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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贵州是“地无三里平”，但到了贵阳近郊毕竟开阔些了。那里有一个县，地名就叫平坝县，足见平坝之可贵。就是在这块平坝上，也还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桂林风味的小山。有的象馒头，有的象草帽，有的仿佛是古代武士尖尖的头盔遗忘在这郊原上。贵阳是既贫穷而又美丽的。
　　可是，今天她却仿佛在颤栗着，陷入隐隐的恐惧中。
　　蒋介石是三月二日偕夫人宋美龄飞抵重庆督师的。在这里，他听汇报，打电话，作计划，发脾气，骂人，给将领写亲笔信，整整忙活了二十二天。最后他觉得这种“督师”还是不如亲临前线指挥，于是在三月二十四日，又偕宋美龄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蒋的德国顾问端纳、陈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随后何成濬、吴稚晖、陈布雷也专机飞来。一时贵阳城内要员云集，羽电飞驰，俨然成了首都。而一度称王的薛岳将军，却由前线总司令一下子变成了高级传令兵或侍从参谋，只是作为蒋的传声筒上转下达罢了。
　　但是，这种亲自指挥虽然过瘾，也不是没有苦恼。例如各路大军在古蔺、叙永地区扑空之后，红军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下一步的动向究竟如何，就一点也搞不清楚。这自然不能不使最高统帅兼前线总指挥的蒋氏恼火。这天他对薛岳就很不客气。平时他对这些将领们不是称兄，就是道弟，最少要称他们的号，而决不直呼其名。例如称薛岳为伯陵之类。而今天则不然，他在电话中直橛橛地说：
　　“薛岳，敌人到哪里去了，你查清了吗？”
　　“委座，据了解，大概是在……是在古蔺一带。……”薛岳在电话里磕磕巴巴地说。
　　“什么大概，大概？我们指挥打仗，能靠大概吗？我在黄埔是这样教育你们的吗？”
　　对方不言语了。蒋介石又问：
　　“不是派了几架飞机，专门供你作侦察用吗？”“空军说，天气不好，地面看不清楚。”薛岳胆怯地回答，“再说共军很狡猾，他们看见飞机来了，本来向西走，马上掉头向东，所以空军的情报也靠不住，我们是吃过这个亏的。”“看不清就不侦察了吗？”蒋介石火了，大吼了一声，“薛岳，你是干什么吃的！”说过，把电话听筒一下甩到地板上了。耳机在地板上还在响着薛司令官的声音：“喂，喂，委座，委座，请您听我再解释一下，……再解释一下……”站在旁边的侍卫官，怯怯地看了他的主子一眼，然后拾起耳机压在电话机上。
　　然而，确切的消息终于来到。红军已经离开古蔺、石宝、龙山地区，从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经习水、仁怀、枫香坝、白腊坎等地，突然南渡乌江，逼近贵阳。蒋介石这一惊非同小可，正是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几天每天都在寻觅的红军，已经到了面前。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时蒋住在前省主席毛广翔华丽的住宅里。这是一座有拱形装饰、宽大走廊的三层楼房。蒋住二楼，其他人住一楼和三楼，开会非常方便。为了收集思广益之效，参加开会的人倒真不少，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陈布雷、何成濬、吴忠信、晏道刚、郭思演、王天锡等人全参加了，把一个大厅坐得满满的。尽管蒋氏在众人面前力持镇静，但每个人都感到他的表情很不一般。大家的发言，集中在对红军意图的判断上：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在贵州无法立足，入川既不可能，只好再图转兵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一种意见认为，红军此举正是为了乘虚袭击贵阳。