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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西到俄界是一天多的路程，其中一多半还要经过草原。不过今天阳光灿烂，草原上的花一部分谢了，还有一些仍然十分耀眼。特别是黄金莲，一片一片，简直象黄金似的。就人们的心情说，也许高层干部们留下了分裂的伤痛，而就多数指战员，却象从一个死谷跨向广阔无垠的原野，连呼吸都觉得大为舒畅。因为自六月十二日会师以来，在这个死谷里竟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不论是身体或精神都折磨得欲哭无泪，有苦难诉。那个倾注着热情的北上抗日的口号，只有今天才真正实现有望了。衣服褴褛、枯瘦憔悴的战士们，脸上又出现了笑意，队伍中又飘起了南国各省的山歌声。
　　毛泽东骑在马上，心情是矛盾的。他既有摆脱沉重包袱的轻快之感，又有一种分裂的伤痛。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他仍然在内心里探讨着这件事情的含义。正在他沉思默想的时候，忽听前面有人叫他。他抬头望去，前面路边站着两个人：一个人瘦长脸，身躯虽不甚高，却穿了一件很长的军衣，显得腿更加短了，毛泽东认出那是红军的文学家成仿吾；另一个却不认识，那人生得精明干练，身躯瘦而且高，戴着四方面军的大八角帽，两只眼乌黑有神。毛泽东立刻下马，笑着说：
　　“仿吾，你这位文学家最近可写了诗么？”
　　成仿吾赶快迎过来，笑着说：
　　“毛主席，你是戎马倥偬，兴致高雅，我是连命都顾不住了。”
　　说着，他指了指身后那个瘦高个子，介绍说：
　　“这是四方面军保卫局的祁德林同志，在红大学习，今天早晨和我们一起来了。他说有事要找您谈谈，不知您可有时间？”
　　“好好，”毛泽东点头说，“那我们就走着谈吧。”
　　说着，毛泽东居中，三人一起并肩而行。
　　“毛主席，”那个瘦高个子说，“我是受人之托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总也没有找到机会。现在已经晚了，人也死了，我真觉着对不起他。”
　　祁德林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情感，难过地低下头去。
　　“你说的是谁？”毛泽东问。
　　“曾中生同志。”
　　“什么？曾中生？”毛泽东大吃一惊。“他怎么死的？”“是在卓克基秘密处死的。”祁德林说，“本来是弄到树林里用绳子勒死的，过后反说他逃跑投敌了。”
　　毛泽东震惊异常，夹着纸烟的手指不住地抖动。曾中生也是湖南人，一九二五年入党，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常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讲课，所以两人很熟。此人能文能武，才华出众，北伐军进抵武汉时，还当过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一九二七年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年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积极领导武装斗争，迅速打开了局面，红军发展到四个师近两万人，全区人口近二百五十万人。但是，自次年四月张国焘这位钦差大臣去了以后，党的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一职，就由张国焘取而代之。曾中生的职务则每况愈下。其时毛泽东也正受排挤，加上山川阻隔，有些事只能知道个大概。在毛儿盖与张国焘相见时，毛泽东曾问及曾中生，张国焘含糊其词，说他身体不好，正在后方休养。因为关系复杂，毛也未再动问。今天一听这位优秀人物已经被害，怎能不震惊呢！
　　“为什么要处死他？”毛泽东沉默了一阵之后又问。
　　祁德林叹了口气，说：
　　“曾中生早就被关在监狱了，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他觉得到了中央身边，自然非常兴奋。有人看见，他屋子里夜深时还亮着灯，就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心虚了，以为曾中生要写材料向中央告他，就先下了手了……”
　　“监狱？你说的是什么监狱？”
　　“对了，我忘了说，在川陕苏区，张国焘就说他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领袖’把他抓起来了。行军的时候也捆绑着双手。”
　　“这不稀罕，”成仿吾插进来说，“廖承志同志和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都是捆绑着行军的。因为廖承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讲到了川陕苏区的真实情况，张国焘就把他送到保卫局关起来了。”
　　毛泽东惊讶地“唔”了一声，又接着问：
　　“他们为什么要把曾中生关起来？”
　　“主要是因为小河口会议。”
　　“什么小河口会议？”
　　“小河口是陕南城固县的一个村子。”
　　祁德林接着解释说，自从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就一直向西漫无目标地流动，部队走得苦极了。张国焘以保密为由，既不在领导干部中商讨，也不在战士中解释，只是一味地向西走呀，走呀，不知道张国焘到底藏着什么鬼心思。从上到下，是一片埋怨声。有的说，我们一天到晚走，走，走，究竟要走到哪里去？有的说，鬼才知道！甚至有人偷偷地说，我看总部那个头是逃跑主义吧！这时候，象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朱光、张琴秋、刘杞、王振华这些领导人，当然更为不满，认为这样盲目流动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就在一起商议，准备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后来又觉得远水不解近渴，就决定由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提出，立即停止无限制的退却，在陕鄂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张国焘感到众怒难犯，处境孤立，遂被迫在小河口村举行了一个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这就是那个小河口会议。
