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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初春，我独自漫步在林阴小路上，寂寞而且自由。
　　你说，这弦有多长?
　　树干细而高，淡灰色的树皮上出现了黑的与褐的斑点，柔嫩的树枝网一样地伸向天空，久雨后的，开始晴朗和温热起来的灰蓝色的天空。
　　这根弦已经沉睡了五十年，五十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
　　看树叶像北方的槐树，但又比北方的槐叶肥大。最奇妙的是，尽管树叶密而多，它们只长在树冠的顶部，像一层薄薄的华盖，于是树叶下面的网状交错的枝条、线条与空隙与天光，完全分明。
　　所以说那弦是太长了，穿行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不愿也不敢轻易地将它拨动。
　　我知道旁边就是柏油马路，不时有高级轿车从这路上驶过，路的两侧是丰满而又恢宏的法国梧桐。我知道另一边是迷人的美丽的湖。我知道这又是一个鬼使神差的、绵绵无尽而又转瞬即逝的春天。春天辽阔无边。但我暂时只愿在这小路上漫步，好像我只属于这条路，这条路也只属于我。
　　如果这样一根弦震颤起来了，它的声音，难道能够是和谐的、能够使喜欢鲜花和糖果的好人们觉得入耳吗?
　　一九八○年六月十七日，语言学副教授倪藻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欧洲一个发达国家北方的著名港口城市H市。倪藻四十六岁，满头青丝，谈锋机敏，眼神活跃，动作麻利，走起路来两条并不健壮的腿捯得相当快。如果不是看到他脸上的特别是眼角和嘴角的细密的皱纹，如果不是看到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目光中那种深含的悲悯，大概会认为他年轻有为，善于调摄，驻颜有术，风华正茂。
　　早晨八点十三分，倪藻他们在B市的机场登上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机。
　　九点刚过，飞机在H市机场降落。“这么说，我们来到了H市了?我也许可以找到史福岗教授了吧?”他问担任他们团的向导和翻译的贝蒂小姐。
　　“我一定尽力帮您找到您的老朋友史福岗。”殷勤的、一丝不苟的贝蒂小姐，用清楚而又标准的中文回答。
　　倪藻有点恼恨自己。为史福岗，他啰嗦什么呢?史福岗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归根结底，真正曾经是史福岗的老友的并不是倪藻，而是倪藻的父亲倪吾诚。倪藻这次出访，与父亲倪吾诚有什么相干?倪藻即使不出国，即使他与父亲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父子二人之间又有多少相干?
　　然而半年之前得到国外有关方面的邀请的时候他立刻想起了史福岗。一路上他没有忘记史福岗。去H市看望一下史福岗，这似乎是去还一个愿，似乎是一种寻根究底，似乎是去拨动一根久已沉睡的古弦。
　　到达H市以后先是参观东方书店，然后到一个国际学术交流机构与一位体态娇小、面孔庄严、戴着两片巨大的眼镜的女博士会见，然后到港口参观和用饭。用饭的时候由当地最大的报纸的主编陪同，倪藻与他随意地却是全神贯注地讨论了毛泽东在世界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上的地位。报纸主编向倪藻介绍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毛主义”的红卫兵运动对于当时的欧洲青年的重大影响……他们谈得这样津津有味，以至午餐以后登上去H大学的汽车的时候，除去最后的浇白兰地酒的布丁以外，倪藻想不起来中午究竟吃了什么。对，有一小碗浓汤，有很重的洋葱味，又咸……日程排得太紧了。
　　下午两点钟开始与H大学的六位汉学家座谈。这六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欧洲血统的。另外两位先生本是倪藻的同胞。年长的那位是汉口的一位著名京剧武生的弟弟。那位武生演的武松风靡大江南北几十年。名武生的弟弟从四十年代出洋留学，后来定居在H市，现在穿着合身的米黄色西服，打着一条双色领带，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气度与做派与那六位无异，完全看不出他的兄长及武二郎对他有什么影响。只有他说话的腔调，包含着一种老式的多礼和亲热，使倪藻不时想起他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梨园子弟来。
　　另一位同胞一下子就引起了倪藻的兴趣，就像他们过去曾经熟识。那人宽肩膀，身材适中，两颊像刀砍过似的平直有力，大眼睛柔和当中充满畏缩和惶恐，与他那上挑的、眉心连在一起的长眉颇不协调。依倪藻的经验，这样的眉毛应该是争强好胜、显露浮躁的性格的征兆，这样的眉毛的主人的目光也应该是得意洋洋的。这样的人按理属于一触即发、随时准备露一手和压别人一头、什么情形下面都不甘寂寞的那种类型。
　　这位同胞的整个神态也是自从倪藻在F市航空港缴验护照入境以来所没有看到过的。这里与以谦虚为最大美德的东方不同，这里的每个男人与女人，包括小孩子都是那样的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个都显得那样自我感觉良好。但是，现下的这位西装笔挺的同胞老弟，虽然具有一切令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外部征兆，却表现出一种莫名的卑怯，近乎凄凉。
　　一进这一间清爽的、一尘不染的、虽然顶棚不高面积也不大却是非常明亮和舒适的会议室，倪藻第一眼便发现了这位同胞老弟。他身上的悲剧气氛，悲剧气氛下蜷缩着的暴躁、才情或者顽劣，一下子就打动了倪藻。倪藻选择了一个离他近的座位，向他微笑，并递过去自己的一张名片。
　　“老弟”立刻掏出了自己的淡蓝色的姓名卡。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中文!)
