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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风一词是气象专业术语，通俗地说，就是无风的意思。
　　静风一词是气象专业术语，通俗地说，就是无风的意思。（ 0.2米/秒），我们感觉不到而已。人的知觉很有限，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感受不到，但它们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甚至比那些有目共睹的东西还要影响我们的身心。
　　我把本部称为外部，不是玩花哨，而是想表明：有关李宁玉的故事已经结束，本部说的都跟该故事无关。跟什么有关？不好说。我觉得，除了跟该故事无关外，似乎跟什么都有关，杂七杂八的，像一出生活，什么事都有，就是没有连贯的故事。有人说故事是小说的阳面，那么这就是阴面了。出于迷信，本部的每一个字我都选择在夜晚和阴雨天写成，我想如果选择同样的时间阅读，也许会有些意外的收获。据说有一本书，1691年出版的《哈扎尔辞典》，读者在子夜后阅读它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保证我的书不论在何时阅读都不会招来任何祸水。
　　东风引发了西风，一场横跨海峡两岸的舌战势在必然。
　　从台北回来后，我一直在回避潘教授，他不知从哪儿探听到我去台湾拜访了顾老人家，短时间内先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两个电话和多条短信，问我行踪，表示很想见我。我以在乡下赶写稿子（事实也是如此，我在写下部《西风》）无暇见他来搪塞。我似乎是受了顾老的影响，对他有情绪。其实不是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和实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有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见面绕不开要说起顾老讲的故事，他听了一定会组织人力予以反击。潘老是首当其冲的中锋大将，靳老（即老虎）和老 K的长子陈金明可以当个左右边锋，王田香的女儿王敏和哨兵甲可以打个后卫，还有部分党史研究人员做个声援的啦啦队也是真资格的。一年前，正是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帮助我完成了上部《东风》，现在有人要对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进行毁灭胜的剿杀，他们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一定会集体反击的！
　　如果反击无力倒也罢了，反之则将严重影响我写《西风》的热情。写东西就像谈恋爱，稀里糊涂时感觉最好，等你把对方身体和心灵深处的几个凹凸面都摸诱了．谈的恐泊就不是恋爱而是人生了。人生的感觉无非就是咬牙：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我不想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咬着牙来完成顾老讲的故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潘教授的追踪，避而不见。我早想好了，先写出来再说，完了给他们看听他们说。他们怎么说都可以，我将照搬不误，公之于众。总之，我不会偏听偏信的，我将努力做一个聪明的传声筒，争取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我不相信鱼龙混杂的说法，我相信鱼就是鱼，龙就是龙，鱼龙混杂才能把鱼龙分开。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正如胖女人不是现代的美人一样，慵懒、缓慢也不是当今的时尚。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纽约或许会成为你是神经病或穷鬼的证据，男人和女人见面就上床不是什么新潮，更不是问题，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千万不要大惊小怪。相反，我至今还在用一部十年前买的手机，这成了一件比什么都叫人新奇的事情和问题，为此我受够了各种善心或恶意的夸奖或嘲笑。善心和恶意，夸奖和嘲笑都是因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战更快的速度。速度，满足于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聪明人送出的礼物，一头风做的怪物，一条上去了就下不来的贼船。毫无疑问，今天你想拥有一部手机要比没有更容易，你想拥有一部新手机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机更容易。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的魅力，也是问题，速度裹挟着我们往前冲，我们慢不下来，慢下来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们付出双倍的气力和努力。
