溜溜的墙壁出神。
　　“胡处长，我来看您了。”
　　刘絮云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亲戚，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跨进门去。
　　“不要讲得好听，有什么人会来看我？不晓得又是什么阴谋。”胡处长可不客气，扭头望了刘絮云一眼，仍对着他原来的方向说话。
　　“您是怎么啦？把所有的人都看成阴谋家啦？我小刘在您的领导下干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搞过阴谋？”刘絮云说着，坐在他对面的骨牌凳上。
　　“过去不会搞阴谋的，如今都学会了，好人剩得不多，我看透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
　　“您看我是好人呢还是坏人？”
　　“那你自己晓得，我懒得去一个个调查。”
　　胡处长的老伴及时把茶送来了，就放在饭桌上，造成一种两人对饮的令人误会的场面。刘絮云谦恭地欠欠身表示感谢，将药箱取下来放到墙边的木椅子上。
　　“处长，”总是由刘絮云找话开头，“您的风湿病……”
　　“没有了，没有了，什么病也没有了，如今只有肝火，吃药治不好的，喝口酒还能压一压。”
　　“您虽然好了，可我不能不关心啊！本来领导上只叫我给首长打针送药，都是副参谋长副主任以上的，还轮不上您哩！我自己看着过不去，你副参谋长怎么的了？你当过红军吗？胡处长是浏阳共产的老干部，跟司令员、政委都是一起，就没有人关心关心他，等级观念太强了，我就喜欢打抱不平……”
　　“你不要讲了，你打抱不平有什么用？你顶多给我送点药来，还能做什么？我如今不是要治病，我要讲话，不准我讲话我的病就来了。”
　　“那您就讲嘛！讲给我小刘听嘛！”
　　“讲给你听？你明天又来斗争我，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
　　“我才不干那个。”
　　“哼！不干，不干的更高明，专干阴谋诡计，害死人。”
　　刘絮云觉得将话老往自己身上扯不太妙，要转弯谈谈别的才好，便提起医院的事情。
　　“您在医院过得还好吗？”
　　“好！好得很，再去一回我就死在那里了。”
　　“怎么啦？”
　　“怎么拉，怎么扯，”他憋足一口气，突然喷出来，“把你当人？”
　　“没有给您用电疗吧？”
　　“什么电疗？电刑！好好生生一个人，给你上电刑，不晓得犯了什么法。”
　　“我可没有尝过那个滋味儿。”
　　“你去尝尝吧！我讲不出。娘卖X的！老子五次受伤，没有一回受过这么大的罪。”
　　“我那回陪您去，还特意跟他们主任说了不要给您用电疗，怎么又用了呢？这些人哪，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我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人搞鬼哟？”
　　“有！就是有人搞鬼，是一个大鬼。”
　　“是谁搞您的鬼？您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知道得清清楚楚。”
　　“那是谁呢？”
　　“是谁，我不能告诉你。早两天来问，我会讲，今天，我不讲了。”
　　“那是为什么？”
　　“人家已经倒了霉，我不能落井下石。”
　　“那是谁呀？我们这儿谁也没有倒霉呀！”
　　“你不晓得，你在门诊部怎么晓得！哦！你的男人是邬中吧？”
　　“是啊！”
　　“那你怎么不晓得？”
　　“您是说彭司令员吧？”
　　“就是，就是。”
　　“嘻嘻嘻……！”刘絮云快活地甜笑起来，“我说您怎么那么大火哩，原来您是怀疑他搞你的鬼呀！您错啦！怪错人啦！彭司令员本来是好心，他叫我们方主任给您看看病，好把您从拘留所接出来送去疗养，风声一过您就可以回来。谁知我们那位方主任心里想什么，借了这个机会想把您害成傻子。您想，好好一个人给你用电疗，你的神经受得了？没有变傻子是您体质好，不然，您还能这么清醒？”
　　“你讲的是真话？”胡连生放下筷子望着刘絮云。
　　“唉！”刘絮云只顾自己往下说，“也难怪您觉得到处都是阴谋诡计，我们这儿搞阴谋诡计的可真是不少，自从您出事儿以后，管理处长的位置就空出来啦！师一级的职位，谁不羡慕啊！在管理处下属的一批科团级干部就算我们方主任级别最高，人缘关系最好，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
　　“你在门诊部工作，你应该晓得嘛！”