　　H大学副教授
　　文学博士、历史学硕士
　　赵微土
　　他向他点头致意，并奇怪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名字。
　　座谈进行得比较表面，主要由健谈而又博学的代表团团长与德方的几位学者进行。倪藻，稍稍放松了一下自己。他抬头望着窗外的绿树和树枝上跳跃着的两只小鸟。倪藻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连种类相同的鸟儿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是不是鸟儿也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怨嗟和快乐呢?
　　倪藻他们的代表团长侃侃而谈:
　　“先生们对于中国历史上，近百年来、近三十年来以及近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困惑、意外、难以猜测甚至难以理解，这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从祖先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参与了许多事变、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许多戏剧性事件都是身临其境的人，就是我们也常常觉得困惑和难以理解……”
　　团长的话引起了笑声，倪藻也笑了。笑是好兆头，倪藻想，共同的笑声，这也算是一种沟通吧?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革命的手段把中国社会翻了一个个儿，用革命的手段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这是绝对必要的、伟大的与神圣的。没有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古老的中国就无法继续生存，无法迈开一步。当然，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团长继续谈。倪藻觉得他谈得很好。为了振作精神好好听一听团长的谈话，倪藻站起身来，走到透明的恒温咖啡壶边，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赵微土示意他加糖和白色配料，被他谢绝。喝黑咖啡，这是他小的时候便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习惯。
　　“……但是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感到遗憾。”长着多肉的半透明的手指的浑圆的学者结结巴巴地用中文说，他寻找翻译，扫了一圈，贝蒂小姐不在场。赵微土向他做了一个“您请”的手势，他改用母语说话，赵微土给他当翻译。
　　“我对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遗憾。一九六六年我还在大学读书，我认为中国的红卫兵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反传统、反体制的青年人找到了一条快速地改造社会的方法……”
　　多肉的学者的话使倪藻吃了一惊。这次出国，对于来自右面、来自西方世界的反共偏见的种种误解、疑问乃至挑衅，他是有准备的。但他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超左的论调。只是这位先生的外形与他的观点似乎一下无法令人协调起来。按照公认的标准，这位先生显然应该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然而，改造社会的任务，从来不是能够快速地完成的。”团长简略地、却是针锋相对地回答。
　　再一次响起了共同的笑声。
　　赵微土用英语补充了几句话，然后自己翻译说:“我说，我对他所说的文化革命与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快慰，感到欢欣若狂，要不然，咱们中国就完蛋了……”
