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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欧的最后一天上午，倪藻他们在M市一所大学的东方研究中心做客。东方研究中心的女主任按欧洲人的眼光来看属于小巧玲珑型的，一副大眼睛非常活泼。她说，她主要是研究日语和日本历史、文化的，她的汉语讲得南腔北调。她说，她对中国非常有兴趣，现在，有一位华侨教她练太极拳，她每星期学练两次，每次四十五分钟。她还买了一本关于中国炊艺的书，已经学会了做几样中国菜。
　　伟大的中华文明!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对于中国“功夫”(武术)和烹调的称颂!
　　她的办公室充溢着松木的芳香。一切桌椅都显出自然的(人造的自然?)木纹，柜子里摆着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一些古玩仿制品。
　　她自我介绍说，她有四个孩子和一个亲爱的丈夫，每天下班以后，她要亲自料理家务，照料丈夫和孩子。因此，人们称呼她为wonderfulwoman——奇妙的女人。
　　她说，正因为在西欧、而——而且不仅在西欧——婚姻和家庭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似乎是处于解体的过程中，这样，就激发了一种反对的力量和思潮，他们赞成并向往东方的关于家庭伦理的价值观念。
　　和倪藻一道的一位中国学者听了喜形于色，他连忙说这一点很重要，他回去一定要把这个情况传达给中国人民。
　　小巧玲珑的主任的眼睫毛，非常灵敏地眨动着。
　　这时端来了一盘酥皮小圆点心。主任说，这是她亲手按照《中国炊艺手册》一书的介绍选料和制作成功的。倪藻他们纷纷品尝，香、酥、甜、咸，味道很好。馅是粉红颜色的，似乎放了奶油与草莓果酱，实是一种中西合璧的甜点。女主人兴致勃勃地问，像不像?能尝得出中国的风味来吗?大家纷纷称赞，并说在烹调方面，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是阻力最小，成效最卓著的。于是谈起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历史。女主任说，中国的文化是奇妙的文化，中国的历史是奇妙的历史，中国的生命力是奇妙的生命力，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奇妙的知识分子。她说，这种文化的发生、形成、发展和迄今的存在本身便是历史的奇迹，人类的奇迹……
　　但是近百年来我们大大地落后了。一位中国同志插嘴说。
　　你大概是指经济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女主任说。这当然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我们这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后果。有人认为，这种发达的消极面比积极面还多。人们越来越倾心于一种古老的、注重保护自然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文化。对于你们的悠久的历史来说，一百年只是一瞬间。显然，你们能赶上，你们能吸收一切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并且加以改造。比如说印度的佛教。还有马克思。还有俄国的革命。奇妙的是，你们既能吸收也能适应也能改造成你们自己的东西。西欧也面临美国的强大的影响，好莱坞、可口可乐、摩天大厦、快餐和摇滚乐。这里充满了矛盾冲突。我们同样也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个性。
　　尤其使我惊异的是你们的知识分子，女主任转换话题说。一年来我接待过不少来自中国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以前，受到了许多打击和迫害。我想，如果是我们这里的一位知识分子经历了那么许多不公正的、可怕的事情，他多半不会活下来。不自杀也要发疯。不发疯也要从此变成一个消极颓废、悲观厌世的人。有些人过得好好的还要厌世、还要自杀呢。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你们的处境刚刚得到些微的改善，你们已经毫无怨言地投身到国家的发展建设的事业中去了。如果不是亲自与你们接触，我也会怀疑你们的乐观和信心是被迫地违心地做出来的姿态。但我现在知道了，你们的乐观与信念是真诚的，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乐观主义的源泉在哪里呢?