蒋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总的看似乎倾向于第一种意见，然而他认为，红军不管是前者或后者，两者都威胁到贵阳的安全。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时各路围攻红军的部队都滞留在古蔺地区，贵阳的守军仅有九十九师共四个团的兵力。而且这四个团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城防兵力不足两个团。因此，蒋决定令各路大军迅速驰援贵阳，特别指令最近的滇军孙渡部三个旅昼夜兼程，火速赶到。但是，即令各路大军从天外飞来，也还是需要时间，为了防备不测，他又命令立即在贵阳城垣周围加强城防工事。
　　一个紧张的令人揪心的会议结束了。蒋介石特意把贵阳的警备司令王天锡留了下来。他看大家都走出了大厅，就带着笑走到王天锡面前，问寒问暖。王天锡是王家烈的部下，虽然名义上还是警备司令，早已名存实亡。因为薛岳入主贵阳以来，很快就派了一个名叫郭思演的当副司令，反客为主，把王天锡的一切实权都剥夺了。王天锡已经去世的哥哥王天培也是早年被蒋介石收拾了的。因此，王天锡这时正心灰意冷，准备下台。今天见蒋介石对自己这样热情，真是受宠若惊，深感意外。
　　“天锡，你现在还在外面住吗？”蒋介石关怀地问。
　　“是的。”王天锡立正站着，毕恭毕敬地回答。
　　“你可以搬到行营来住么，这样我们联系就密切了么！”
　　蒋介石说过，又关切地问：
　　“你的先兄还留下后代吗？”
　　王天锡把王天培家里的景况讲了。蒋介石叹口气，不胜同情地说：
　　“只要留下人就好。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么！”
　　只是这么几句亲热的话加上亲切的笑容，就把王天锡的魂儿摄去了一半。他傻乎乎，笑眯眯，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
　　随后蒋介石这才说到正题：
　　“天锡，你看城周围的碉堡几时可以修成？”
　　王天锡挺挺胸，把身子站正，郑重地说：
　　“我保证，明天天亮以前完成。”
　　“可不要草率啰！”蒋介石带笑说。“你要懂得贵阳的得失非同小可，它是关涉到国际视听的。”
　　王天锡严肃地点了点头，十分恭顺地说：
　　“委座，我包您满意。如果您检查不行，我马上再修。”
　　果然，第二天一早，被打足了气的王天锡就在电话里兴冲冲地报告：贵阳城垣及四周的碉堡全部竣工。
　　蒋介石一听放了点心。紧接着又产生了新的不放心，怀疑这些工事是否坚固。他越不放心越想，越想就越不放心。渐渐地他觉得那些工事未必顶用。由觉得而认定，由认定而肯定，由肯定而不安，由不安而不禁步出行辕辕门。
　　陈诚、顾祝同等一帮文臣武将，忽见委员长披起希特勒送他的黑色避弹斗篷要出大门，急忙跑过来说：
　　“委座，您要到哪里去呀？”
　　“我去看看城防工事。”
　　“光我们去看看就行了吧。”
　　“不！我要亲自看。”
　　一般文臣武将见蒋一定要去，就一窝蜂似地跟在后面。端纳、宋美龄也在其中。王天锡也飞快赶来陪着蒋走在前面。
　　一伙人来到城上，沿着城墙走走停停，指指划划，一路上评价着仓促修起的工事和碉楼。这些碉楼是王天锡果断地决定拆掉一座古寺，而由贵阳军民人等一昼夜不眠不休修起来的。跟在蒋氏后面的人们，每个人都在领袖面前显示了对党国的忠诚，凭着自己的军事眼光和天才对这些工事进行着评价。领袖也露出满脸喜色，偶尔插一句称赞的话。王天锡更是笑逐颜开，春风满面。
　　视察完毕，蒋介石特意邀王天锡到自己的房子里喝茶，把王天锡好好地夸奖了一番。
　　“天锡呀，我发现你很能干哪！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象你这样效率高的。你要好好干，前途远大，未可限量。”
　　王天锡眉开眼笑，连嘴都合不拢了。
　　这时，他已被“米汤”灌得晕晕乎乎，正想要说点什么表示表示，忽然顾祝同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这位能征善战的宿将，慌促间向蒋介石行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敬礼，说是室外敬礼，没有举手；说是室内敬礼，又忘了摘掉帽子。他神色紧张地说：
