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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2日午夜，周仆刚刚躺下不久，就被值班参谋喊起来，递过来一封加急电报。他急忙披上衣服，扭亮那盏陪伴他多年的旧马灯，一看，原来是师部转发的兵团首长的电报，命令部队拂晓后立即由现地出发，在咸阳车站登车北上。
　　这就是说，比原来预定的出发时间，又提早了一天。周仆捏着那张印着红色横线的抄报纸，沉吟了片刻，隐约感到，朝鲜前线的形势，是更加紧急，更加严重了。
　　他急忙扣好衣服，来到作战室，同副团长和政治处主任商量今天的行动。为了给连营多挤出一些时间，他首先在电话上向各营下达了口头命令。
　　出发时间虽然只不过提早了一天，但也带给他们不小的忙乱。已经准备好的全团的誓师大会不能举行了。原来考虑到许多战士、干部的家庭生活都存在着困难，预定进行的一部分救济工作，也没有完成。再有一件麻烦事，就是来接管生产的地方部队还没有到，丢下来的鸡鸭猪羊，堆在场上的未曾脱粒的庄稼，如果任其不管，都会要遭受损失。
　　周仆和团干部研究着这些问题，最后决定：每连留下一个人，协同村里的民兵看管生产物资。对于南瓜、蔬菜等等生产品，就分赠给驻地的贫农们。
　　当这些问题处理完毕，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周仆就回到房子里，盖上他那件皮大衣，把灯扭暗，准备休息一会儿。可是总按捺不下激动的心情。两个小时后，他就要同他的团队一起，奔向那陌生的战场了。不消说，他对他的团队抱有坚强的自信。这种信心，不是一时形成的，是同他的十几年的战斗生涯结合在一起的。他坚信任何反革命的敌人，必将被一个一个地粉碎，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他的面前，站着的是全世界黑暗势力的代表，是当今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这场考验，是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假若打不垮敌人，顶不住敌人，那将不仅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可怕的后果，而且对东方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进程，都将发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他觉得，在这场考验里，作为团政治委员，作为这个部队
　　的党代表，个人的粉身碎骨，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如果由于个人的疏失，工作没有做好，不能完成任务，那就是一件不能饶恕的罪过！
　　近几天来，当他越意识到任务的重大，对他的老战友团长邓军的思念也就越深。自从兰州战役——大西北决定性的一战，邓军腹部和臂部都负了重伤，已经整整一年不见面了。几次派人到医院里看他，回来都说，他的右臂已经锯掉，腹部的弹片也没有取出来。而且由于前后八次负伤，失血过多，身体过于衰弱，已经无法在部队继续工作了。前几天，据师里透露，准备派一个新的团长来，但是由于这个团是本师的主力，是一个有老红军基础的团队，人选迄今没有确定。这就使得周仆越发觉得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周仆知道，即使邓军回来，自己的工作也绝不会减少，甚至两个人仍旧会像从前那样，不断地争吵几句；但是，他现在觉得，即使这个人在这里，不做什么工作，只要能听见他的声音，他也就不会感到自己的担子像现在这样沉重了。