　　其实，我选择到乡下来写作也是为了速度，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无亲无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漫漫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也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声。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喘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这样对我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他一定是被气死的，从理论上说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觉得，如果你写的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期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为他对我的宽容和厚爱，一定将成为他要求我打压顾老、捧举潘老的砝码。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付出一点，索取更多。与其让他来索取，不如主动奉上。这样想着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毁掉稿子。
　　正因此，潘教授对组织上替父亲拟定的悼词尤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认真到了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地步。认真不等于如愿，从他不同意我对外公开悼词这一点看，我有理由怀疑他对最后拟定的悼词是不满意的。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 701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 701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老 K的长子陈金明、王田香的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没必要还我（本来就是他打印出来的），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701，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 “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
　　我预感到，反击开始了，可转眼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感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为什么，我问他：“你的沉默让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坚持不置一词。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点）和短信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
　　“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浓缩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
　　触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的一条短信：
　　“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我不走。我觉得一切才开始。我借故还有其他事，换了家宾馆住，私下去找靳老等人。显然，教授已经捷足先登，私下跟他们串通好，不要理我。我去找他们时，没有一个人乐意见我，勉强见了都跟我打官腔，对我一个腔调：“行啦，别问了，我该说的都说了……这情况我不了解，你去问潘教授吧，这是他们家的事情……”好像当年面对敌人审问似的：守口如瓶。最后还是王田香的长子、王敏的哥哥王汉民为我揭开了谜底。四年前他被中风夺走半边身体的知觉，长期住在医院，与外面接触很少，可能潘教授没想到我会找到他，没去跟他串通，也可能是长期待在医院里，太孤独，王先生对我格外热情，有问必答。他告诉我，因为那个原因（对不起，我要尊重顾老，永远为她保守这个秘密），顾小梦一直没有结婚，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与弃共投国的潘老结了婚。
　　其实，潘老弃共投国是假，骗取顾老信任，打入国民党内部去工作才是真。婚后，凭着顾小梦父亲的关系，潘老和顾老双双去了南京，顾小梦在国民党保密局任职，潘老在南京警备区政务处当组织科长。第二年，顾小梦生下第一个孩子，就是潘教授。南京解放前一个月，顾小梦又怀上第二个孩子，组织上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同意潘老带家眷离开南京，去解放区。潘老把顾老骗上路，一走居然走到了北平。那时南京已经解放，潘老以为事已至此，顾老不可能怎么样，便对她摊牌，大白真相。想不到顾老非常决绝，毅然把身上的孩子做掉了，抛夫别子，孤身一人出走，辗转去了台湾。她是个久经考验的特工，不是个弱女子，千里走单骑，对她来说不会有多难。
　　我听着，只觉得深探地遗憾。
　　我是说，这些东西让一个外人来告诉我太遗撼了，如果由潘教授来说……可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恐惧。我深刻地感觉到，潘教授已经非常懊悔认识我，他说他向我打开的是一只潘多拉的匣子……
　　此刻我在裘庄。过去的裘庄现在是浙江茶艺博物馆，内有一小型招待所，设施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厕所和洗澡间是公用的，开水要自己拎着热水瓶去开水房打。客房有三人间和两人间，我包了一个两人间，一个晚上一百元。这是我第五次来裘庄，以前都是来看的，住还是第一次。