　　倪藻立即听出来了，赵副教授的中国话不像久居海外的人的那种口音和腔调，倒更像“自己人”。同时，赵的这几句相当口语化的话，反而一下子给一直温文尔雅的座谈增加了一点沉重的气氛。
　　天色突然黑了，主人打开了会议室屋顶上的隐灯。倪藻看了看表，还不到五点钟。他又看了看窗户，是天阴了上来。停在树枝上的两只小鸟不见了。
　　贝蒂小姐匆匆走进了屋子。她走路的时候带着一种职业妇女的目不斜视的庄重与讲求效率的紧张。其实，贝蒂小姐还很年轻，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但她的穿着、举止、言谈乃至于笑容都带有一种中国式的朴素。倪藻坚信这种朴素是中国式的。学习某一种语言就会不自觉地受到某种文化的熏陶，倪藻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而且，他相信，把一种语言当作一种文化的轨迹而不是仅仅当作一种表意的、随时可与自己的母语互换的符号，乃是学好那种语言的首要条件。
　　贝蒂小姐径直来到倪藻身边，拉过一个椅子坐下来，悄声告诉倪藻说:“我去掌握有关史福岗的信息。史福岗从中国回来以后，一直在这所大学任教。去年十一月，他已经退休。他经常不在这里，或者到亚洲一些地方旅行，或者到乡下去。据说前不久他和他的太太还在中国，现在呢，人们说他们夫妻二人可能是在马尼拉。史教授在这里退休了，却接受了菲律宾大学的聘书……”
　　“您是说，现在在这里，是找不着他或者他——太太了。”“太太”这个词，已经搁置得很久了，倪藻用起来略觉异样。
　　窗外似乎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树叶和细枝颤动着，道路上驶过的汽车溅起了些许水花。窗子的隔音性能绝好，人们在室内听不到雨声，因而看起来一切像是一幅画。
　　远看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不惊。
　　这是童年时姨母教给他的谜语。这里鸟不躲人，因为人不伤害鸟。为什么我们那么不注意保护鸟呢?甚至公布了法案也不行。有些人硬是要去伤害从不伤害人的鸟。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去伤害别的生灵。而他们自己，又常常被……
　　“是的，这里只有他们的空房子。您大概很悲哀，您看不到老朋友了。”贝蒂同情而又无可奈何地说。
　　“看来，不该见他们……”倪藻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若有所动，不知道是解脱还是惆怅。赵微土向他淡淡地一笑。
　　座谈结束了，人们准备离去。赵博士走了过来，略略前倾着身子，对倪藻说:“您想见史福岗或者他的太太吗?”
　　“是啊，您认识他?”倪藻的眉毛一挑。
　　“熟得不得了。”这“不得了”三个字的发音有点夸张，有点像解放前话剧的舞台腔，有点——不，显然不像当今中国大陆的人们说话的语气。“据我的最新消息，史太太已经回来了，她是昨天晚间到的，乘的是西班牙航空公司的飞机，机票要便宜一些。据我所知，情况就是这样。”说着，他向贝蒂小姐点了点头，似乎为自己提供的情况与贝蒂不同而感到歉意。
　　“那就太好了，请您帮助倪先生与史太太联络一下，可以吗?”贝蒂小姐高兴地、凑趣地说。
　　赵微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电子计算器，按了几个字母，显示盘上出现了施特劳斯•沃尔夫岗(史福岗)家的电话号码。抄起电话听筒，按照这个七位数字的顺序，轻按着电话机上的小小的键盘，键盘发出高低不一的短促的乐声，过了一会儿，赵微土兴高采烈地说:
　　“史太太吗?辛苦辛苦……我是谁，哟，您没听出来，准是让飞机的发动机的噪音给吵的，我是小赵……”
　　赵微土的整个语调、语气、神气似乎都与他们脚下的这块欧洲国家的土地、与H市、与他跟“史太太”的所在国籍及“史先生”的纯正欧洲血统无关。电话耳机里清晰地传出了北京味儿很足，而且是老北京味儿(解放前的北京味儿)的史太太的说话声:“小赵呀，你这个机灵鬼从哪儿打听到我回来啦……”霎时间，倪藻完全忘记了此身何地，他只当是在隆福寺东四人民市场旁边的一个公用电话间里呢。
　　“……北京来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是史先生的老朋友……您猜猜……什么?您猜不着，他姓倪，倪藻同志，怎么样?”短促的沉默，对方大概仍然没有反应。这使倪藻有点伤心，他甚至怀疑自己不远万里而来打问他们并且今晚离团独自行动是否明智、是否必要、是否荒谬和愚蠢了。