　　“我又没有钻进他肚子里去；再说，我那回到医院讲了不给您用电疗，他知道以后还恨着我呢！处长，您给我想个办法调调工作吧！我不想在那儿干了。”
　　“慢点讲你的工作问题，你先给我讲清楚，你怎么晓得彭其的本意是……”
　　“我当然晓得，邬中不告诉我呀？”
　　“哦！是的。”
　　到此，胡连生的注意力已被刘絮云的谈话紧紧吸引住了，他停止喝酒，也不吃东西，专心致志来思考其中的各种复杂因果和前后左右的联系。虽然他刚才喝了酒，但喝得不多，只达到他的海量的四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不会影响思维，还会因酒的兴奋作用促使他敏感灵活。目前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他感到思路紊乱，反应迟钝，刘絮云讲的问题不能在他头脑中清晰解剖开来，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模棱两可，得不出准确的和肯定的答案，看来是电疗在他身上起作用了。他最后只得摇摇头说：“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你不要跟我讲了，我搞不清楚。”
　　“您是不是疯子这您搞得清楚吧？”
　　“那我清楚，我不是疯子，我心里明白得很。”
　　“他们把好人拿来搞电疗，这是事实吧？”
　　“这是真的，我一世也不会忘记。”
　　“是我们方主任把您送去的，这个您记得吧？”
　　“记得，两个大个子兵抱着我上车，我还打了方鲁一个耳光。”
　　刘絮云噗嗤一笑，故意用言语刺激他发火，说道：“我说您哪，现在这一阵子好像是什么都记得，过两天您就啥也记不住啦！我倒是相信我们方主任的诊断，他说您是疯子，我看不假，休息一段以后还得去上电疗，不上电疗怎么行呢？有病不给您治怎么行呢？”
　　“你住嘴！”胡处长果然发火了，“我要揭发他们的阴谋，娘卖X的江醉章，不晓得他跟什么人勾结在一起，要把我们红军杀绝。彭其成了反党集团，陈镜泉逼得连话都不敢讲，我，成了疯子，娘卖X的！想用电疗把我整死。都是他们搞的，都是这些臭笔杆子野心家，一肚子的鬼。我要上北京去，我要去告发他们。红军还没有死绝，我到北京总能找到几个人。你看我告不告？我一定要告。他们想夺权，想翻天，想把我们都打倒，好让他们来。你以为我很想当这个管理处长？我早就不想当了，没有文化，工作困难，但是你要来抢，我就不给，坚决不给！我要交就交给一个好人，能做好事的人，阴谋家，不交！”
　　“您不交能行？您是疯子，谁还听你的？”
　　“再听见有人讲我是疯子，我就要打他娘卖X的！”
　　“人家有证据，我们方主任是医生，他诊断您是疯子有科学道理，您说您不是疯子您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根据？”
　　“我心里清楚，这就是证明，我能把那几天的事一五一十讲出来。方鲁是怎么给我看病的，他怎么把我送到医院去的，我心里想些什么，我都能讲得清清楚楚，哪里有一个疯子是那样清楚的？方鲁给我看病，他看什么病？问了我几句就下结论了。”
　　“他还给您做了脑电图，证明是您过去留在里面的一小块弹片引起思维紊乱。人家有科学根据。”
　　“屁！他给我做什么脑电图？我在那个拘留所，做什么脑电图？”
　　“后来在医院给您做了。”
　　“医院做了，我晓得，是做了一个。我怕他们搞鬼，做完以后，我把脑电图抢过来，在正中间按了一个指印，故意按得很重，是这只右手的大拇指。你们可以叫保卫部化验化验，有我的指印就是我的，没有我的指印就是假的。我早就防了他们一手，想搞假的搞不成。你以为我不清醒吧？你看我清醒不清醒？我清醒得很。”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太好啦！”刘絮云意外地听到这个情况，高兴得不加掩饰地脱口而出。
　　“跟阴谋家打交道，就是要动点脑筋。”胡连生也为自己的高招十分得意。
　　“您这个话能不能写出来？”
　　“写出来做什么？”
　　“写出来去告状，要求保卫部门化验脑电图。我们邬中目前正在北京，我可以给您寄给他，一直告到北京去。”
　　“我不要他去告，要告我自己去。”
　　“您总得写出来呀，不写，人家怎么拿去研究？”
　　“我不会写。”
　　“您就说吧！我来给您写。”刘絮云说着便拿出钢笔来了。
　　“不，不要你写，我又认不得几个字，谁晓得你写些什么！”
