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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倪藻，甚至包括静宜也相信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埋葬了一切旧有的痛苦。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海滨城市做校长的倪吾诚不久便与进驻了那里的海军基地的美国人交上了朋友。他曾与一个美国人一起去那里的海水浴场游泳，他曾亲眼看到那位美国人被凶恶的黄海鲨鱼叼断了一条腿，那位美国人终因血流过多而死去。在这个时期，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大大激起了爱国心的少年倪藻正在狂喜地欢迎“国军”的到来。
　　倪吾诚后来便失去了他的校长的职位，他以一个失业者的身份回到了北平——又改名北平了，回到“家”，好像一个寄住的客人，好像一个体内的异物。这时倪藻的欢呼胜利与欢迎“国军”的热情已经被现实粉碎，到处是贪污横行，物价飞涨，腐败堕落，人们的处境比在日伪统治下面很难说有多少改善。父亲的归来与失业又给这个麻木的、苟活者的家庭带来了纷争火并的潜伏着的巨大危险。但又毕竟给倪萍和倪藻，主要是倪藻带来了某种安慰。倪萍十三岁了，她已经拒绝与父亲一同外出，不论是去什么地方。这种固执使倪吾诚大发雷霆，觉得不可理喻，觉得倪萍不大方、憷窝子。他激动地说:我最不喜欢的是动不动就“俺不”的人。一个女孩子，应该打扮，应该生活，应该愿意穿自己有的最好的衣裳，应该磊落大方，不应该鼠头鼠脑、畏畏缩缩、羞羞答答……这次倪吾诚的“我不喜欢”云云并不需要静宜的反驳痛斥。因为倪萍没等他说完就回了一句:“废话!”再加一句:“讨厌!”倪萍回身就走了，根本不承认这样一个父亲的存在，更不要说什么权威不权威。如果倪吾诚穷追不舍，女儿就会转过脸，死死地看着父亲，用无可讨论的认真的语调说:“您在外边吃喝玩乐够了吧?没有饭吃了吧?所以您回来了。不是听说您又娶了一个了吗?”
　　只有倪藻还稍稍保留一点对倪吾诚的常常夹杂着外国语词的空谈的兴趣。倪吾诚带倪藻看过一次针眼，但不是去光明眼科医院。倪吾诚还带倪藻去吃过一次饭馆，是杜公请的客。在饭馆被请吃饭，倪吾诚老练、亲切、彬彬有礼。从选择桌位到看菜谱到向侍者提出什么要求，他都做得恰到好处。而他的心情和容光就更加精彩。他俨然是一个快乐的君王。后来倪藻当面对父亲说，一顿好饭就能改变您的世界观。倪吾诚哈哈大笑，点头称是，并说这符合唯物论。
　　倪吾诚与儿子结伴去洗过几次澡。难为那个浴池的老工人。阔别几年，他竟没有忘记嗜浴的倪吾诚。倪先生，您好啊?您发财呀!来壶香片吧?要不，咱们还是高末?