　　周仆同邓军在一起工作——用他们俏皮的说法是“搭伙计”——是从当连级干部就开始的。那还是1939年的春天，周仆在延安抗大刚刚毕业，就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既没有工作经验更没有战斗经验的新手。当时就把他分配到现在本团的三连去做副指导员。临走前一天，许多同来的伙伴，都来为他祝贺。因为这个连队是一个战斗作风很硬的连队，这个连队的连长，就是闻名全军的在大渡河边立有战功的邓军。关于这位勇士惊人的英勇，有着许多纷繁的传说。当时，周仆对于自己能分配到这样一个英雄的连队，是多么高兴！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实战里向这位勇士虚心学习。可是当他第二天到连队去的时候，那位个子并不十分高大、脸色乌黑、左脸上留着一条疤痕的连长，只接过介绍信随便地看了一眼，就勉强把司务长佩带的只能单发不能连发的驳壳枪分给他。当他事后发现这是全连最差最破旧的驳壳枪的时候，心里就颇不愉快。一打仗，又分配他搞一些在他看来是打杂的事情。例如管理伙夫担子，带担架，打扫战场等等。周仆是一个很聪明、敏锐的人，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虽在上级的命令上被公布为这个连队的干部，但在全连尤其在连长的心目中，还没有取得这个英雄连队的战士的资格。直到有一次，敌人迁回到后面，他带领炊事班将敌人打退，才看到邓军脸上的一丝笑容，作为对他这种行为的奖赏。事实上，只有这时候，他才被认可为这个连队花名册中的真正的一员。以后，周仆被提升为指导员，两个人就逐渐成为一对亲密的搭档了。
　　战火催促着人们的成长，也锤炼着人们的友谊。每当周仆回忆起邓军的时候，都深深地感激他对自己的帮助。这种帮助，不是通过上课，或者其他明显的教导，而是通过一种无形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表现在邓军的那种任何时候都要压倒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质。有时，当连队伤亡过重，在周仆看来，已经无法完成任务的时候，他却愈打愈勇，最后终于奇迹般地带领少数战士夺取了敌人的阵地；有时，被敌人团团包围，甚至被敌人“压顶”（“压顶”，抗日战争平原地区的日语。是指我军在房内，敌人占据了房顶。
　　），在周仆看来已经无法突围的时候，他却毫不沮丧，吩咐战士们用手榴弹投房顶上的敌人，终于寻隙突围。这种英雄气概，在部队被习惯地称为“硬”的作风，不仅感染了领导的部队，而且也深深地感染了自己。甚至在自己指挥作战中，也不知不觉采用了邓军的语调，仿佛他的某一部分，己经渗入到自己的生命中去了。而邓军在内心里，也非常感激他，尤其是在学文化方面。周仆初来时，邓军还不识多少字，一接到上级的文件，就两手捧着皱起眉头叹气。周仆下定决心，不厌其烦地每天教他几个字，在战斗频繁的日子里，也不忘记催促他，甚至强迫他学习，终于邓军能够看书看报了。当他捧着通俗小说看到有趣之处，像孩子一般笑起来的时候，对他的这位老伙伴也是充满着感谢的。
　　在周仆来到这个连队之前，曾经听不少人传说他的脾气古怪，但在真正接近以后，却感到这位在战斗中令敌人畏惧的勇士，竟像孩子一般的纯真。比如，他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听人讲故事。在战斗的间隙中，周仆无论是当他的指导员、教导员或政治委员，没有几个故事是交待不过去的。两个人甚至常常枕在一个枕头上讲故事。当讲到动人的地方，即使是千百年以前的事情，也会使他像孩子一般地淌着眼泪。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他过分地粗率。但是他也有一条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同志不抱成见。几个钟头之前，他向你跳起脚来发脾气，几个钟头之后，就会忘记得干干净净。你得罪了他，冲撞了他，也是一样。等你懊悔万分，怀着羞惭去向他道歉的时候，他会惊讶地说：“噢，你还想着这件事呀！”