　　那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
　　来自关于社会进步的理想。我们是一代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的理想，对于世界，仍然是最富有吸引力的。
　　中华民族特有的韧性、耐性、坚忍不拔的精神。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意志力量。
　　人们说的大同小异。倪藻没有说话，但是这个问题引起了他的思考。说也怪，在国内他已经听够了各种泄气话和牢骚，听够了各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半玩笑半当真的怪话。而恰恰是在离开祖国上万公里以后，在他能以更从容更宏观地观察和思考、能以异国为参照的时候，他自己也不能不惊异——中国的存在，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力量确实是奇妙的。
　　而这是很难让戴眼镜的奇妙的女主人了解的。甚至难以让自己的子女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上一代人曾经是生活在怎样的起点上。他们已经走过了怎样长的一段路。艰难、奇妙、别无选择。
　　“中国是神秘的，又是亲切的，”女主任最后说，一一握手话别。
　　中午饭后立即赶到了国际航空港，访问云云也不过是匆匆的一瞥，匆匆翻过去的一页。机票上写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起飞。就要回国了，倪藻既对这段旅行生活和欧洲不无留恋，又有一种“终于可以回去了”的轻松感。其实，他们离开北京刚满十三天。
　　他没有想到的是赵微土竟然特意从H市乘飞机赶来送他。赵微土的脸色比那一天要平静得多。他有一小包东西委托倪藻帮他带到北京，转交给他在国内的亲属。
　　“我很感谢您那天与我的谈话。我好像不那么难过了。但我有时候仍然想不通，好像是想不通，为什么做一个中国人是这么难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进步要这样难，要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呢?少付出一点代价，不行吗?您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里就是有许多人，他们一听到战争，一听到革命，确实是谈虎色变……”
　　扬声器里已经传出要求乘坐这一班飞机的旅客前往指定柜台办理乘机手续的通告。女广播员的声音干练而又温柔。
　　同团者催促倪藻去办手续。倪藻只来得及对赵微土说:“也许你是太年轻了吧?我说的不只是年龄。”
　　他挥手与赵微土告别，与送行的该国接待人员告别。赵微土也向他挥手。他踏上了电动甬道，他离赵微土越来越远了，赵微土忽然想起了什么，喊道:“史太太说，请你一定……”
　　人声嘈杂。倪藻只是从口型上看出来，是叫他向父亲问好。
　　当然。当然要问好，要说说史福岗在H市的公寓，说说史太太的生活，特别说说那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他在异国，在那里似乎接上了一段截断已久的胶片。那本来是永远死去了的、永远沉睡的往事。他曾经多么快乐地跨过了和埋葬了那往事，那比生活和人还要强的怨恨和残忍，那比怨恨和残忍还要沉重的无聊与空洞。他忽然又寻觅到了它们的遗迹，这是惆怅的。也许还有一点激动。但他似乎更有把握回答赵微土了。为了改变他童年时代领教够了的生活，这一切的代价，也许并不算太高。
　　但当他坐上了飞向北京的班机以后，当他飞行在厚厚的云层上，当他拿起了空中小姐拿给所有的乘客的中国边防站与中国海关制发的“入境申请表”和“海关申请表”的时候，离北京越近，离八十年代的中国现实越近，他越觉得没意思了。他为自己曾有的激动与惆怅而害羞了。
　　当然，也算是一个谈话资料。叫做聊充谈资。否则，他又能与父亲谈点什么呢?
　　然而连这谈话资料也已经是不需要的了。倪吾诚正在走向他的生命的尽头。
　　刚满七十岁的倪吾诚住院已经五天。不吃东西已经十多天了。发烧，喘不过气来，肠胃出血。大便黑如柏油。他躁动不安，只重复一句话:倪藻什么时候能回国来?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大限的到来。
　　“死”从来是倪吾诚喜欢清谈的一个题目。“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有时这样说。太阳系、地球、人类都有自己的时限。然而无可怀疑的是，在此一太阳系、此一地球、此一人类毁灭的同时，又有新的太阳系、新的地球、新的人类诞生和形成起来。他援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说。这是怎样地高瞻远瞩，怎样地令人超拔舒展呀，他补充赞道。想长生不老的人只能是个人野心家。我从宇宙万物中来，回到宇宙万物中去——最终一个“土馒头”。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在松柏常青、万物岑寂的坟墓里漫游，他常常带孩子在墓地散步。他常常默默地看着一个一个的墓碑，想象着死者的生的与死的烦恼悲痛。和这一切的最终的解脱。
　　医院说，没有病床。他没有领导职务，没有高级职称，没有社会头衔，不是代表人物，哪一边也够不着。只能回家躺下不吃不喝地便血。
　　倪藻回国以后，辗转托人，总算挤入了一间病房，进房前先在楼道停放了七个小时。医生检查，发现了他的时而窒息，他的内出血，他的不进饮食，他的周身躁动不安的痛苦。情况十分严重。怎么搞的?把病人拖成了这个样子才送医院?