　　“报告委员长，共军已经过了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
　　蒋介石象是被沙发弹了一下似地霍地站起来，脸上笑容顿失，盯着王天锡问：
　　“水田坝？离贵阳有多远？”
　　“在城东北，大约三十里。”
　　“公里吗？”
　　“不，是华里。”
　　“噢，三十华里！三十华里！”蒋介石把光头仰起，翻翻眼睛反复念着这几个字。想了一阵，又问，“距清镇飞机场有多远？”
　　王天锡低着头正在计算里程，陈诚又跑进来，报告说：
　　“校长，刚才乌当来电话，说共军已经到了乌当。清镇也来了电话，说飞机场附近发现了敌人的便衣队。还说，二十五军的一部分叛兵也在飞机场附近滋扰。”
　　这一下情况真的严重起来了，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隐隐的恐惧象一个无形的大网罩着人们。蒋介石默不作声，背着双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踱来踱去。他沉思了颇长时间，忽然停住脚步，双眼盯住王天锡问：
　　“不经清镇，有便路可以到安顺吗？”
　　“有的，委座。”王天锡说，“这里从次南门出去，经花仡佬（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从平坝到安顺只有六十多里了。”
　　“唔！”蒋介石点了点头，又迈了几步走到王天锡跟前，说：
　　“好，那你回去准备一下：要挑选二十名向导。”
　　“好，二十名向导。”王天锡复诵着。
　　“都要忠实可靠的。”
　　“是，忠实可靠的。”
　　“再挑十二匹好马。”
　　“好，十二匹好马。”
　　“再搞两乘小轿。”
　　“对，两乘小轿。”
　　“不要弄错，是两乘，不是一乘。”
　　“对，两乘，不会弄错。”
　　“要越快越好。”
　　“对，越快越好。”
　　王天锡急急火火地跑出去做准备去了。
　　这一个下午，过得真是熬人。蒋介石心中一直忐忑不宁。不是催问孙渡率领的滇军还有多远，就是询问城四外的工事是否坚固。顾祝同和陈诚忙得团团转。不是跑上，就是跑下，楼上楼下一片电话铃声。晚间，蒋忍不住，亲自给孙渡通了一次电话。孙渡下面有一个旅没有赶到预定宿营地就宿了营，也被蒋查出来了，当即向孙渡提出质问，并郑重地重申了保卫贵阳的重要意义。蒋还把陈诚找来，要他派出贵阳能够搜寻到的卡车，到鸭池河附近，先把一部分滇军接来，去看守清镇机场。
　　可以说，中华民国的这位领袖兼统帅，整整一夜都没有睡熟。到了后半夜，他就开始拉稀，一夜跑了好几次厕所。宋美龄女士也发起烧来。直到天亮时，蒋介石才迷糊了一会儿。可是当他睡得正香时，突然听到宋女士惊叫了一声。他勉强睁开眼，只见宋女士坐在床上捂着鼻子，尖声叫道：“哎呀，怎么这样臭呀！”他闻了闻，果然其臭无比，急忙起身一看，原来梦中失禁，已经遗屎在床。两人急忙起来，一面叫贴身侍卫官蒋孝镇进来收拾。宋女士不禁埋怨道：
　　“象贵州这种鬼地方，叫我说顾祝同、陈诚他们来就可以了，你偏要来！新生活运动搞了好几年了，你看到处脏的！中国人本来就不讲卫生，贵州在中国又是头一份儿了。”
　　蒋孝镇走进来，一看床上满是这种东西，臭气四溢，想捂鼻子又不敢捂，不禁皱着眉头把被单子折起来。蒋孝镇的这种表情，自然被蒋介石看在眼里，难免认为是对领袖很大的不敬。从而进一步怀疑到，蒋孝镇是否会想到别的方面，例如说，他是否会认为这次拉稀同自己精神紧张或者说胆怯有关？如果是这样，那就不仅是不敬，而且是一种嘲笑和蔑视了。想到这里，他就两眼逼视着蒋孝镇，冷冷地问：
　　“蒋孝镇，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拉肚子？”
　　蒋孝镇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蒋介石厉声说：
　　“你再看看你给我找的是什么鬼房子！”
　　蒋孝镇目瞪口呆。主子的突然发作象定身法一样把他定住了。他呆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
　　“委员长，这是贵阳最好的房子了。”