　　在战斗上，他也存在着缺点的一面。这就是一打仗，他就要跑到最前面去，顾不得全盘指挥了。随着周仆指挥作战一天天熟练，他的这个缺点，不仅没有克服，反面发展了。每逢打仗，前面的情况稍一紧张，他就把驳壳枪一提，说：“老周，这一摊子我不管了！”说着就跑到战斗最紧张、最危险的地方。直到他面对面地看见敌人，亲眼看见战斗情况的变化，才算放了心。有时甚至要亲自用机关枪把敌人射倒，才觉得解气。他的这个特点，自然会给第一线的战士增添无限的力量和勇气，能够使最危险的阵地稳定下来，或者使最难攻的阵地被我们突破；但同时，也就常常忽略了次要方面。他的这个缺点，不止一次地受过上级的批评，周仆也屡次提醒他，他都满日答应，甚至红着脸承认错误，但是当第一线的情况一旦紧张起来，他就又抑制不住自己。如果
　　这缺点在当连排长的时候，还不显得怎么明显，等到他指挥一个营，一个团，就显得越发突出了。周仆清楚记得，在围攻大同的时候，当他的营数次进攻水塔未下，他的眼都红了，从指挥所里一下跳出来，又说：“老周，这一摊子交给你了！”做教导员的周仆一把没有把他拉住，他己经冲到最前面去了。时间不大，水塔被占领了，但他也满身鲜血地被人背回来，原来他率领突击队冲锋时，冲得过猛，竟一下子冲到投弹组的前面去了。邓军，就是这么一位威猛无比的战士，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最危险的战线才是自己的岗位。
　　也许，正因为这样，周仆不能不分出很大精力来钻研指挥艺术。这样一来，邓军的勇猛的神威，不断地影响着、培育着部队，使部队保持着老红军的硬骨头作风；而周仆的灵活的指挥，也适当地弥补了邓军的缺陷。同志们私下议论，说上级把他们两个人配搭得很好，说他们是一粗一细，粗细结合。其实，更准确些说，这也同他们的友谊一样，是经过长期战火锤炼的合金！
　　多好的勇士呵！可惜不能参加战斗了！自己也不能再同他在一起了！周仆想到这里，不由地叹了口气。究竟派谁来当团长呢？他衡量着全军的团长和副团长，在内心里猜测着，判断着……
　　警卫员小迷糊打饭来了。周仆匆匆吃过，天色已经微明。为了察看部队的情绪，他就提前向村南的集合场走去。小迷糊拉着他那匹枣红马跟在后面。
　　论节气，还不到霜降，这里已经下了好几场霜。田野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一片片的红薯地和棉花地了。种下的小麦已经露出了绿苗。公路两旁的杨树，从树梢往下叶子已经黄了一半，还绿着一半，望去非常好看。那黄灿灿、厚墩墩的叶子已经落了不少，有几个孩子正在那里扫树叶呢。
　　周仆刚走出村口，就听见村北大路上由远而近传来一阵粗嘎的激越的歌声：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
　　我们抗日先锋军英勇武装上前线，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嗨，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坚决与敌决死战！……
　　“三营过来了。”小迷糊指点着说。
　　周仆停住脚步，往北一看，前面一面红旗引导，三营在大公路上成四路纵队，排得整整齐齐地走过来。营长孙亮走在最前面，步伐十分英武。他是全团营长中最年轻的，干青年工作出身，一向把部队带得很活跃。今天，不用说，又是他选了这首红军东渡黄河的战歌来鼓舞部队了。
　　他们远远发现政委站在路边，歌声越发响亮激越起来。队伍走到近前，孙亮从队列里跑步出来，打了一个敬礼。
　　周仆问：“部队到齐了吗？”
　　“到齐了。”孙亮很有精神地回答。
　　“我看小伙子们的情绪很不坏呀！”周仆的嘴角带着满意的笑纹。