　　赵微土捂住了送话器，他用与他打电话的腔调全然不同的礼貌的态度问:“史太太问令尊大人是不是叫倪无尘……”
　　“是的，他叫倪吾诚。吾人的吾，诚实的诚。”
　　“是的是的，”赵微土对电话讲得很兴奋，“就是倪吾诚老先生的儿子，人家大老远的要去看您……不，不吃饭，我们这儿有安排……是的，他八点钟以前要离开您那里，八点半他还有事……好的，我们七点二十分到您那里，在您那里呆四十分钟……招待?您刚回家用什么东西招待我?噢，不是我，是招待倪先生……有没有菲律宾带回来的芒果……那就给碗清茶吧。”
　　赵微土笑呵呵地放下了电话。几乎是拉着倪藻的手走出会议室，走进电梯间。
　　“是的，我们的时间有限，近处有一个意大利餐馆……您喜欢吗……好的，您喜欢各种新鲜的经验，这真是一个长处……到了，请。”他们走出电梯间。走到大门口，赵微土推开玻璃大门请倪藻先走，随后他跟出来用一种潇洒的姿势欢快地迈动步子走向路旁的一排汽车。倪藻立刻闻到一股清凉、湿润的气息，树叶似乎正在雨中融化，放出一种嫩生生的芳香。细雨若有若无地触着面孔，好像是一种爽人的抚摩。一阵风吹过来，倪藻还觉得有点冷呢。虽说是夏天，但这里——倪藻出国以前不止一次地看过地图——的纬度与中国最北部的城市黑龙江的漠河差不多，又加上阴雨，倪藻只觉得像是春天。也许更像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呢。
　　赵微土来到一辆在雨中闪着光的猩红色的汽车旁边。车顶上覆盖着几片雨中飘落的枫叶。枫叶水淋淋的。他先打开右面靠前的门，请倪藻坐好，然后他麻利地转到左面，打开车门，坐到驾驶的座位上。他发动着车子，喟叹着说:“我有许多话，许多话想与你们说啊……见了面，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车子开到了路上，转过了方向，沙沙地跑起来了。从挡风玻璃上方悬挂着的反光镜上，倪藻看到了赵微土的阴沉的、拉长了的脸。
　　“您是……”倪藻试探着问，语调里流露着关切的兴趣。
　　“我也许该枪毙，”赵微土突兀地说了这么一句，把右手从方向盘上拿起来拂了一下，低声说:“我是一九六七年从中国大陆跑出来的……本来也是干部……请原谅，也许您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没有什么。我们随便谈。如果您愿意的话，请随便谈。”
　　道路右侧出现了一幢孤零零的烟色木房子，标有意大利餐馆和意大利薄饼字样的霓虹灯在薄暮中闪着微光。他们停好了车，走下来，推开门，首先闻到了一股浓热的奶酪干气味，赵微土走向迎面的光亮的柜台，在那里点了饭并且交了钱，这是倪藻出国以后碰到的第一家先交钱后吃饭的饭馆。他们走到一张小桌旁边坐了下来，依稀听到了摇滚乐曲的立体音响，那本来应该是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的歌曲，由于音量被调到了最低程度，变成了一种有气无力、想使劲也使不上的虚弱的哀鸣，好像是一群哑了嗓子的病人在吃力地唱歌，振动不起空气与耳膜，倒使倪藻觉得怪可怜爱。 “请坐下休息，我去买酒。”赵微土说。倪藻才注意到大厅的一角是一个小小的酒吧，“我去吧。”他站了起来。
　　“当然是我了……我们要啤酒，吃意大利饼是讲究要喝啤酒的。您要不要一点有劲儿一点的?”
　　“那……就要一点威士忌吧。”
　　“好!”赵微土的眼睛亮了一下，“放不放冰块?……不放，您真了不起……”他走了，一会儿，熟练而且麻利地拿来了一升啤酒，一杯威士忌，他还给自己要了一杯伏特加。
　　“为了您的健康!”
　　“为了您!”
　　他们举起杯。
　　“哦，我该向您做一点自我介绍了。其实，我早就知道您了……我的哥哥是您的同学。”
　　“谁?”
　　“赵伟达。”
　　“什么?你是赵伟达的弟弟，你是……”倪藻不自主地把“您”换成了“你”。
　　“是的，我是伟士。”
　　“伟士?您的名片……”
　　“……我不是什么伟大的志士，”赵微土苦笑了一下，又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跑出来了，变成了丧家之犬，我把伟大的伟说成了微小的微，士呢，我把上一横捏短，把下一横抻长，就成了土。我不过是一粒渺小的尘土，微小的灰尘，OK?”