　　借西湖的光，裘庄躲过了战乱和各个时代的拆建，至今还基本保留了当初的老样子，明清风格的建筑、参天老树、旧石板路、翠绿清香的毛竹、挺拔的水杉树……不同的是高大的围墙被新式的半开放式铁栅栏代而替之。绕栏走一圈，你不得不佩服庄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西邻岳飞庙，东接西泠桥，背靠青山，面朝碧湖，给人感觉既在幽幽山中，又在氤氲湖上，既占尽了湖山的清丽，又离远了市城的喧阗……可以想见，有资格住得起如此豪宅的人，自然是人杰。
　　但也不一定。据说，裘庄的老主子早先不过是一个占山行恶的土匪。上个世纪初叶江浙战争爆发期间，杭州城里因战而乱，老家伙趁机下了山，劫了财，买了地，筑起了这千金之窝。筑得起千金屋，何愁买不起官？区区小菜一碟。于是摇身一变，戴了官帽。名分上是官，吃着官俸，私底下又与青帮黑会勾结，杀人越货，强取豪夺。土匪就是土匪，哪改得了多占黑吃的德行。就这样，明暗双雕，白黑通吃，一时间成了杭州城里的豪富恶霸，过着穷奢极欲又穷凶极恶的生活。穷奢极欲是没什么的，老家伙有的是钱财，做官后白吃黑吞的不说，光下山前劫的就够他穷奢极欲八辈子的。但穷凶极恶就不一样了，穷凶极恶的人没准哪天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了。
　　果真如此。1933 年初冬的一天夜里，老家伙携夫人、幼子、女仆，一行四人，从上海看梅兰芳的戏回来，途中被一伙黑衣人如数杀死在包厢里，震惊一时，杭沪两地的各家报纸都作了头条报道。但侦案工作，两地的警局却互相推诿，致使凶手最终逍遥法外。老家伙生前一定创下过不少无头案，这算是给他的回报吧。
　　说是老家伙，其实也不老，毙命时年方半百，子女均涉世不深。子女有六，除去罹难的幼子，另有三儿两女。长女当大，已经出阁，事发前刚随夫去了日本，想回来料理后事也是爱莫能助。长子二十有三，人是长得挺挺拔拔的，颇有男子汉的风度，只是道上的时间和功夫都欠缺，人头不熟，地皮不热，出了这么大的事真正有点招架不住。老二是个傻蛋，二十岁还不会数鸡蛋，更是指靠不了的。庄上因此乱了一阵子，家丁中出了两个逆贼，卷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字画细软。好在老管家还算忠诚，扶助长子当了家，平缓了局面。但令新庄主头痛的是，父亲居然没有在钱庄存下一分钱。
　　身为土匪，老家伙眼里的钱是金银财宝、玉石细软，不是钞票。他常跟人说，乱世的钞票不叫钱，叫纸，一把火烧了，灰飞烟灭，屁都不是。这是一个土匪的见识，也不乏明智。所以，老家伙生前总是尽可能地把钱兑换成金银财宝。他身边的人，亲人也好，家丁也罢，都曾多次见过他拿回来的金条银锭。但这些东西最终存放在何处是无人晓得的，晓得的人又暴死了，来不及留下遗训。
　　怎么办，只有找！
　　当然，找到就好了。哪怕是傻子老二也知道，只要找到父亲的藏宝之地，他们照样是杭州城里的豪富。换句话说，裘家新一代要想重拾昔日风光去，折腾什么都没有把财宝找到的好。老大正是在这种思路下，一头扎进了寻宝的汪洋里。日里寻，夜里寻，自己寻，请人来寻，一寻就是几年，却是一无所获。
　　我从一大堆资料和民间传说中，轻易地得出结论：老大实实不是个福将。他肚皮里有的是墨水和见识，但没有运道和福气。他是个悲剧型人物，寻宝把他一生都耽误了。但直到日本佬占领杭州，强行霸占了裘庄，他也没有寻出个名堂。竹篮打水一场空，财宝还是在秘密里，在远方，在想象中，在愿望的背后，在玻璃的另一边，在望眼欲穿的空气里……
　　日本佬是1937 年12 月份占领杭州的。之前，守防的军队已撤得一干二净，整个城属于拱手相让。淞沪战争把蒋介石打伤心了，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他再也不想作正面抵抗。于是，采取一切手段撤退。撒退。为了成功撤退，当局甚至不惜炸掉刚刚启用不久的钱塘江大桥。
　　轰！轰！！轰！！！
　　这是日本佬进驻杭州时唯一听得到的爆炸声。
　　鬼子进城前，诸事不明朗，出于谨慎和害怕，有钱掌势的人都准时跑掉了。后来，这些人又见风使舵地回来了。他们的消息总是灵通的，手脚也是麻利的，该走即走，该回即回。即使主人不回来，起码有佣人回来，替主人看守家业，以免人去楼空，被鬼子霸占。裘庄就是这样的，兄弟几个回来时发现，庄园已被鬼子霸占了！
　　其实，当时西湖周边有的是豪宅大院，若论名分和豪气，像刘庄、郭庄、汪庄、杨公馆、曲院、柳园都在裘庄之上。即便毗邻的俞楼，派头虽不及它阔绰，但人家是晚清大学士俞樾晚年休歇的辟行窝，跟苏州曲园齐名，文史含量探，无形资产高。这些个豪门大院，仗着西湖的圣光灵气，都有幸躲过了日机的轰炸。现在，那么多庄园都好好的，鬼子为什么不去占它们，而独独占了裘庄？
　　似乎不可思议。其实问题就出在裘庄有宝贝，经久不显的财宝。财宝经久不显，参与寻宝的内部人士越来越多，慢慢地消息就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到后来有点社交的人似乎都知道了。这么多人知道了，鬼子哪会不知道？有鬼子就有汉奸，汉奸想方设法要讨好鬼子呢。既是讨好，不免添油加醋，添得云里雾里的，搞得鬼子以为裘庄是个金矿，立马将它封了。说白了，鬼子强占裘庄，就是要寻宝。
　　有难同当倒也罢了，独欺我一家就罢不了。咽不下这口气。欺人太甚！老大豁出去了，去找鬼子临时设的政府（维持会）告。结果非但告不赢，还被人揭了短，惹了一身龌龊。鬼子身边多的是汉奸，把裘家的老底翻了个遍，然后言之凿凿地摔出两大占据理由：其一裘老庄主出身土匪，靠打家劫舍筑了此院，理当没收，这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道理；其二，新庄主不务正道，在庄上从事非法经营，败坏民风，遗害无穷，理应取缔。
　　说的均系实情，不可驳斥。尤其是第二点，当时的杭州人都知道，大街小巷都在说：裘庄在卖肉。就是开窑子的意思。窑子的名声是很大，但说句公道话，这个罪名不应由裘家来承担。裘家真正接手窑子不过数月而已，而窑子却已经开办数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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