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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爸爸的事情妈妈终日忧心忡忡。传来的消息也很不好，据说爸爸态度极坏，不老实交代问题，不肯低头认罪，还和让他交代问题的人争辩，甚至还发脾气。看管他的人都说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反革命”，说他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所以他被打得很重很惨。有人在半夜里隔着护校河听见他叫喊的声音，知道他又在挨打。可是不管他怎么叫喊，也没人敢过去干涉。
　　第二天中午我姑妈就急急地来了，有人冒着风险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她。姑妈是我爸唯一的姐姐，我爸也是她唯一的弟弟，她听说他挨打，赶紧跑到学校里，急于见到他。姑妈找到了关押我爸爸的房子，但已经空了，人转移走了，不知道他们又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一段我爸爸被他们带着屡屡更换地方，而且封锁消息不让别人知道踪迹。
　　姑妈每天都来我家，和我妈姑嫂两个相对叹气。几天之后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说我爸病了，通知我们去给他送饭。在我妈再三追问之下他们才说出来我爸胃出血，相当厉害。来人特别强调说：让小孩去送，大人不要去。我妈心急如焚，一边猜测着爸爸的病情，一边慌慌地杀了鸡熬了鸡汤，煮了汤面，又准备了糕点饼干，嘱咐我和弟弟快快地送进去。
　　随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和弟弟每天都去给爸爸送饭。除了送饭我们还帮父母传递纸条。我们就像战争年代的小战士，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鸡毛信递来递去，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有一天爸爸对我说剩下的饼干他不想吃了，要我把饼干筒拿回家去。从他的眼神里我马上明白饼干筒里肯定不单单是饼干。这时看守的人开口说：“拿过来我看看！”当时我反应极快地把爸爸给我的另外一些东西：书还有换洗的床单等等抢先一步捧到他的面前让他检查。他翻了翻书，又翻了翻床单，不感兴趣地放在一边，用眼睛示意我爸爸把饼干筒给他。
　　我看着爸爸双手捧着饼干筒一步一步缓慢而沉着地向他走过去，当着他的面慢慢悠悠地打开饼干筒盖——我爸保持了他一贯的慢条斯理，我妈戏称他是“慢动作”——饼干筒里除了饼干当然什么也不会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张卷成一根小细棍的白色纸条就夹在爸爸的食指和中指之间，他把它像火苗一样拢在手心里，在那人埋头仔细地检查过饼干筒和筒里的饼干之后又从容不迫地和饼干一起放了进去。
　　诸如此类的“历险”不止一次两次，但我总能应对自如，和爸爸配合默契，从未失手。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害怕过。我那时候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儿，但我天生就不怕事儿，也不怵生人，从不畏首畏尾。在我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送饭这件事总被我父母提及和夸奖，他们认为我从小就灵活机智，遇到事情有办法。而我其他的优点和长处都因此被忽略不计。
　　那时候我芳龄八岁，弟弟六岁，除了爸爸被关起来之外，我们有着许多令人喜爱和羡慕之处。我们聪明，洁净，礼貌得体，性格开朗活泼，在学校里都是品学皆优的学生。我们两个走出去，真是人见人爱。左邻右舍也拿我们作为教育自家孩子的榜样。
　　尽管年纪还小，我和弟弟本能地会利用自己的魅力，没过多久我们就跟看守爸爸的那些人混得很熟，还有一些在校园里很活跃很出风头的红卫兵，他们也非常喜欢和我们一起玩，让我们叫他们哥哥姐姐。他们刷大字报、表演节目、搞临时批斗会，时常有一些新花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是那时候当之无愧的校园明星。
　　在那个讲出身的年代，他们个个都根正苗红，父母不是工人就是农民，不沾“封、资、修”一点边儿，所以他们连腰板挺得都比别人直。就在我爸爸被打得最厉害，关押地点老是变换的时候，我和弟弟只要出门和“哥哥”、“姐姐”们玩上一会儿，他们就会告诉我们他们所知道的情况，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为我们去打听一些消息。他们对我们就像真正的朋友一样，很友善，很亲切，从来不防范我们，也从来不歧视我们。他们比我们大好几岁，却并不居高临下，相反，和我们越来越好，情同手足。
　　忽然有一天在校园里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毕业了，离开了学校，各奔东西。根据当时的情形，他们绝大部分都上山下乡了，成了新一代的农民。他们是命运坎坷的一代人，一生之中经历了许多共同的难关。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他们当中极少的一部分有幸考上大学，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而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尽管最终也纷纷离开了农村，重新回到了城市，但因为受教育的欠缺，随着社会转型，他们需要适应和面对的很多。他们普遍都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做着技术含量不高又很辛苦的活儿，其中某些人还可能成了下岗职工。而在他们不计较阶级成分和我们玩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个个出类拔萃，被看作是革命的红色接班人，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和希望。
　　给爸爸送饭这件事还是引来了压力，压力是来自学校的。有一天早读课刚完，班主任老师突然在班上不点名地说有人给反革命的父亲送饭，这就是同情反革命，没有阶级立场，等等等等。她神色严厉，义愤填膺，面孔红红的，一口气说了很多。她讲话的时候并没有一直盯着我，但她锋利的目光一遍遍地从我的脸上扫过，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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