　　倪藻只能报以歉甚的苦笑。
　　闹不清是病重才住院抑或是住院才病重。一住院——虽然病床的床单极为肮脏。由于是临时加床，床紧靠门口，一开门一关门都给病人造成极大的干扰——一切立即正式的严重化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顿地供氧。氧气瓶漆皮剥落、到处是锈斑麻点，像一枚不祥的导弹，停放在病房门外。病房太小。为了保证一定的湿度，氧气要先经过一个盛水的瓶子。瓶子里时而出现一个又一个微小的气泡，如衰弱无力的沸腾，而后复归于静止平息。这是倪吾诚的生命仅有的、勉强的、不稳定的生灭。
　　滴注葡萄糖与生理食盐水。万能的滴注瓶子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支在病床栏杆上的金属架上，它的万能似乎正是它面对病魔和死神的无能的标志。注射止血与调节血压的药剂，发现血压过低的时候使之升压，反之又让它降下来。于是不再躁动了，他闭上了眼睛，呼吸沉重如哀痛的呻吟，脸上或有不可知的与微不足道的表情掠过。经过这些处理以后，每天已可以咽下几勺藕粉。我回来了，我去了H市史福岗的家。史福岗不在，但是史太太在。她问候您。
　　啊，啊，好，谢谢。谢谢史太太。
　　我已经问过医生了，他们说问题不大，一定会好的。很快就会好的。他们会精心治疗，您不要着急……
　　啊，啊，好。谢谢医生。谢谢大夫。
　　�努努爬纯赐�您来了……
　　谢谢�努努拧�…
　　没有睁眼睛。本来睁眼睛对于倪吾诚也早已失去了意义。他失去视力已近十年。那是刚到“五•七”干校以后不久，发现了他的严重的白内障与青光眼症。需要做手术。县医院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那时是赤脚医生在占领医疗阵地。倪吾诚突然表示了态度，他声称他坚决热情地支持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准备用他的一双眼球来支持。他的这种热情支持甚至使对他进行监督改造和群众专政的“左”派们也目瞪口呆。按照“公安六条”的规定，不得参加文化革命的倪吾诚“左”起来竟能使真正的理直气壮的红“左”派黯然失色。而后他基本上丧失了视力。你又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眼睛如果不交给赤脚医生，就一定能够得救呢?倪吾诚雄辩地反驳埋怨赤脚医生也埋怨他的轻信的亲友。
　　几年之后跌跤跌断了右腿的小腿骨——本来他的小腿骨就长得过细。这使他自幼就深感痛惜。半年之后他的小腿骨愈合了，但是两条腿的肌肉已经同时萎缩，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住院一个星期以后，他忽然缓慢地却又是清晰地说:“也许用不着多久了吧?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母亲临死的时候，她曾经说过，人咽一口气，也不容易。这话我至今还记得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间屋子还空着呢。”
　　然后就沉沉地睡过去了，医学上叫做昏迷。叫做脑软化。
　　又过了四天，经过了多次抢救。终于来到了一个时刻，刺耳的电铃响起，所有的医生跑了过来，人工呼吸，按摩心脏……更像是仪式。一切都不必要了。大家放了心。
　　这个高大身材的人死的时候蜷曲成了一团，眼窝、两腮、胸腹深陷。像一个吐完了丝的缩成一团的蚕蛹。却没有蛹的饱满。
　　倪藻说，他死了。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
　　静宜听说倪吾诚的死讯后说，他死了，为社会除了一害。我恨他。死了我也恨他。我恨死了他。衰老的静宜说起他来仍然面色青白。
　　只有倪萍独具慧眼，她认为静宜这样说其实反而反映了某些残存的对倪吾诚的感情。
　　倪吾诚和静宜的第三个孩子，倪萍和倪藻的妹妹倪荷至死没有见她的父亲。倪藻曾经谨慎地把父亲病危的信息告知了倪荷。终于，没有见。