　　“曾中生同志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不单发言了，还是头一个。”祁德林带着兴奋和自豪的口吻说，“那天曾中生真是勇敢极了。他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祁德林叙述说，随后，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王振华、朱光、刘杞等同志都发了言。对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他在土改、肃反中的错误；他在第四次围剿中由盲目轻敌到仓皇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特别是他在西进途中无止境的退却，不打算建立根据地的错误；还批评了他一贯的毫无民主的家长制作风。这种批评一下使唯我独尊的张国焘惊呆了，他涨红着脸、眯细着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毛泽东听得入了神，眯细着眼问：
　　“张国焘接受了这些意见吗？”
　　“张国焘这家伙真有一手。”祁德林撇撇嘴说，“他一看自己处境太孤立了，立刻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声称此后一定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就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委任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一下子把大家的情绪缓和下来了。大家觉得这个张主席还不错，真是有点虚怀若谷的样子，把大家的意见全接受了。而且立即有了改正。”说到这里，祁德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的群众真太容易欺骗了，他们都相信了。刚才烧得红红的火焰一下子就扑灭了。……”
　　“因为他们的心太善良了！”毛泽东慨叹道，“但是归根结底，欺骗群众是不行的。”
　　祁德林继续叙述道，不用说，曾中生怀着一颗善良之心也相信了。在开辟川陕根据地的过程里，在粉碎敌人三路围攻中，他的伤腿还没有好，就拄着一根拐杖，这里跑到那里，那里跑到这里。可是当根据地刚刚稳定了一点，张国焘觉得屁股坐稳了，脸就变了。实际上他一直对小河口会议怀恨在心，不过他滴水不漏。直到他看时机成熟，才开始动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指责曾中生等同志说：“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他们“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我们党再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后来，就以“右派首领”的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同一天还逮捕了徐以新。先后杀害了红十师参谋主任吴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原红四军第一任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原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余笃三、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川陕独立师师长任玮璋、参谋长张逸民等许多好同志。还有许多下层干部受到迫害。曾中生因为威信很高，影响太大，张国焘没敢立刻动手，可是也活了没有多长时间。……
　　祁德林的声音里流露出悲哽，停了一阵才又讲下去。
　　“提起曾中生同志，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不佩服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典型。”
　　祁德林以热烈的口吻，赞扬曾中生有胆有识，目光远大，工作中很讲民主，待同志亲如兄弟，尤其是骨头很硬。张国焘把他关在监狱里，强令他写“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的“错误”，他都据理驳斥。令人惊讶的是，在关押期间，他写了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名叫《与“剿赤军”作战要决》。这部书受到许多同志的赞扬。
　　“他给中央写材料了没有？”毛泽东问。
　　“写了，确实写了。”祁德林说，“在杂谷脑的时候，我把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消息告诉了他，这个宁折不弯的汉子，流下了大把的眼泪。他确实晚上点着灯写信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因为他和我关系很好，他是不瞒我的。他还说：‘我把这封信写好，你替我交给党中央吧！’谁知道信没有写完，他就被绑到树林子里去了……”