　　“政委，你说怪不？”孙亮凑近政委的身边说，“前些天，全营有80多个病号，昨天只剩了30多，今天早晨，我说把他们集合起来，送到卫生队去，结果一个病号都没有了。”
　　“一个都没有了？”
　　“嘿，一说打仗全好了，真比吃药还灵！”
　　“这是咱们部队的老传统呵！”周仆深有所感地说。他想起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和1946年，那时候，面对面的民族敌人打倒了，不少战士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要求复员，要求回家，要求解决婚姻问题和其他私人问题，曾经闹得很严重，每个部队都有好几十个病号。可是当阶级敌人在解放区的四围响起内战炮声的时候，那些恼人的问题，竟一霎时烟消云散，人人慷慨激昂开上前线，竟像没有发生过那些问题似的。多么叫人感到神奇！这些战士们，这些跟随着党战斗的工农子弟，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真正通晓大义、照顾全局的。这些事，不止一次给了周仆最深的感动，使他对革命部队所具有的深厚的潜力，有着始终不渝的信心。
　　孙亮回到行列里去了。周仆还站在冷风里观察着在他面前行进的战士们。虽然今天的出发命令，因为要通过城市，明确要求他们“要特别注意着装整齐”，“尽量把新衣服穿在外面”，可是经过整整一个夏秋的劳动，这些草绿色的军衣都几乎褪成白色的了，许多人的肩头上、膝盖上，还打着显眼的补钉。周仆知道，这些衣服，每一天都浸透过多少遍汗水呵！要是有人从他们的服装上来判断他们的战斗力，那就注定要犯绝大的错误。
　　歌声停下来了，战士们愉快地说笑着前进。
　　周仆站在路旁问：
　　“同志们！冷不冷呀？”
　　“政委，你瞧，我还老出汗哩！”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愉快地回答。
　　“政委要把大皮袄送了你，怕你更要出汗了！”另一个战士开玩笑地说。
　　那个战士指指自己的机关枪说：
　　“我这个皮袄，比他那皮袄还顶事哩！”
　　大家笑起来。
　　正谈笑间，只听前面集合场上一片声嚷：“截住！截住！”随后，正在公路上行进的队伍，也混乱了，纷纷喧嚷着：“截住它！截住它！”
　　周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要探询，只见炮兵连一匹大黑骡子顺着公路狂奔过来。随后又是两匹跟着那匹没命地奔跑。僵绳都拖落在地上。一个勇敢的战士，刚刚扑上去抓住缰绳，被那匹黑骡子带了几个跟头。等到大家发一声喊，一齐围上去的时候，那几匹骡子又转头跳下公路，向田野里跑去。顷刻间，己经跑出五六里以外去了。
　　第一天行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故，真叫人心里有气。周仆大步走到集合场上，看见炮兵连的三门步兵炮歪歪斜斜，牲口套弃置在地上，卫生员正给一个被踢倒的战士裹伤。他把炮连的几个干部找到面前，指着说：
　　“你们是怎么搞的？”
　　几个干部垂着头，默不作声。
　　沉了半晌，那个小敦实个儿的连长才说：
　　“我们大前天才回来，一看炮锈得不像样子，只顾忙着擦炮，没想到骡子搞生产太久了，一见炮就往后捎，怎么也套不上去，气得驭手给了它一鞭，就惊了，大概又跑回我们住的那山庄去了。”
　　“那你们平常呢？”周仆质问，“平常为什么不注意战备训练？”
　　“那可不能怨我。”炮兵连长也懊恼地说，“参谋处给了我们训练的时间没有？”
　　参谋长走过来说：
　　“政委，时间到了，是不是按时出发？”
　　“按时出发。”周仆气得挥了挥手，叫他们随后跟进。
　　部队出发了。集合场周围挤满了老百姓，大部分是那些衣服褴褛的贫农，他们恋恋不舍地望着出征的人们。