　　在倪吾诚失明以后的十年里，见一见倪荷的愿望折磨得他几乎发狂。他几次在见到倪藻以后谈起他见倪荷的愿望，他说他只想听一听倪荷的声音，摸一摸倪荷的手，倪荷拒绝叫他爸爸也没有关系。他援引一位外国名人的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瞎了，她昼夜思念着儿子，她想摸一摸自己的儿子，但她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她的儿子反而先死了。她要求，哪怕是遗骨，她也要亲手摸一摸……说到这里，倪吾诚呜呜地哭了起来。然后他又讲了已经给倪藻讲了不知多少遍的巴甫洛夫的狗的故事。他愤怒地用控诉的语言说，倪荷对他的态度是对他的虐待，是故意的冷淡，是折磨，是不流血的谋杀。他的哭泣与锐利的语言使倪藻同情，也使倪藻愤慨和厌恶。这一类的话倪藻已经听了几十年，从解放前听到解放后，从童年听到青年、中年，够了!远里不说，解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从倪藻还不过是十几岁的时候，就不是儿子向父亲诉苦、抱怨、求助，而是反过来，父亲向儿子诉苦、抱怨、伸出求援的手。每次见面倪吾诚差不多都要讲自己的不幸，自己的耻辱，自己的痛苦。一想到自己在少年、青年时代听了这样的话是怎样地受不住，怎样地如同得了热病，倪藻不禁也发起狠来。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吗?他竟能对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的孩子大发神经、叫苦连天，他竟能把自己的灵魂里的沉重负担转嫁给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在自立以后反而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情打扰过父亲。如果说生活冷淡了倪吾诚，倪吾诚不是更加十倍百倍地糟蹋了、耽误了、背叛了生活吗?他究竟为家为国为社会为他人做过一点什么呢?这样想下去倪藻只能发抖。
　　倪荷与父亲的彻底决裂大体上也是这样引起的，虽然倪藻不知道个中细节。在倪萍和倪藻的榜样的带动下，在“新社会人和人的一切关系都是新的善的美的”的信念下边，五十年代后期与六十年代初期，少女倪荷曾经非常友好地动情地对待父亲，虽然在她的记忆里几乎就没有过这样一个父亲，而且解放初期父亲就已经与母亲离婚，而她当然是跟随着母亲的。倪荷对待父亲的态度曾经与任何女儿对待自己的生父无异。她买了猪头肉给父亲下酒。她劝父亲少吸几支烟。她骑上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看望父亲。然而倪荷的神经终于没有经受得住父亲的唠叨与牢骚。她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与父亲断绝来往，便有可能变成父亲抓住的一根稻草，父亲终生是溺在水里的，他势必要拉住这个那个与他同归于尽。她后来气恼到那种程度，不能原谅到那种程度，使倪藻也为之瞠目。
　　只是在最后的一年，倪吾诚没有再提过倪荷的事。他已不抱希望。他似乎自知不起，虽然他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对“病很快就会好了”表示怀疑。在最后的时刻他对一些人一些事的反应只剩下了“谢谢”。他终于不再骂人、不再叫苦连天、不再发牢骚了。
　　难道对于这样一个人，死真的是一种安慰，一种解脱吗?
　　而且，事实上，他死以后，他的亲属们生活得更轻松、更单纯、更容易一些了。一位亲属在他死后痛哭失声，这是唯一的一个为他哭出声音来的人。她边哭边说:我现在想起他的好处来了。事实就是这样，他只是在死后才被个别人想起了好处。他的“所在单位”的有关领导人员也终于为他的死长出了一口气。这个单位有了这样一位先是工作人员后是退休人员最后临死前几个月被“落实政策”从“历史反革命”又变成了“离休老同志”的人士，确实是这个单位“倒了血霉”。最后，就在太平间的存放尸体的冷藏柜旁边的平台上，举行了与倪吾诚的遗体的告别仪式。告别是冷漠的、无所谓的。大家只希望这些程序快快结束。
　　能带来一点生气的是火葬场来收尸的年轻哥儿们。家属按“规矩”给他们贡献了香烟和白酒，他们嘻嘻哈哈，有一种得道者的超脱的洋洋自得。虽然家属提出了一些哀求，还是没能防止尚未融化的冻硬了的尸体运输途中在灵车上颠颠跳跳碰碰撞撞。尸体直接拉到了火化炉前。那里是极为惨烈的生离死别的关隘。还离得远远的，便开始听到了从那里传出来的这个那个死者家属的疯狂的撕裂人的肝肺的痛哭声。几个同样失声痛哭的人拉着一个哭得最惨并且不住地要向火化炉扑去的妇人。这样的哭声像是为死者，更像是为自己。人生一世，人生一世，又有谁能逃脱以大哭始、以狂哭终的命运呢?又有谁能在回想自己的一生的时候能不大哭一场呢?
　　为倪吾诚送葬的队伍是空前平静的。平静得堪称模范。没有眼泪。没有呜咽。当然，更没有号啕。
　　没有让别人——任何人为自己的死去而真正痛苦，这大概是倪吾诚一生中做到实处的唯一一件好事。
　　然后办手续订下了价格比较低廉的一个骨灰罐。就这样永远地结束了。
　　还有一个细节，死者到死没有混上一只属于自己的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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