　　一直没有找到正式职业、陷于困境的倪吾诚在一九四六年春突然决定去解放区，去投奔共产党。在此以前他收到了他过去的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的信，他们现在都在解放区。此后他又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他说，我要去看看。他们反对剥削，反对封建我赞成。他们斗争地主，我也赞成。我就是从地主家庭出来的，我认为对待地主的斗争，怎么残酷也不算过分。特别是那些地主婆娘，就是要狠狠地惩治她们。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散播着各种关于土改的谣言。最可怕的一种是说农民斗地主婆娘时把一只猫放到地主婆的裤裆里。倪吾诚听了以后兴奋地说，对待有些个地主婆娘，就欠用这种办法收拾，他拍手称快。中国这个国家，不这样就翻不过一个个来。大家都劳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更赞成……
　　生活已经腐烂到了这种程度，痛苦到了这种程度，完全不同的人，就是那些食利者剥削者的残渣余孽，那些不甘心一切照旧、坐待灭亡的生活在历史的夹缝里的畸零人，也真心企盼着暴风雨，祝愿着断层地震、天塌地陷、火山崩发、江水倒流。这个世界非翻它一个滚不行了，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倪吾诚说走就走了，革命去了。他的“革命”就像一个受潮多年、哑然多年的、早被认为“臭”掉了的炮弹的爆炸。知情人目瞪口呆。
　　而真诚地与急剧地革起命来的是倪藻。他如饥似渴地吸收了、接受了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他绝对不能像他的上一代人那样卑劣地生活。他与无孔不入的可怖的旧生活的黑暗殊死决绝。他完全相信战场上、刑场上、监狱里的鲜血，这鲜血便是起死回生的活命水。只有这样的鲜血才能洗涤中国的太多的污垢。这鲜血将拯救千千万万化为石头的奴隶。他自己准备洒出自己的少年的热血。随时准备。革命确实是火炬，是灯塔，是太阳。革命是驱动的最强大的马达。有了革命以后时代是怎样的不同了，生活是怎样的不同了，他自己是怎样地不同了!没有革命还不如死。
　　革命的政治热情使他改变了对许多人的认识和态度。到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的时候，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渐趋高大。这里只有一个原因，父亲一九四六年便去了解放区，他当然是好的、伟大的了。虽然倪藻意识深处也不无困惑，因为他记忆中的父亲的形象实在与他追求向往的革命鲜有共同之处。直到许多许多年之后，在倪藻的许多幼稚的幻想和他童年的关于金丝雀与活命水的幻想一道破灭以后，他才明白:革命并不是神话中的活命水，它并不能立即改变一切，并不能立即重新排列人形活动。不是因为革命不够伟大，而是因为革命的路是那样实在、曲折、漫长。即使可以批评革命没能够那么理想，像有些人所希望、有些人所应承的那样，又难道可以不革命吗?
　　革命以后的倪藻立即断定姥姥姜赵氏与姨姨周姜氏——静珍——姜却之是丑恶的、没落的、注定了要灭亡的。因为她们是地主。也许她们没有本事成为现实的反革命。但倪藻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社会获得新生——起死回生的时候对这两个可怜虫和她们所属的阶级一起被摧毁被消灭被埋葬入坟墓爱莫能助。如果她们注定了灭亡，就早一点快一点灭亡吧!她们的一生也是旧社会的无数罪恶之一种罪恶的代表吧?其实即使没有革命她们自身的腐烂也注定了她们不会有更不可耻的结局。说不定更加丑恶可怖。她们的无望与倪藻这一代人的无限光明无限希望不正成为鲜明的对比吗?不是倪萍也被汹涌前进的革命的洪流卷进去了吗?
　　一九四九年倪吾诚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北平的。他穿着统一发的灰色干部棉衣。他享受着供给制“中灶”待遇。他的身份是当时非常时髦的一种短训班性质的“革命大学”的研究人员。但他的革命性立即受到了倪藻的苦恼的怀疑。因为第一，他去了解放区，他胜利了，但他不是共产党员。第二，不久他就离开了革命大学，应聘到一个不怎么革命的私立大学做讲师去了。
　　一九五○年完全在倪藻的努力与调解下实现了倪吾诚与姜静宜的自愿协议离婚。单为这倪藻也想称颂革命一生一世。没有革命绝对不可能设想这个不幸的、可怕的婚姻的正常终结。一九四九年，倪藻曾经以为革命能使他的父母和解，看来革命还没有这样的无所不能的力量，这略有遗憾。但当父亲与他谈起离婚的愿望的时候他支持了父亲。他坚信崭新的社会将会建立起崭新的、友爱的、文明的人与人的关系，而父母的正常的文明的离异便是这种崭新关系的一部分。