　　祁德林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毛泽东和成仿吾都深深地垂下头去。……
　　他们默然走了一段，忽听前面一片嘁嘁喳喳的欢跃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人们最终地走出了草地，进抵白龙江畔的山谷中了。
　　“说到曾中生同志的事，其实老根子还在以前。”
　　成仿吾以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说，张国焘奉王明之命到鄂豫皖夺权的时候，鄂豫皖的局面早已打开，根据地已经很不小了。这主要是曾中生等人的功劳。张一下就代替了曾，把曾中生贬为红四军政委，曾对此并没有怨言。可是不久就发生了分歧。分歧是由军事上发生的。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开始第三次围剿的时候，曾中生和徐向前建议，部队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等地，进而威逼长江，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而张国焘军事上一窍不通，却专横跋扈，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后来他从右倾保守一下转为“左”倾冒险，要求占领英山后，去进攻安庆威胁南京。他就不想想进攻安庆要通过四百多里的敌占区，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曾中生自然不能接受，就在占领英山后，连续南下占领了浠水、广济、罗田等城，消灭了敌人七个多团，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斗争。可是，这个胜仗反而使曾中生犯了罪，因为它是否定了东打安庆的方针而获得的。张国焘正是从此怀恨在心，这个人是触犯一点都不行的。他立刻命令部队北返，说曾中生是“在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违抗分局命令”。接着就把曾中生的军政委撤了，由陈昌浩接替了他的职务。接着，那个著名的“白雀园大肃反”就开始了。
　　“那场‘大肃反’真是可怕极了！”成仿吾沉重地叹了口气。他说，由张国焘一手操纵的“肃反”，实际上不过是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曾中生撤职不久，紧接着就把红四军两个最有名的师长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在行军途中，把他们捆在担架上，用白被单蒙着。因为这两个人在南下和东征的争论中都是站在曾中生这一边的。许继慎平时常骂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更使张国焘恼恨在心。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北伐时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在汀泗桥战功赫赫。他在国民党方面也很有名。蒋介石的特务很想剪除他，就用了一个反间计，派了一个姓钟的特务来给许继慎下书。这封信的具名是蒋介石，里面还有这样的话：“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许继慎看了信，立即将特务逮捕起来，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这种事本来很容易判断，如果许真的有问题，怎么能把信和人交出来呢！同时根据许的长期表现看，也决不会有这类事情。可是到了张国焘那里，却是一个剪除异己的最好机会。张还把这个问题同南进联系起来，说许主张南进，正是企图带部队过江。不久，这位好同志就被杀掉了。在这同时，周维炯、戴克敏、徐朋人等鄂豫皖苏区的开辟者以及大批团以上的干部都被杀害。这股风又吹到了地方，把大批有斗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也杀掉了。张国焘一贯歧视知识分子，他常说：“工农干部犯错误要减轻三分，知识分子犯错误要加重三分，”这次“肃反”知识分子当然也难以逃过。由于大批知识分子被“肃”掉，使红四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大为削弱，部队的文化程度一落千丈，在部队中还造成了一种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者的恶劣倾向。有人就说，在撤离鄂豫皖苏区的西征路上，全军只有两个戴眼镜的，其中一个就是张国焘自己。这次肃反使整个鄂豫皖苏区元气大伤，实际上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们最后是怎样离开鄂豫皖苏区的呢？”毛泽东问。
　　“我刚才说过，张国焘在军事上是一窍不通，政治上、思想上又是忽‘左’忽右。”成仿吾说，四次围剿前，四方面军接连打了许多胜仗，张国焘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敌人的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本来该好好准备一下，徐向前就是这样建议的，可是他硬是不听，还命令部队继续进攻。敌人围剿开始了，他又不懂得诱敌深入，只是一味硬顶。这样很快就陷入了被动，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这时，张国焘吓坏了，又从极左一下跳到极右。张国焘这人有一个特点，他的鬼心思总是藏在心里，从不是一下就拿出来。他这时本来就有西逃的意思，却秘而不宣。