　　“欧洲人也说OK?”倪藻莞尔一笑。
　　“是的。美国人认为是他们在领导世界。我们接受了领导，便OK长，OK短起来了。这您就知道了，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革命者，唯独出了我这么一个不肖之子。”他停了停，看了倪藻一眼。倪藻的反应是平静的，他的脸上的含笑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
　　“……我原来在一个外事部门工作，在大学，我学的法文，第二外国语是俄文。六四年‘四清’以后就把我调出来了，下放到祁连山脚下。我心情不好，不满意，对各种事情都想不通。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前后都被揪了出来，说我们全家是特务，是特务窝子……我……跑了。”
　　“跑了?”
　　“我伪造了护照……噢，您不知道，我跑出来以后，受的那些个苦……多少次，我想自杀……但我的罪孽不是一死能够结束的……但是，我请您去了解，虽然我是跑出来的，也许我是有罪的，伪造证件和叛逃……但是我没有再做损坏祖国的事……我毕竟是被毛泽东培育起来的一代人当中的一个……反共分子包括一些有台湾背景的家伙，以为我一定是对共产党怀着深仇大恨，他们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我与他们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我因为这个受到了警方的拘留……”
　　倪藻点了点头，又微笑了，他似乎应该说点什么:“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文化大革命，全乱了套了……您还年轻，身体又那么棒，您又得到了博士学位……”
　　“那是狗屎一样的臭博士。”赵微土突然涨红了脸。
　　浇满了红红的番茄汁并撒满了干酪碎粒的意大利煎饼端上来了，赵微土顾不得吃，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期待地看着倪藻。
　　一瞬间，倪藻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十分强大。他知道，赵微土期待着他的言语就好像他代表着最权威的方面。他说:“来日方长，人心自见。现在中国已经不一样了……我只希望你能有机会回去再看看，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论在什么地方，有爱国的心，就一定能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赵微土含着泪再次向他举杯，他整理了一下自己，转了一个话题:“史福岗先生和您的父亲是……”
　　“嗯。在我很小的时候……”倪藻向赵微土叙述了自己家与史福岗的一段瓜葛。赵微土迷茫地点着头。当谈起久远的往事的时候，听者和叙述者的脸上都会显出这种迷茫的神色来。
　　待到他们吃饱喝足的时候，陆陆续续又来了四五对客人。客人的年纪都已不轻，穿着整洁，一尘不染，说话悄声慢语，走在只上了一层清漆的木质地板上也几乎不发声息。
　　“这儿的人吃晚饭都比较晚，一般在晚上九点才是吃饭的高潮。现在，刚刚开始上人。”赵微土解释道。
　　倪藻点点头。随着顾客的增多，音响系统播放的摇滚乐曲似乎也略略增加了一点音量，唱歌的人好像突然向他们走近了一点，带着忧伤的笑容。沙哑的、专心致志的、喊叫一样的歌声，狂热地、快乐地抒发着歌者的铅一样的忧郁和痛苦。就在这一瞬间，一根连结着中国和外国，生活和灵魂的迷离的弦突然震颤起来了。倪藻完全没有想到，这精致而做作的空旷的餐厅里，响着的粗野的、应该说是绝望的却又充满着青春的可怜爱的激情的歌声，这刺耳的、夹带着混乱的噪音的击节声里，竟包含着这么多动人的真诚。泪水突然涌上了他的眼睛，他甚至觉得一阵窒息，整个餐厅的幽暗的灯火摇摆旋转了起来。他回想起了儿时荡秋千。
　　“我喜欢这个餐馆。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倪藻说。他说这话是为了间接地表示对于赵微土请他到这里吃饭的感谢，也是为了平静一下自己。
　　赵微土文雅而忧郁地一笑，“但是，越到这种地方来我越觉得陌生，这音乐，这摆设，这食品，还有语言……但是今天例外，因为有您，倪藻同志!”说到最后，赵微土笑起来了，不知道他是玩笑，还是用表面的玩笑掩盖更深层的激动。
　　“也许，我们该走了?”倪藻挪动了一下身子。