　　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前倪吾诚迫切要求、具体安排先是与静宜、与孩子们一起合影，然后与静宜合影。合影时是那样亲切温柔。世界上只见过这样的结婚照，却没见过这样的“离婚照”。在这两张照片上倪吾诚的形象是一个慈父，是一个贤夫，是一个至仁至爱的耶稣。他伸开自己的手臂拥搂着妻子儿女，双目含泪，似乎生怕这幸福的家庭的失却。照照片的过程甚至使静宜产生了错觉——也许他改变了离婚的念头?说到底，静宜仍是不愿意离婚的啊。
　　领了离婚证以后，从街道办事处走出来，走在胡同里，倪吾诚哭成了泪人儿。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他一再重复。他的声音哽咽，他的喉结滚动，他边哭边说整个改变了腔调。那个狂狷的、自负的、视静宜如草芥的倪吾诚已经被一个多愁善感、善良软弱的倪吾诚所代替。结果倒是静宜显得冷静得多，她尽量用新名词安慰(!)倪吾诚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谁让我们生活在那样的旧社会呢……我祝你今后前途远大、生活幸福。
　　然后是倪吾诚的第二次婚姻。结婚以后一个星期便是大争吵……大争吵的程度很难说比与静宜的争吵更温和。新的妻子坚持说倪吾诚欺骗了她，什么教授，什么老革命，什么前一次婚姻已经了结清楚……原来倪吾诚竟伟大到这种程度，新婚后三天便拿出与静宜与孩子的离婚合影给新婚的妻子欣赏，并抒发自己的善良的人道主义……
　　在那个私立大学的实践证明了他没有在解放后的大学授课的能力。他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材料、自己的知识、自己的逻辑。他压根儿连自己的工具书与资料书也没有。但他又不乏机智和一星半点的创见，他不会也不肯接受现成的哲学模式、照本宣科。他讲的课经常是前言不搭后语，抓不住论点，抓不住中心，抓不住思路和逻辑，使学生听了不知所云的。虽然他对学生的态度极好，而且不论课堂内外，他时时流露着、抒发着对马列理论、革命理论的由衷的赞美的热情。
　　院系调整以后他变成了无课可授的大学讲师。说是搞研究，他塌不下心来，钻不进去。他羡慕红火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像老处女羡慕着爱情。他的兴趣剩了两条，一个是吃饭馆，一个是游泳。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开业不久时，为了吃上一顿俄式西餐，他怀里揣着一坛茅台酒，骑车十公里，瑟缩着在寒风中等了两个小时。他的样子更像一个叫花子。
　　而一到夏天，他就变成了游泳狂。解放后开辟了、修建了许多游泳场所，毛泽东主席又身体力行地提倡游泳。倪吾诚的癖好能从洗浴发展到游泳，显示了时代的进步。他每天都花费两个三个四个小时去游泳。他游的姿势不好，没有速度，但十分老练稳健。他下一次水可以连续游两三个小时、几公里不上岸。一到夏天他就晒成了一条瘦瘦的黑鳗。
　　四十五岁以后，他开始学跳水。他颤颤巍巍地走到三米高的跳台上，俯视游泳池的水面，一站就是五分钟。在他身后排队等候跳水的顽皮少年等得不耐烦了便冷嘲热讽起来。快呀，别害怕呀!您老这是何苦，要是踒了腰可不是闹玩的。哟，这位老爷子还那儿运气呢!
　　他终于百分之百地平拍着离开了跳台，啪的一声，实实着着地打在了水上，水花四溅，遍体通红，四周一片哄笑。
　　那究竟是跳水、还是自杀呢?
　　如果游泳以后口袋里还有钱够喝啤酒两杯，一碟爆两样，哪怕只是一碟麻婆豆腐，他的情绪就会迅速高涨起来。我才四十多岁，我的潜力百分之九十五还没有发挥出来，我现在搞事业并不晚。我准备研究黑格尔、老子、孙中山、王国维和鲁迅。我要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思想去总结消化古今中外一切哲人的思想遗产。而且要批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我还可以搞翻译，我可以著述，我可以……许多资质相当鲁钝的人现在不也在著书立说吗?这不但是事业，也是一种很好的生产。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表了著述译述，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等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我给你们一人买一辆新自行车……
　　许多次倪藻都真诚地相信了父亲对自己的潜力的估计。而眼看着一个人为自己的潜力的沉睡而痛苦，或者如影片《徐秋影案件》中徐秋影所说，“我是一粒不幸的种子，蒙受着永世不得发芽的痛苦”，这本身就足以令人跌足痛惜。倪藻动情地用各种美好的新社会的语言鼓励父亲，安慰父亲。要进取，要艰苦奋斗，要爱惜时间。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不要患得患失。要克服鼠目寸光的个人主义和夸夸其谈的个人英雄主义。要目标始终如一，要刻苦地劳动，一分汗水一分成绩，天才即勤奋，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