　　刘絮云有点着急了，眼看就要得到的意外成功却又遇上了困难。怎样才能使他钻进圈套呢？他对任何人都抱着戒心，他又是那样不易受挑拨，他自以为正直，其实是个蠢人。对待这种正直的蠢人，因受了损害而变得十分过敏的人，要用什么办法才能诱使他上当？这是一个难题，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精明的刘絮云这时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好用了，在一个蠢人面前显出了自己更愚蠢，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她一时想不出很好的办法，只得拿出最后的也是不太可靠的一手来试试了。
　　“处长，”她说，“现在有很多同志为您打抱不平，其中也有我一个，大伙儿都担心您可能过一段又要去上电刑，一个老红军，受过五次伤，六十以上的人了，哪里经得起那样的折磨！大伙儿商量着，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们门诊部很多医生护士都对方主任搞阴谋害人很不满意，可能会要找他问个清楚的，到时候您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作证？”
　　“作什么证？”
　　“就是刚才讲的指印的问题，您只要把您在脑电图上按过指印的事儿一讲就行了，一查就会查出真假来。其实，您不讲也行，反正以后去受电刑又不是我们去，我们不过是在旁边看不过去，才冒着得罪方主任的风险，自己站出来说公道话，您实在要不能作证我们就算了，公道话也别说了，自己管着自己，何必操那些闲心！您不作证，大伙儿都被动，目的是为了您不再受电刑，您倒反而害得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是要我证明按了指印？”
　　“是啊！”
　　“那有什么不能证明！我是在上面按了指印嘛！又不是假话。”
　　“到时候我来请您去作证，您能去吗？”
　　“那有什么不能去？就是要搞清楚嘛！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嘛！我讲了的话我都负责，我不怕惹祸，脑壳掉了碗大一个疤。”
　　“那好，咱们就说定啦！”
　　“要说什么定！我该去的我就去，我该讲的我就讲，我不会搞阴谋。”
　　“到底还是胡处长，”刘絮云把最熟练的一招拿出来了，“真是个爽快人！人家都说，咱们兵团只有胡处长最光明正大，这话可是一点也不假……”
　　“不要给我灌米汤，想把我灌糊涂了？不听，不听！”胡处长重新拿起酒杯，“你要没有事了，走也要得，坐一下也要得，想吃酒也要得，就是不要灌米汤。”
　　他这一说，把刘絮云的嘴巴堵得死死的了，走也不好，坐也难堪，喝酒更不能，一时不知怎么办。嘴里无话，心里着慌，只得又拿出一条小手绢来，毫无目的地在手背上揩了又揩，揩了又揩……
　　门被推得轻声叫了一下，胡处长只顾喝酒，没有注意；刘絮云敏感到了，密切注意着来人是谁。
　　万万没有想到，进来的是从不登门的赵大明。
　　赵大明究竟来干什么？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反正他不可能是来找刘絮云，而是拜访胡处长的。可是，当他愣了一下又冷静下来开口说话时，才知道他正好是找刘絮云的。
　　“哎呀！”他说，“找得我好苦！我猜想你可能到这儿来了，果然不错。”
　　“找我干什么？”
　　“还不是为了咱们的事！”
　　胡处长抬头看了看赵大明，只知道他是唱歌的，唱得不错，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没有打招呼，也没有请他就坐。
　　“胡处长，您喝酒啊？”赵大明有礼貌地搭讪一句。
　　“唔。”胡处长不热情也不反感，只是显得有点架子。
　　“我跟你说呀，”赵大明对刘絮云说，“我们的人可是等得不耐烦了，这个来催，那个来催，一定要我找你问问什么时候行动，要是北京来电话催反党集团的补充材料，我们还没有搞出证据来……”
　　“出去说，出去说，这些事儿不要打扰胡处长了。”刘絮云焦急地瞪了赵大明一眼，立刻起身。
　　“你们讲嘛！什么阴谋诡计我也不听。”胡处长埋头选着肉皮说。
　　可是刘絮云已经拉着赵大明走到门口了，回过头来向胡处长道了声“再见”，便急急忙忙走下楼去。
　　胡连生抬头望着他们两个离开，忽然产生了怀疑，心里在想：“什么？北京……反党集团……补充材料……证据？……有鬼！有鬼！阴谋诡计，要防他们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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