　　赵微土看了看表，既有些尴尬，又相当老练、潇洒、带几分玩世不恭地一笑，“我还有几句话，请您原谅，”他撩了撩额上的散落下来的头发，扬起头，眼睛看着天花板，他的样子几乎是傲慢的了，“如果我表白我的爱国心，也许有点滑稽，哈哈……我要对您讲，不要随便相信他们，”他突然低下头、弯下腰、欠起身，抬起了座椅后腿，说到“他们”的时候伸出左手用食指和中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好像是在抨击到这里用餐的顾客，他凑近倪藻，用紧握的两拳支撑着下巴，双眼含着泪说:“他们瞧不起中国人。您不知道，有人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过中国，您听了会和他们拼命的……当然，史福岗教授不是这样，他爱中国爱得要命……什么时候，我们中国能长点出息?什么时候，我们能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什么时候，我们能不再干那些打肿脸充胖子的蠢事呀!啊，对不起，对不起……”
　　倪藻脸红了，心跳了。在国内，他不是没有听到过各种忧国忧民的、慷慨激昂的、有时候又是相当偏颇的话。人们毕竟敢发牢骚了，这也还算是好事。然而，这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里听到的每一句对中国的带有批评意味的话，都使他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他理解地点了点头，心里像火烧一样。
　　“我们走吧。”赵微土轻轻站起身来。
　　这就是“出国”。它突然使你离开了你的世界，像一条鱼离开了它从没有离开过的水。然而，它没有干枯，因为有别样的湿润，隔断而又相连。它似乎给你一个机会超脱地飘然地返顾，鸟瞰你自己、你的历史和你的国家。却又不能超脱，更加挂牵相连，忧思和热望都像火焰。
　　倪藻和赵微土步履轻轻地走出了意大利餐馆，像是怕踏破各自心底泛起的温柔。涂满口红的金发出纳员向他们说谢谢、再见，赵微土回答了，倪藻却因为浸沉在自己的心绪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及至他想到他至少应该用鼻子“嗯哼”一声的时候，他已经走到门口了。
　　就差那么一瞬间。他苦笑了一下。
　　赵微土的猩红色的式样老旧的汽车在雨中行驶了十七分钟。虽说是市郊，路两旁仍然时而有商业霓虹灯闪过。五颜六色的光穿过雨丝投入坐在飞驶着的汽车里的倪藻的眼睑，使倪藻想起在这里看到过的几张抽象派绘画，原来什么也不像的、错综而且极不稳定地晃动着的色彩的点、线和条条也并非没有它的生活依据。他点起了一支烟。
　　他谛听着车轮滚动的沙沙声、细雨忽紧忽松的飒飒声、水花溅起的溅溅声和汽车内燃机工作的突突声。他想起了这种飞速行进的紧迫、乐趣与自豪，又似乎感到了这种紧张运行后面蕴藏着的一种淡淡的自嘲和悲哀。他忽然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家，见到这样一位微土先生，而且一见面就倾吐了那么多，然后急急忙忙地去看一位天知道的史太太……为什么人生中有这么多盲目和类似盲目呢?
　　小时候，史福岗举着他进北海公园后门。然而，这是早已经逝去的、早已经深埋起来的往事，一段似乎与现在的他毫无相干的往事。跑到异国的H城来续补这样一段于他已经毫无意义可言的往事，他觉得有点好笑，甚至有点没有意思。他到底要寻找谁?什么?
　　煞车发出了一点声响，倪藻的身体向前一倾。手扶着方向盘的赵微土恢复了那种文质彬彬、嘴角上微带自嘲之意的表情，他摊开了右手手掌，说:“到了。”
　　倪藻下得车来，一阵带雨的凉风使他一哆嗦。他没有想到经过两个小时的雨以后来到郊外会感到气温降低那么多。在汽车里，他身上还保留着意大利餐馆的橙黄色的温煦。
　　他跟随赵微土快步走到一座四层楼房门前的防雨棚顶下面避雨，躲在密密的树叶后面的细腰屈颈的灯盏把花花点点的灯光抛落在他身上。逆光的树黑油油的，在雨中滴着细小的水珠，轻轻摇着身躯，显得优雅、愁闷而又无可奈何。漂亮的铁栅栏门紧紧关闭着。楼上有几个窗户亮着，让人看见美丽的窗帘，还可以依稀看到窗边的攀缘植物。不远处公路上来往的车辆的前灯不时把这里照亮，又不时把这里弄得更黑。这确实是一个安谧的住所，倪藻想，他又打了一个冷战。
　　铁栅栏门左侧有一盏灯光微弱的小灯，灯下面有一排铁牌子，上面写着一些字母，还有一些按钮。赵微土查看了一下，按响了第四个按钮，倪藻吓了一跳，因为传来了一个年老妇女的近在耳边的问话声:
　　“是小赵吗?”