　　周仆在团直属队的先头走着。一路上，他还在想着炮兵连长的那句话：“那可不能怨我。”是的，是不能够怨他。一年以前，当部队驻扎在这里的时候，他自己的一切精力都集中到生产方面去了，当时真有点“刀枪人库，马放南山”的味道。以至今天突然接到战斗任务，枪也锈了，炮也锈了，他亲眼看到井台上擦洗刺刀的水都变成了红的。毛主席说，部队不仅是战斗队，工作队，而且还是生产队。很明显，自己抓住了后两个方面，又忽略了战斗队的方面。仅仅一年的和平生活，竟然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这是多么深刻难忘的教训呵！自己刚才责备那个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邓军同志在这儿，看到这种情形，会多么难过。他心里引起了一阵深深的惭愧之感。他这样想着，想着，踏着落叶，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出十里以外去了。
　　部队在咸阳登车东下，深夜时分过了郑州，继续北上，第二天下午，就奔驰在冀中平原上了。这里的每一座车站，每一条流水，每一座日本人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残破的碉堡，都可以引起他们长时间兴奋的谈论。他们挤在车窗门口，贪馋地看着目力能及的故乡的村庄、麦田，以及路上的行人，来宽舒一下对家乡的离情。停车的时候，他们在站台上利用短短的几分钟，和站台上的服务员们说上几句话，也觉得特别高兴。看见谁的情绪沉闷了，那些党员们和一些懂事的班长们，就凑过去谈谈故事，扯扯闲篇儿，来宽慰伙伴，也鼓舞自己。直到山海关，车厢里也没有离开和冀中有关的话题，但是谁也没有提起自己的家，只是在心的深处，深深地祝福着自己的亲人！
　　列车走了三天三夜，于第四天中午时分，赶到鸭绿江边的城市丹东。
　　部队被指定在镇江山一带休息。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丹东，这座背山面江的城市这样美丽，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想之外。可是走出车站不远，就感觉出她已经被战争的气氛笼罩了。柏油路上己经看到有美国飞机轰炸的弹坑，华丽的玻璃橱窗，没有陈设多少东西，刺眼地贴着纵一道横一道的纸条。街上的各种车辆都在急匆匆地奔驰。市民们脸上带着惶惶不安的神情，扶老携幼，背着行李家具，在向市郊疏散。工人和学生组织起来的纠察队，袖子上戴着红箍，帮助警察维持秩序，指挥着疏散的人们。
　　管理员在半山上找到了一处民房，算做临时的团部。周仆还没有进房子，就被师部的通讯员喊走了。
　　师部组织的前方指挥所，是在昨天晚上提前到达的，临时设立在丹东军分区招待所的一间小屋里。师长报告了朝鲜前线的紧急情况：自从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后，不顾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的严重警告，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大举进犯。至10月1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市以及阳德、元山、咸兴等地，都已相继沦陷。朝鲜的临时首都已迁到东北部距鸭绿江不远的江界去了。敌人叫嚣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朝鲜战争，正在举行疯狂的追击，向中朝边境逼近。现在敌人共集中了四个军13万余人的兵力，分东西两线多路猛压过来。西线的美军第一军和英军二十七旅正沿铁路指向新义州；美二十四师和伪一师指向碧潼；另两个伪军师一路指向楚山，一路指向江界。东线的敌军，正由元山、咸兴迂回江界。战局是十分严重的。