　　可我不是圣人。我早就对你说过，两个大问题压迫着我，妨碍着我的潜力的发挥。第一，我的婚姻和家庭。第二，我的社会地位。我已经早就过了不惑之年，我得不到尊重和理解。
　　倪藻生气了，他与父亲辩论起来，一个有出息的人会这样吗?毛主席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你怎么永远没完没了地强调客观呢?您读过没读过安徒生的一个童话呢?说是有一个坟墓，有一个墓碑。墓碑上说，这里埋葬着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出诗的一行。还说这里埋葬着一位伟大的将领，但他一直没有得到统帅军旅的机会。这里埋葬着一位发明家，但所有发明的构想还只存在在他自己的头脑里……
　　倪吾诚也悲愤起来。在《阿Q正传》这篇小说中，地位最低的人是小尼姑。连小D也打不过的阿Q，却可以摸摸小尼姑的光头皮，小尼姑只能哭着骂一声“杀千刀的阿Q”。可我呢，我现在的地位还不如小尼姑。我是次小尼姑。那些败在小D和王胡手下、见了赵太爷就发抖的阿Q们，却都可以随便摸我的头皮。我呢，连一句“杀千刀”的都不敢骂。这就是说，我周围的几个资质鲁钝、既没有真才实学、又没有革命的真诚性的阿Q们，他们看准了我的头皮好摸。他们把我看成一个落后分子，一个老油条，一个包袱。他们甚至于批评我无所事事，一味游泳……这样下去，我准备辞职，弄一个小煤球炉，做家庭主妇。不对，我不是“妇”，我是家庭主“男”。
　　这样的争论使倪藻喘不过气来。幸亏倪藻是那样欢乐地拥抱着欢乐的新生活，才没有在“次小尼姑”“家庭主男”这种独特令人发指的词儿的刺激下失眠太久。
　　在快要结束一次争论的时候，在倪吾诚快要与儿子告别的时候(一般情况都是倪吾诚来找儿子，因为儿子忙而父亲闲)，倪吾诚又多半能把情绪扭转过来。他会说，我对前途是乐观的。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种困难和牢骚，毕竟只是暂时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这一切困难都会烟消云散。
　　这最后的表示态度实在不像是虚伪的。一方面是对具体处境的无比怨毒的牢骚，一方面是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的对党对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始终如一的歌颂。倪藻无法理解这二者是怎样统一在父亲身上的。倪藻同样找不到任何父亲虚伪地歌颂的必要与可能。这里没有任何作假的动机!入党?提升?捞好处?这一切算计都与倪吾诚无关。
　　一九五四年倪吾诚宣布要写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文章。倪藻对此颇为怀疑，父亲难道是马列主义的?简直是笑话，是对马列主义的嘲笑。两周以后，写完了。寄给一个大报，又两周以后，报社寄来了校样。倪吾诚欢欣若狂，见人就拿出报社寄来的校样，见人就宣布他的文章即将在某大报上发表，见人就宣布这是他的事业的一个转机，他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见人就发出邀请，他在得到稿费以后将要请各位朋友吃饭。他并且征求意见，你们愿意在同和居还是萃华楼?烤鸭店还是海味店?一连许多天，步履轻盈，笑容可掬，慷慨大方……羽化而登仙。
　　在改了两次校样，在不知通知了朋友们也通知了孩子他的文章明后天就要发表出来多少次以后，报社通知他，那篇文章不用了。
　　他面如死灰，几乎被打倒在地上。他骑自行车骑了一个半小时去找早已独立生活工作的倪藻，说话时牙齿格格地响。接着他就腹泻起来，不能自持……然后他大骂报社，声言报社玩弄了他与凌辱了他，声言报社有人剽窃他的文章的论点。一个星期以后，他老了。
　　一九五五年，他在肃反运动中被“揪出来”了。罪名是汉奸与国际间谍嫌疑。后者指的是他与史福岗等外国人的交往。被批斗期间，他老老实实，无一句怨言。他承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的言行几与汉奸为伍。在浴血抗战的老同志面前，他承认自己是民族的败类。他表示愿意接受“祖国的裁判”。说这个话的时候右手比划着，戳动着上衣的第二个扣子，含义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在该处接受一粒枪子儿。