　　是地道的北京话，有一点鼻音，而且听得见说话者的呼吸。
　　“是的是的，我们来了，我和倪先生。”赵微土赶忙回答。
　　随后门吱吱地响着，“自动”打开了。
　　倪藻这才弄清楚，铁栅栏门侧有受话器和送话器(喇叭)，主人通过某种“遥控”设施发出“指令”打开两道门，把客人放进去。这样，就杜绝了例如小偷或者乞丐或者疯人或者一切不速之客进楼的可能。
　　而主人如果不愿见客，只消不理会铃声就是了。
　　他们刚刚进去，两道门又吱的一声严丝合缝地关闭了。
　　对于技术落后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种拒人于铁门之外的冷峻。倪藻想。
　　赵微土客气地用手势请倪藻走在前面。“要爬到四层……”他说明道。
　　他们在狭窄的、每一阶都很高的楼梯上走着。除了他们两人的脚步声和喘气声，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昏暗的壁灯以外，看不见任何光亮。这些房屋的隔音和遮光性能可真好!倪藻赞叹着，觉得小腿有些酸。每天都不得闲，心总是张着，静不下来。
　　爬到了四层，一扇门虚掩着，拉开了一条缝，透露出一点灯光，当然是史太太打开了门等着他们。
　　“史太太!”赵微土欢快地叫了一声，推开了门。门厅没有人，两位客人稍稍等了一下，倪藻来得及看到门厅正面墙上挂着的一个小匾，匾的底色赭石，字是古雅的绿色:“致远斋”。匾下面是镶着镜框的一张大字，字是草体，只有一个，辨认了一下才判断出那个字是“愚”字。两侧是对联，裱过的:“守身如执玉”和“积德胜遗金”。
　　倪藻眨了眨眼，他是在哪里?什么年月呢?
　　这时蹒跚地走来一个胖胖的老妇人，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妇人穿着紫红色的中式便服，绣花缎面鞋，满脸笑容，两腮肌肉松弛地耷拉下来，显得和蔼可亲。只是两眉正中有三道深浅不一的纵纹，又使人觉得她未必有很好的脾气。
　　史太太适度地欢迎了他们，打量倪藻的眼光似乎包含着几分疑惑。“我父亲要我来看看您。我带来了他的信，还有他捎给您和史福岗伯伯的一点小东西。”面对史太太的疑惑的目光，倪藻觉得需要解释一下。
　　“请进吧，请!”史太太点了点头，“真没想到能见到您。我是昨天才回到家的，史先生还留在马尼拉。”
　　倪藻走进一个宽敞的、同样昏暗的客厅，他被让坐在一个不新的暗红色沙发上。应答了几句以后，史太太蹒跚地去给客人端茶，倪藻得以安静一下，打量着这间屋子。
　　无论如何，他不能想象这是一个欧洲人的房间。“忍为高”，三个大字正对着他，是孔子的第多少多少代玄孙孔令怡写的。齐白石的画似曾相识。小蝌蚪在山溪里畅游。另一幅水墨山水他看不清作者是谁。山水画旁是一个黑色木几，木几上摆着一盆兰花。倪藻的目光移向右面，移向门在的那一面墙。他目瞪口呆，他一惊，他看见了一幅横幅，是拓下来的古字:“难得糊涂”。
　　不知道为什么他心跳起来。他站了起来，稍稍走近那横幅。不错，正是这样。难字写作“”，这是郑板桥的手笔。字峭拔有力，下面的几个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板桥识。”也是他早已烂熟于胸，背诵得下来的。当时他不知其意，事后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了。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明白了，忘却是不可能的，是太难了。忘却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慰藉。而早已忘却了的记忆的突然复活，竟给人一种喘不上气来的感觉。
　　那初冬的阳光，那满院子的落叶，那窗玻璃的闪耀，那一溜就上了房的老花猫，那叫卖藕粉的吆喝，那水车的吱吱扭扭声，那残了角的石阶，那穿着西装的父亲，那门上的铁锁，那把难写成“”的郑板桥书法的拓片，那满地的碎玻璃，那他至今无法解释的怨毒仇恨，还有金嗓子周璇唱的愈纯真甘甜就愈凄凉无助的歌!