　　师长随后传达了兵团的意图。为了控制朝鲜北部一定的地区，制止敌人的进攻，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并且为以后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决心占领龟城、秦川、球场洞、德川、宁远、五老里等地区组织防御。本师的任务就是争取在敌人到来之前抢占龟城。要求部队立即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于今晚渡江。
　　会议末尾，师参谋长给每团发了一份朝鲜作战地图。并告诉大家，每连配备的朝鲜族联络员，随后就到，要大家好好注意团结。
　　周仆回到他那在半山坡的团部，看见警卫班的战士们，正在穿新领来的棉衣，一边吵嚷嘻笑。原来这些棉衣是按照朝鲜人民军的式样做的。有的战士说：
　　“当了几年兵，还没穿过带大襟的衣服呢！”
　　“人们别把我们当女兵呀！”
　　“管它男兵女兵，只要暖和就行！”
　　他们见政委走来，抢先喊道：
　　“你那带红道道的军官服也发下来了！快试试吧！”
　　周仆刚待要穿，就听见山头上响起一排枪声，接着防空警报刺耳地呜呜地响起来。四外都有人喊：“防空！防空！”
　　顷刻间，街上的人们飞跑起来。不一时，一阵隐隐的沉重的隆隆声由远而近，在新义州的上空出现了敌机。人们开始数着一架、两架、三架，最后数不清了，大约有几十架敌机，像小黑乌鸦一样在新义州的上空盘旋起来。
　　“俯冲了！俯冲了！”人们喊着。
　　说话间，一支支黑色的烟柱升腾起来，大地在震动着，像滚过一阵沉雷一般。虽然隔着宽阔的江流，还震得窗玻璃呼哒乱响。
　　黑烟越来越浓，越升越高，不一时滚滚的黑烟笼罩了江东岸的半面天空，随着风滚到这岸来了。刚才还是碧澄澄的江水，也被照得黑乌乌的。在黑烟下面，穿白衣的朝鲜人向外散跑着，不少人抢向桥头，跑向江边。远远地可以听见他们的呼喊声。这时候，轰炸机停止轰炸，飞走了，野马式战斗机你上我下穿梭式地射杀着逃散的人们。
　　“政委！你看！”
　　小迷糊惊叫了一声。周仆顺着他的手指看去，一个背着孩子的朝鲜妇女，正被一架敌机追着踉跄地跑到江边，一梭子机关炮咕咕地扫射过来，那个妇女似乎犹疑了一下，就捂着孩子的眼睛跳到江水中去了。
　　这时候，周仆的心也像跟着这个妇女沉下去了，眼角上顷刻涌出热辣辣的泪珠。他急忙扶住一棵小树。
　　警卫班的战士，心像刀扎一样，恨不得立刻飞过江去掐死那些野兽们。许多人哭了，用衣袖擦着眼泪。
　　滚滚黑烟，继续涌过江来，涌到他们的上空，灰烬、纸片，纷纷落下。天空也显得昏暗起来。
　　周仆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感情，正要召集各营汇报准备工作的情况，只听山坡下面喊：
　　“老周！老周哇！”
　　声音是这么熟稔和洪亮。由于他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来，眼睛也有些模糊，竟一下没有看出来是谁。
　　“那不是团长和小玲子吗？”
　　“是团长回来了！”
　　“团长！小玲子！”
　　警卫班的战士们乱嚷嚷地喊着。
　　周仆定睛一看，果然是团长邓军和小玲子正往山坡上走哩。周仆又是激动，又是振奋，同时又感到意外。
　　“老邓！”周仆激情地喊了一声，三脚两步跑了下去，一边说，“你这个怪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老战友见面，真是无限热情，各人朝对方的胸脯上、臂上擂了好几拳。周仆用两只手去握他的右手，觉得木疙瘩的，一看，戴着一只手套，才想起他的右臂已经断了。这不过是才换上的一只假手。
　　“伙计，”周仆难过地说，“这只胳膊到底没有留下来吗？”
　　“少个把零件，问题不大。”邓军笑着说，“就是系裤腰带有点子费事。”
　　“哼，”周仆指指脑壳说，“要是少了这个零件，你就来不成了！”
　　“你说得对。”邓军笑着说，“那是发动机嘛！”