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会议上，他一再表示，为了保卫苏区，他要打到外线去消灭敌人，是决不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说到这里，成仿吾不由得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发誓的样子。他盘着双腿，坐在高处的椅子上，两眼半睁半闭，双手比划着大声说：‘我发誓，发誓，我绝不离开你们，绝不离开苏区！’谁知道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包藏着祸心呢！河口会议以后，他就带着部队走了。过了几天，陆续有掉队的人回来，都说：‘张主席带着部队一直往西去了。’我们还以为他可能带着部队和鄂豫边的红军会合。我们仍然等待着他们，根据地的群众，还做了糍粑、打了草鞋，准备迎接他们。又过了好些天，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回来，才说：‘别等他们了，张主席带着队伍一直向西去了。’我们开始还不信，后来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才看到他们确实到了陕西。对张国焘这种口是心非的作法，从省委到一般干部和群众都是非常愤慨的。”
　　成仿吾接着叙说了省委的困境。当时四部电台全被带走，弄得省委无法和中央联系。这才派成仿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临行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在他的衬衣上写了一封介绍信。他好不容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辗转到了上海，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因为党中央的联络点已经转移，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接头的人。这时他的疟疾还没有好，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真是贫病交加。幸亏这时他找到了鲁迅，彼此虽然打过笔仗，这时相见，却比亲人还亲。鲁迅找到瞿秋白，才联系上了。这以后他才到了中央苏区。
　　毛泽东叹了口气，又望着祁德林问道：
　　“鄂豫皖的撤出，是由于打了败仗，陷于被动，这犹可说；
　　川陕苏区发展很快，打了很多胜仗，为什么撤出了呢？”
　　祁德林笑了笑，说：
　　“张国焘说，川陕苏区是挤掉了汁的柠檬。”
　　“挤掉汁的柠檬？”毛泽东笑着说，“那么再新建一个根据地，又成了挤掉了汁的柠檬怎么办？也扔掉吗？”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主要是因为他害怕敌人。”祁德林笑着说。“我们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歼敌八万多人，确实打出威风来了，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张国焘胆小如鼠的毛病。他一听蒋介石要调兵遣将，组织‘川陕会剿’就胆寒了。他尤其害怕胡宗南。加上他听到中央根据地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就认为革命走向低潮，难以再坚持斗争了。这才是根本原因。后来他就提出退出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这个主张没有得到支持，他就变了一个花招。”
　　“什么花招？”
　　“他乘嘉陵江战役的机会，以前方需要补充兵力为名，不断把主力和游击队向西调动，实际上是要收摊子了。”祁德林说，强渡嘉陵江成功之后，张国焘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就把根据地的所有游击队集中起来，编成了两个妇女独立团，连同地方机关和乡以上的干部，都由他带着撤离了川陕根据地，随着主力往西去了。张国焘还借口坚壁清野，沿途烧了不少房子。等到这些部队和后方机关渡过嘉陵江的时候，在前方作战的广大指战员，才吃惊地发现经过两年浴血奋战的这块根据地已经放弃，自己的家乡已经扔给敌人了。即使高级指挥员也不例外。张国焘确实擅长这一手，他不声不响，就把生米做成熟饭，等到你察觉时，已经晚了。
　　毛泽东听到这里，若有所悟，长长地“噢”了一声，一面回忆着，一面喃喃自语：
　　“确实如此！……从毛儿盖北上，兵分左右两路，就是张国焘提的，我们当时都同意了。现在看来，这里面恐怕就有文章。”
　　“什么文章？”成仿吾和祁德林不解地问。
　　“你们想想嘛！”毛泽东笑着说，“这同撤离川陕不是一样吗！？他是到了阿坝才变的卦吗？恐怕他提出兵分两路的时候，已经心中有数了。”
　　成仿吾和祁德林都会意地笑起来。祁德林说：
　　“咱们在这地区呆了三个月，谁也觉得苦不堪言，西康恐怕更苦，为什么张国焘倒对这样的地方感兴趣呢？你看他的眼睛总是盯着西面，不是川康，就是西康，青海、新疆、西藏，简直就是一条向西的路线。”
　　“你们听说过唐朝虬髯客的故事吧？”毛泽东笑着说，“这人的思想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中国地面这样大，你李世民是真天子，我同你李世民争不赢，我到偏僻的地方去当皇帝。他真的就把家产送了朋友，自己带着部队到了东南海边，一个突然袭击，杀了一个小国的皇帝，成功了。横竖是要当皇帝，当不了大皇帝就当个小皇帝，在大地方当不了皇帝，到角角边上也可以当皇帝嘛！”
　　一句话说得两个人哈哈大笑，连连点头。
　　前面又是一片欢跃声，原来红色战士们已经看到一个颇大的村庄，那就是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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