　　茶水似乎不那么新鲜，也不那么热。史太太端来一盘糕点，他吃了一块蛋糕，很好吃。
　　史太太说:“我去年回过北京。我妹妹就住在北新桥。为什么把东四和西四的牌楼都拆掉呢?我真心疼。妨碍交通?巴黎的凯旋门也妨碍交通，他们展宽了路面，车辆可以从两边走。你还在H市呆几天?你能吃得惯这里的饭?你比我还强。你爸爸也老了，当然。你妈妈呢?哦，我听说了。你还有个姐姐吧。当然全记得。我有心脏病。这不是，坐飞机坐得两条腿都肿了，到今天也没消肿……”
　　史太太又说:“你有四十多了?噢，你也这么大了。几个孩子?太好了，我为你鼓掌。还是要有儿子，在中国没有儿子不行。住几间房子?那怎么够?最好还是四合院，养花，养鱼，养鸟。夏天招蚊子。这又有什么可笑的?这是咱们老祖宗教给咱们的，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诀窍。要忍一忍，让一让，退一步，把你放过去，把自己保存住，事情就会慢慢地变化，最后你恶贯满盈了，你完蛋了，但是我还存在着，我的力量积蓄起来了。史先生整天跟我研究这个，他佩服中国，他佩服中国文化，他说这是全世界头一份的、谁也比不了的文化，它有它的道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在这些个地方，搞了一段，最后大家都明白了，还是需要中国文化的精神。不用着急，不用怕这怕那、骂这骂那的，反正中国会有自己的办法。”
　　史太太又说:“欧洲，欧洲有什么好的?有电冰箱有洗衣机有汽车有彩电有立体音响，这又有什么，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们国内的人发牢骚，你们还不知道我们的苦处呢。可是我们说话自由，说话不自由就只能够把嘴封住……哎哟，我的腿又麻了，哎哟哟……”
　　倪藻童年时候常有遐思。比如清晨起来上学，他买上一骨节烤白薯，一边就着冷风吃一边走一边用接长了的棉袄袖子擦稀鼻涕一边想，我是走在路上呢吗?可刚才那么困，捂在被窝里不想起炕。谁起得快，老员外，谁起得慢，小尿罐。这么说也白说。那怎么我现在是走在去上学的道上呢?也许这儿有两个倪藻吧?一个倪藻吃着烤白薯上学去，另一个倪藻还在被窝里睡觉吧?我好像知道那个倪藻困得那个样儿，叫也叫不醒，一眼睛的眵目糊……
　　这么想着走着，快到学校了，一顺白墙，一堆人。干什么的?原来是倒毙的一个乞丐……他不愿意看。他怕看。再看就迟到了。不知道是谁给盖上了一片破席，死人的两只脚还露在外边呢，两只鞋都张着大嘴，脚趾弯着，像鸡爪子……忽然，倪藻一阵骇然，他觉得那死去的说不定就是他。他怎么那么有把握自己还活着而死的是别人呢?他怎么知道那个死了的人没有另一个活着的化身呢?也许可以假定死者是又一个倪藻，又一个倪藻死了。又一个倪藻的两只脚趾弯着，身上盖着席片。与又一个倪藻相共存的将是又一个妈妈、又一个爸爸……又一个世界。当又一个倪藻死了以后，又一个妈妈、爸爸、姐姐、姨、姥娘当然跑来了，哭了:“我那儿(弟、甥、孙)呀，你这是怎么啦呀?”她们哭得那么伤心，声音那么大，都快叫这一个他听见了。就是这样吧?当每天一个活着的倪藻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倪藻正在死去的吧……就这样想着，这一个倪藻走进了校门，工友室门口贴着一个帖子:“酸枣面、杏干糖、果丹皮”，都是女生爱吃的玩意儿。他才好过了一点。
　　现在呢，在欧洲，在外国，在H市，在史福岗太太身边，在“得糊涂”的横幅下面，在赵微土的身旁，他忽然发现，旧事并没有消失。旧事不过是存贮在了H市的史太太家里。旧事也存贮在每个经历过旧事的人的心里。原来，除了现在的他以外，还有又一个他生活在旧事里。原来人们在五十年代告别四十年代，又在六十年代告别五十年代，就像人们离开了上海去了青岛，离开了青岛又去了烟台一样。人们一般以为，空间的旅行是可逆的，而时间的旅行是不可逆的。但是今晚，他获得了一次激动人心的体验，在八十年代，在异域，他发现了一些久已埋葬的过去。
　　考古?
　　连接。又续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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