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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学校的巡逻队走过来，一个个戴着红袖箍，盛气凌人的样子。看见我们若是不认得就会板着脸盘问一番，认得的人则笑眯眯的，十分友善。那时候大人之间帮派林立，但孩子不像父母那样泾渭分明，一堆孩子当中什么人的子女都有，巡逻队也懒得费心去甄别，他们也怕无意中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物。
　　有一次我们一群孩子在楼上的一间教室里玩，我被人推搡着撞到窗户上，一块玻璃掉了下去，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摔得粉碎。清脆的声音传得很远，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巡逻队上楼的脚步声。那时候打碎一块玻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尤其是教室里的玻璃，是“公共财物”，损坏是要照价赔偿的。当时我吓坏了，情急之下夺路而逃，从另一侧楼梯跑了下去。那帮人看见了我，他们领头的某老师原来与我父亲是一派的，后来改弦更张，投向了当权的一派。他一看是我马上暴怒地吼叫起来，叫嚷着要我赔五毛钱，速度很快地向我冲了过来。我身上连五分钱都没有，五毛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款子，我到哪儿去找这钱赔给他？我夺路而逃，不顾一切地飞奔而去，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我一口气跑出了学校大门，跑到空旷的体育场，一头钻进女厕所躲了起来，心想他不至于到这里来抓我吧？心仍在咚咚咚地狂跳着。我在外面躲躲藏藏，到了吃饭的钟点也不敢回家。后来肚子实在太饿了，我才冒着风险试试探探地走回家去。
　　还没进门我就看见爸爸脸拉得长长的，正在那儿生气。我想转身跑掉已经来不及了。他照例举起手朝我便打，不过只打了一下，草草了结，而且尽管手举得很高，落下来却不重。后来我发现他生气也不完全是冲我的，我听他用不满的口气对妈妈说：这人就是看人下菜碟子，太不是东西，对当权派的小孩还不知道是怎样一副嘴脸呢！等等。我看到他的怒气明显地转移了目标，心里不由暗暗地高兴。
　　以后只要我听到别人提到某老师我总非常留意，因为我对他又怕又恨。忽然有一天某老师不嚣张了，听说他那一派倒了，他也跟着失势了，后面再没有工宣队和红卫兵跟着了。但是他与我之间仍然有着某种敌对的情绪，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要看见我就对我瞪眼。几年以后他再见到我脸部渐渐柔和了，不再凶神恶煞。又过了几年他遇见我竟然会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还站下来和蔼地和我说话，甚至还会说些诙谐的话和我开开玩笑。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之间的冲突和不快，也忘掉了他与我父母之间曾经有过的不融洽。
　　等我自己年岁日增，我终于知道了人到了某个岁数的确是非常健忘的，记忆会像被消掉的磁带一样整段整段都是空白，或者可能是错乱的，就像被一只神秘的手剪辑和篡改过，出现的是与当初事情发生时完全不同的另外的版本。比如几个人在一起回忆某件共同经历的事情，极少可能从头至尾每个人说出来的经过和细节完全吻合，毫厘不差。
　　经历的时间越久远越是这样。所以记忆中的过去往往是靠不住的，它就像我飞速逃离现场时耳边呼呼刮过的风那样既真实又虚幻。到头来那块被我撞下楼去摔得粉碎的玻璃也只是坠落在我的记忆深处，无人知晓，也无人记得。不会有人知道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曾为
一块打碎的玻璃好一段惊恐不安，我就像惧怕噩梦一样惧怕要我赔偿玻璃的那个人，他在我心中面目可憎，犹如魔鬼一般，而我偏偏就像撞鬼一样在学校里随处都会与他不期而遇，常常一抬头就会看见他带着狞笑的凶恶的嘴脸。
　　在疯闹玩乐的另一面，那些孤独寂寞的时光也令我记忆犹新。有些时候当我走出家门时外面常常空无一人，平日的玩伴就像躲进树林里的小鸟一样一个也找不到。也有些时候他们就在我面前快乐地戏耍，而我却不知因为什么被他们冷落在圈外。有些时候我和他们兴兴头头地开始，可不一会儿就兴味索然。所以有不少时候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玩儿，有时是出于无奈，有时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我一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种树，不是植树造林，仅仅是把某处的一株树苗移栽到另一个地方。我自己都不清楚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古怪的爱好。想起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和妻子孟烟鹂谈恋爱的时候在湖里荡舟，振保问烟鹂：你有什么爱好？烟鹂抬起一张无辜的脸看着他，一脸实诚地回答说：查生字。看到这里我不禁笑出了声。张爱玲描写这朵白玫瑰的原文是这样的：“因为程度差，不能不拣一个比较马虎的学校去读书，可是烟鹂是坏学校里的好学生，兢兢业业，和同学不甚来往。她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像病院里的白屏风，可同时书本上的东西也给隔开了。烟鹂进学校十年来，勤恳地查生字，背表格，黑板上有字必抄，然而中间总像是隔了一层白的膜。”
　　我在种树的时候和苍白乏味的孟烟鹂小姐一样，虽说是在倾力做着某件事情，但实际上与这件事情又仿佛无甚关系。人与事情之间这样似是而非，我觉得也是挺不可思议的。我种得最多的是柳树，因为柳枝一插就活，不需要有根，取材方便。而且那时我家周围到处都是蜿蜒的小河，长长的河岸全是我自由挥洒的好地方。我常常半天半天消磨在河滩上，双手沾满新鲜的泥土，乐在其中。我一定是太用心了，所以从来也没有“无心插柳柳成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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