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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深山的茅屋里，周恩来躺在老百姓硬硬的门板上，睡得非常香甜。
　　凌晨五时，天还没有亮，桌上放着一盏马灯。
　　总部的老参谋王柱和译电员肖明，站在床前已经颇长时间了。肖明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需交给周恩来，可是叫了几十声都没有叫醒。周是个异常机警的人，平时别说叫他，即使走近他的身边，他都会睁开眼睛，今天他实在太疲劳了。
　　周恩来怕是天底下的第一个忙人。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多永远办不完的没完没了的事。别人似乎多多少少都有点余闲，而你不管什么时候遇见他，他都在繁忙里，都在人和事纷纭的浪潮里。长征以来，他白天要随队行军，而且为了发电报、等电报，常常要从后面赶来。部队一住下，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架设电台，与各军团联络，然后是收集情况，开会研究，个别商量，亲自起草电文，等待电报发出。只要电报不发出，他的心是安静不下来的。有时饭也顾不上吃。为了发报和收报常常要等到夜深。往往坐在作战室的凳子上就睡着了。参谋们常常催他：“周副主席，你先回去睡吧，我们保证电台发出去就是了。”他就会说：“你再给王诤打个电话，看电报发出去了没有。”他说的王诤就是电台队长。等参谋打了电话，王诤证实电报发出去了，他就高兴了，然后打个大大的哈欠，回去睡觉。可是他又要求，半夜或凌晨如果有了来电或回电，必须立刻送去。这就难了。因为他刚刚睡下不久，如果不是发了疯的蠢人谁肯这么做呢！尤其是在他身边的那些参谋们，从老参谋到小参谋，没有一个是忍心这样做的。因此，尽管周恩来讲了，还往往是等他起床后才把电报送给他。有一天早晨，王柱拿着一份重要的电报送给他的时候，周恩来忍不住了，他盯住王柱问：“这份电报是什么时候来的？”王柱老老实实地回答：“是凌晨三时。”周恩来说：“既然是凌晨三时，为什么现在才交给我？”王柱无言以对。周恩来说：“我不是做了规定，重要电报要及时给我吗？你们这是执行命令吗？”周恩来一向对人亲切，可是批评起人来，有时也是蛮厉害的。这次对王柱就是这样。周恩来还说：“王柱呀，你是一个老同志了，你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呢？”这一下把王柱刺痛了，脸上露出一副哭相，说：“周副主席，不是我不负责任，我已经到你这里来过一次了，叫你几声没有叫醒，我不忍心再叫，就拿着电报回去了。”周恩来说：“这是我的不对。可是，你应该把我拉起来嘛！”王柱笑着说：“看你说的，周副主席，我们怎么能把首长拉起来呢，这多不好意思！”周恩来说：“为革命负责嘛，有什么不好意思？！从明天起，只要有重要电报，有请示的问题，就要马上叫我。叫不醒就把我拉起来，拖起来，不然就是你的责任，我就拿你是问。”问题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话好说，做起来可就叫人为难。昨天晚上，总部向五、九军团发出电令，要他们向敌人积极佯攻，吸引敌人向北，以掩护主力南下。电报发出时，已经凌晨三时，周恩来睡下还不到两个钟头，九军团就有了回电，并请示一些问题。译电员肖明按规定来送电报，见周恩来睡得正香，叫了几声没有应声，就犹豫起来，说什么也不忍心推他。他愣了一会儿，就来找老有经验的王柱。王柱一看电报内容不敢耽搁，就同肖明一起来到周恩来处。周确实睡得正香，一部黑黑的大胡子搭在胸前，还偶尔打一两声呼噜。这场酣睡对他是多么需要，简直象一个饿汉得到美食一般，怎么能忍心把他叫醒呢！
　　两个人叫了一阵，没有叫醒，都犯难了。首先是肖明发生了动摇，他望望王柱为难地说：“要不，就别叫了，这个电报晚看一会儿，也许不要紧的。”王柱说：“不行！这样的电报不叫醒他，一耽误就是一天，净等着挨批吧！”肖明一想也是，两个就又轻声地叫起来：