　　两个人说说笑笑，周仆拉着他的左手走到山坡上来。警卫班的战士们围过来，向团长敬礼问好，看他们的神色是很振奋的。
　　周仆把邓军让到小屋里坐下，亲切地凝视着他。这位负过八次战伤的老战士，比以前消瘦多了，那刚毅、黧黑的面庞，透出一些青黄，从山坡爬上来，已经有些喘息。虽然他尽力地压抑着，不让他的伙伴有所觉察。
　　周仆说：“老邓啊，你这一年在医院很够呛吧！”
　　“咳，真把人腻味死喽！”邓军好像刚吃过一服苦药一样，皱了皱眉头。
　　“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周仆又问，“我看你脸上的颜色很不正的。”
　　“有什么不正？”邓军反驳了，“你让一个好人住一年医院，你试试看！”
　　周仆笑了笑说：
　　“我听说你肚子里有两块弹片，还没有取出来呢！回来的人都说，军队这碗饭，你是吃不上了。”
　　“乱说！”邓军批评道。“据我看，问题不大！”说到这里，他习惯地要挥动右手，只是肩头动了一动，“不谈这个！……先说说你收不收我这个兵吧？”
　　周仆用疑问的眼色看了他一眼，说道：
　　“老邓！说真的，你到底是怎么来的？”
　　“坐火车来的，比你大约晚两个钟头。”
　　“不，不是这个意思。”周仆说，“我是问你究竟怎么从医院出来的？对你我不能不小心一点。”他用手指点着邓军笑着，“你还记得吧，当连长那时候，你听说打仗了，伤没好，就从医院跑出来，没有多久，伤口化了脓，我挨了上级好大批评，还说我是‘自由主义’哩！你这个家伙，倒在一边高兴！”
　　邓军想起往事，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说：
　　“这次受批评我负责嘛！老战友啰，马虎一点！”
　　“不，不成！”周仆摇了摇头。
　　“嘿，我就知道你这一关难过。亏得我多了一个心眼儿。”他得意地嘻嘻一笑，用洪亮的嗓音向房外喊道，“小玲子！打开皮包，拿介绍信！”
　　周仆接过一看，果然是一封出院介绍信，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印。
　　“怎么样？没有骗你吧！”邓军说着，仰着脸像孩子似地嘎嘎大笑起来。
　　小玲子站在一边，龇着牙笑。
　　“哼！这里面准保有鬼！”周仆看了看他俩的脸色，指着小玲子说，“你说！小玲子，这介绍信究竟是怎么来的？”
　　小玲子看了邓军一眼，仍然龇着牙笑。
　　“这小鬼！”周仆说，“对政治委员说话，可要坦白哟！”
　　“那，那，”小玲子讷讷地说，“那当然要有一个奋斗过程。”
　　“对，你就说说这个过程。”
　　“开头儿，他知道这个消息了，一天往院长、党委书记那儿跑好几趟。人家都说要掌握原则。后来，他听说你们要出发了，就给兵团司令员打了一个电话，我看见他的泪蛋蛋都掉到送话器里去了，这才……”
　　“胡说！”邓军瞪了他一眼，“我是打电话向他问好的。只是顺便提了一下，他就批准了。……哪里有那么多的零碎！乱弹琴！”
　　“算啰！算啰！”周仆制止道，“我马上通知师里。老邓呀，从我内心说，你不知道多么盼你！只是你这身体……”
　　“去去去！”邓军把手一挥，“我不承你这个空头人情！……快讲讲情况吧，这次谁当前卫？”
　　这时候，只见门口人影一晃，进来一个军帽下露着短发的穿着白胶鞋的女同志。大家一看，这不是杨雪吗？只见她神色沮丧，两个眼圈红红的，靠着门边也不说话。
　　邓军站起来，亲热地招呼说：
　　“怎么啦？小杨，怎么一见我就哭呀？”
　　周仆说：“小杨，有事快坐下来说。”
　　杨雪揉着眼，也不坐下，抽抽噎噎地哭出声音来了。
　　“有话就讲嘛！”邓军说，“不要婆婆妈妈的。”
　　“他们不让我出国。”杨雪伤心地说，“我们女的都不让出国。”
　　邓军问周仆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周仆点点头，然后说：
　　“不过，这也是为了照顾女同志……”
　　“谁要他照顾！”杨雪有气地说，“解放战争，我哪次不是百二八十地走，我比谁少走了一步！”