　　“什么最好的房子？”蒋介石立即驳斥道，“晚上四外透风，我怎么会不生病？”
　　哦，蒋孝镇这才明白，他的领袖兼亲属是为了向他讲明拉稀的原因。如此而已。他不吭不哼地把被单卷起退出房门，来到楼下。蒋孝镇这口怨气咽不下去，后来对侍从室主任悄悄地说：“他自己受惊了，还怨房子！”
　　侍从室主任哈哈一笑，说：
　　“咳，你这小子何必这么认真！”
　　情况越来越紧了。早饭后，南郊开始响起了炮声。蒋介石急忙把王天锡找来，问：
　　“你听到了炮声吗？”
　　“听到了。”
　　“这炮声不远么！”
　　“是的，大约在城南近郊。”
　　“有多远？”
　　“可能有二十华里。”
　　“他们未必会攻城吧？”
　　王天锡没有回答。蒋介石拿着地图，迷惑不解地问：
　　“他们怎么又到了南郊，莫非要包围贵阳？”
　　“不知道。他们经过乌当，本来在城的东北，后来到了洗马河，是在城的正东，现在从洗马河又折回来，到城南来了。
　　他们的行动总是很难猜的。”
　　“看来是真要包围贵阳。”
　　蒋介石凝视着地图自言自语。随后吩咐说：
　　“你赶快把情况再了解一下，快来回报。”
　　十时许，王天锡再来汇报的时候，蒋介石已是满面笑容，乐呵呵地说：
　　“情况都知道了，孙渡已经到了，没有问题了，我们马上要开军事会议。”
　　说话间，顾祝同、陈诚、陈布雷、薛岳、晏道刚等一班文臣武将又挤了满满一屋子。蒋介石的情绪象陡然升起的水银柱似地高起来了，他显得精神百倍，又恢复了素日的情态，手里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在图上指指划划，一边兴奋地说：
　　“现在廖磊的那个军驻在都匀、独山，我断定他们是不敢往南走的，他们必然还会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到湘西去。”
　　他的话还没讲完，忽报孙渡来到。不一时，孙渡头戴大盖帽，身着灰色军服，脚穿翻毛黄牛皮鞋，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这时的委员长真是喜上眉梢，笑在心头。其他文武官员也围着孙渡问长问短，这个说他是“勤王之师”，那个说他是“救驾部队”。蒋介石也夸奖说，这是“云总司令训练之功”。随后又亲热地对孙渡说：
　　“你这次率领所部驰援贵阳，三四天就走了四百余里，够辛苦了。本来应该休息一下，不过现在敌情十分严重，希望你再努一把力吧！”说过，命令他马上出发，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还说，他已命令薛岳由遵义东进石阡、余庆堵截，让何键把重兵摆在湘西一带，不愁把赤匪一鼓荡平。
　　孙渡一生一世哪见过这种场面，真是少年得志，意气纵横，心里晕晕乎乎，早已忘乎所以。听了蒋的这番话，立即满口答应。蒋介石又回过头去招呼侍从室主任：
　　“他们官兵太辛苦了，马上拿几万块钱慰劳他们。”
　　孙渡打了一个敬礼，欢欢喜喜地去了。
　　当晚，蒋介石本来可以睡一个安生觉了，谁知城东南谷脚、龙里方向枪炮声时断时续，仍然令人放心不下。第二天早晨才得知，孙渡乘车出城不远，就遭到红军侦察部队的狙击，汽车被打坏，卫士死伤了四名。孙渡率其余卫士跳下车来逃出去了。
　　蒋介石正在惶惑不解时，王天锡神态十分轻松地走了进来，笑嘻嘻地说：
　　“报告委座，没有事了，红军已经过去了。”
　　蒋介石一听，又惊又喜，忙问：
　　“他们不是在南郊吗？”
　　“不，他们昨晚就从南郊调头向西，经过花仡佬，出青岩，走广顺方向去了。”
　　“广顺？他们不是到湘西吗？怎么会走广顺？”
　　“当然不会再到湘西，他们已经往云南去了。”
　　“噢！”蒋介石如梦方醒，眼神痴呆地低下头去。
　　不久，蒋介石离开贵阳。报上发表了新的任命：王天锡的贵阳警备司令一职，由副司令郭思演接替，他所兼的贵阳市公安局长一职，由肖树经接替。那个前途未可限量的王天锡顿时呆了。他看到肖树经笑嘻嘻地前来接收，伴着这笑容的是公安局周围布满的枪兵，还有街口上冷森森的机关枪。这些都告诉他：贵州省的历史已经换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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