　　“周副主席！周副主席！”
　　“九军团来电报了！”
　　这样轻轻的叫声自然不起作用，周恩来不仅没醒，还引起了小兴国的不满。小兴国睡在茅屋另一端的草铺上，他睡得自然也很晚，现在直接受到叫声的威胁，真是不胜厌烦。他在床上猛地翻了一个身，愤愤地说：
　　“你们知不知道他刚刚睡下？你们还要不要他活了？”
　　这铁锤一般的语言，把王柱和肖明的心都砸疼了。他俩没有反驳，似乎也不想反驳，好象自觉理亏似的。实际上彼此心理相同。
　　不久，外面响起了起床号声。它那缓慢而又悠长的声音，实际上是宣布又一个百里竞走的开始。
　　“不叫不行了，”王柱悄声说，“要发报给九军团，就来不及了！”
　　两个人在周恩来耳边一面轻轻地叫，一面轻轻推他。周恩来哼了一声，随后又没有动静。两个人不得已，只好轻轻地托起他的背扶他起来。
　　“周副主席！电报！九军团的电报！”
　　“什么？”
　　“电报！九军团的电报！”
　　周恩来接过电报，似乎意识到了，眼却没有睁开。可以看出他在奋力地睁眼，可是眼皮好象有千百斤重似地刚睁开一条缝又合上了。
　　两个人一边叫一边推，周恩来似乎也拼命同睡魔挣扎，这场战斗持续了好几分钟。小兴国拿来一块湿毛巾帮他擦了擦脸，周恩来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才真的醒了。
　　“唉呀，真是一场好睡！”他微露笑意说，“我梦见一座大山压着我，怎么也立不起来！”
　　“我们实在对不起首长。”王柱深感歉意地说。
　　周恩来看了看手里的电报，笑着说：
　　“这样就做对了！”
　　对是对了，没料想这天下午就出了事。
　　队伍正行进在半山间的山道上，王柱慌慌张张地从前面跑下来，向毛泽东报告：周副主席从马上摔下来了。毛泽东一惊，立即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赶到前面，周恩来已经被人扶起，正靠着路旁一棵大树休息。他的头上碰破了一块，身上沾了不少泥土。毛泽东走上前关切地问：
　　“怎么样，恩来？”
　　“不要紧，就是脚扭了一下子。”周恩来笑着说。
　　刘伯承正站在旁边，他指了指面前的深沟说：
　　“多悬哪，就摔在沟边边上，差一点就摔到大沟里了。”
　　大家一看，脚下的深沟有几十丈深，纷纷说：
　　“真是太危险了！”
　　“他这匹枣红马真是不错，”刘伯承说，“它一见周副主席摔下去了，就立刻站住，一步也没有多走，如果再拖几步那可不是耍子！”
　　“这次全靠马克思在天之灵！”周恩来也为自己庆幸。“我看恩来老这样下去不行。”博古说，“他事情多，又不注意休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嘛！”
　　毛泽东笑着说：
　　“话是这么说，可是他休息得了吗？他的作风也是改不了的。你们看，是不是给他配副担架？他总得有点时间睡觉才行。”
　　话刚落音，周恩来就摆摆手说：
　　“不要！不要！我不过在马上打了个盹儿，就出了这事，以后不打盹儿就行了嘛！”
　　“不不，这靠不住。”刘伯承说，“你那电报稿上的字一坨一坨的，我一看就晓得你打盹儿了。”
　　“我赞成给恩来配副担架。”张闻天说，“打盹不打盹，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次我骑在马上下决心不打盹，结果还不是摔下来了？”
　　几位领导都对这个提议表示赞成。毛泽东笑着说：
　　“好，咱们今后谁也别再唱落马湖了！”
　　从此以后，按照中央规定，周恩来配了一副担架。但是大家发现，坐这副担架的不是沿途的伤员就是步履艰难的病号。周恩来仍然背着他的黑皮公文包和一顶破斗笠，行进在军委纵队的战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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