　　“国内究竟不比国外。”周仆笑着说。
　　“国外又怎么样？”杨雪翻了周仆一眼。
　　“哈，这丫头！你倒把我当作你的斗争对象了。”周仆笑了一笑，“同志，你的热情当然是好的，但是……”
　　“又是‘但是’，‘但是’，”杨雪不耐烦地说，“我就不喜欢你的‘但是’，你们这些人，就是靠‘但是’吃饭！”
　　“你说对啰！”周仆说，“我就是靠‘但是’吃饭。辩证法就少不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个方面……”
　　邓军笑道：“可是，人家现在就是要的一方面哪！”
　　“好，好，”周仆也笑着说，“你和团长先谈。”说过，到外面开干部会去了。
　　邓军把杨雪拉到凳子上坐下，说：
　　“小杨，你听我说。据我想，这不过是一时的规定，主要是朝鲜的情况，现在一点也不了解，等到我们站住脚跟，那时候你们去，就更合适啰！”
　　“你说得好！”杨雪反驳道，“我问你，朝鲜妇女现在在那边环境合适吗？你把她们搬到哪里去？”
　　“你看你的嘴多厉害！”邓军找不到新的说辞，就大声说，“小杨，你参军几年了，你还有点儿纪律性没有？”
　　“你有纪律性！”杨雪翻了他一眼，“你为什么还提出要求呢？……你是怎么出院的？你当我还不知道！”
　　邓军说不服她，把桌子一拍：
　　“你这么说，我更不管啦！”
　　杨雪哭了。
　　女同志一哭，使这位久经战阵的勇士，也没了主意。邓军正要想几句话来安慰她，又怕更不能脱身。
　　哭了一阵，杨雪揉揉眼，收住泪，又改变腔调说：
　　“这样吧，团长，叫你公开批准，也确实有你的难处。”她非常理智地说，“那么，你就……你就……”
　　“怎么样？”
　　“你就把我悄悄带过去吧。”
　　“这怎么行？”邓军吃惊地说，“你又不是一个小物件，我装到腰里把你带过去，你是一个大活人呀！”
　　“不管什么办法，”杨雪说，“你就是把我装到大口装里，当成粮食把我运过去也行。”
　　邓军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候，外面响起了哨音，听见有人喊道：
　　“集—合—了！”
　　随后，听见周仆在外面说：
　　“老邓，走吧！到时候了。”
　　邓军乘机脱身，和周仆一起下山。杨雪仍旧像孩子一样抽泣着跟在后面。
　　天色已是薄暮时分。各个部队已经向鸭绿江桥开进了。大街当中行进着骡马挽拉的大炮。新钉的马掌在洋灰马路上发出悦耳的蹄声。虽然他们携带的山炮和野炮，有些已经十分古旧了，但炮兵们并不因此减少自己的威严。他们昂着头，骑在高大的骡马上，神情依然十分威武。步兵们为了赶到炮兵前面，在街道两侧急进。
　　赶到江边，天已经黑下来了。对岸新义州的大火，不仅没有收敛，反而由于黑夜的到来，把东方的整整半面天都照红了。那大火照到江水里，好像江水也在燃烧。邓军和周仆这个团的先头营，已经在火光里踏上了江桥。
　　邓军和周仆在桥头停住脚步，回过头来，打算对杨雪最后说几句安慰的话，算作告别。
　　在火光里，可以看见她眼睛哭得红红的，低着头，额发也乱了，样子委实可怜。
　　周仆跨上一步，无限温柔地说：
　　“小杨，你听我说，只要我们过去站定了脚跟，你们一定会过去的。据我看，时间绝不会很久！”
　　“对，对，时间绝不会太久。”邓军决断地说，一面又拍了拍她戴着军帽的头，“已经这么大了，千万要听话呀！嗯？”
　　“好吧，我听话。”杨雪头也没抬，一扭身哭着跑开去了，跑了几步，又站住，回过头来，抽抽噎噎地说，“怎么说，对我们妇女还是瞧不起呀！”
　　邓军和周仆叹息了一声，跨上了江桥。一直走了很远，回过头来，还看见她揉着眼睛，站在火光里。可是渐渐地，新义州越来越近，在眼前是越来越近的火光，耳边是江水愤怒的波声。杨雪的啜泣，早已经被淹没在愤怒的波声和刷刷的脚步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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