　　批斗了一阵子，也没斗出个三七二十一，便不了了之。运动结束了，宣布倪吾诚的问题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于是倪吾诚激动悲愤起来了，他见人便讲司马迁受宫刑的故事，“凌辱”，这个过去喜欢用的词儿又挂在嘴上了。同时，不论在会上会下，公事场合私人场合，他声明说，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受到了“凌辱”就动摇对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对于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后面的这几句话，还有他经常不忘记说的类似的话保佑他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一九五七年。有几位同事，他认为是欺侮小尼姑的阿Q、小D之类的角色，他们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揪被斗被划为“分子”了，他甚至抱着几近“左派”的快意的情绪。认为“反右”斗得必要，好。经过组织批斗而使自己的威信空前提高的一位政治工作干部在运动后期与倪吾诚谈过一次话。谈话者说，你还是要求革命的嘛……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
　　倪吾诚常常援引这次谈话，边说边笑，颇欣赏其幽默。又自嘲说，这实乃是最大侮辱。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当中他几次踊跃报名去参加劳动。他口头上对劳动的光荣伟大美好抒发备至。他引用巴甫洛夫的话说，我爱脑力劳动，也爱体力劳动，但我更爱体力劳动。他又援引斯宾诺莎的例子，斯宾诺莎是著名的荷兰哲学家，但一生以研磨镜片为生。他赞美体力劳动很真诚，但干起活来一塌糊涂。下乡的时候他常常因病请假。有时候在地头上连吸五支烟不下田。遇到人家侧目看他，他便拉长声音，似是意在模仿老革命又模仿得一点也不像地叫一声同——志，列宁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可是您只会休息，不会工作。侧目而视的同志沉下脸说。那当然也是……缺点，倪吾诚大笑起来。但他又有一次发烧三十九度去稻田薅草，干了二十分钟便跌倒在水田里，满身泥水，害得好几个人来救助他、照料他。有人愤怒地指出他这是有意破坏，给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的光辉创举抹黑。而从此，一开什么谈心会他便举自己跌入水田的例子，说是从中可以阐发辩证唯物论的规律，人的体温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自己的劣根性，“从幼儿园开始补课”(这是他创造的一个提法，比流行的“从头学起”之类更生动)的必要性。然后就是与带队人的争吵，因为带队的人批评他不该去农家喝酒吃狗肉。他激动地问道，是什么人对农民喝酒吃狗肉感到如此格格不入呢?
　　一九六○年食品供应的困难使倪吾诚失魂落魄。他躺在床上不起，呻吟，声言自己要饿死了。见到每样能入口的东西他都瞪起大眼睛来。一九六一年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在高价的高级饭馆吃饭。他吃了又吃，吃了又吃，吃了又吃。当晚得了十二指肠溃疡。腹外科手术后他又老了许多。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倪吾诚素日眼中的几个“阿Q”宣布根据“公安六条”规定，倪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不得参加革命。他急火攻心，犯了青光眼，眼底压高上去了。但他到处讲，他认为这才是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次革命。他早就盼望着、要求着、准备着这样一次大革命了。这是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的一次革命。就是要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不敢绝对，正是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他表示了对文化革命的领导人的敬意。其中当然包括“敬爱的”江青“同志”。他毕恭毕敬地颇有情感地、小心翼翼地吐出了这个名字。当他提到他拥护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旧”的时候，他激动得使声带的震动发生了变异，发出了一种相当奇特的有感染力的含泪的声音。显然他准备与“四旧”决一死战，他是“四旧”的永不妥协的敌人。他说只有毛泽东共产党才可能发出这样伟大的号召，向万恶的“四旧”宣战。我也是“四旧”，我身上浸透了“四旧”的东西，陷入“四旧”，为之痛不欲生却又不能自拔。“四旧”害死人!“四旧”使中国陷入变“修”变色，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如果破“四旧”时需要把我破除或者肉体消灭，我举双手赞成!求仁得仁，死而无憾，誓死捍卫，坚决拥护，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的发言使警惕地注视着倾听着的红卫兵、“金棍子”与前“阿Q”们目瞪口呆。对于“公安六条”中规定的各种“分子”们，他们本来最善于听一句批一句听一句批十句批个体无完肤的。而对于倪吾诚的激动人心的“革命”发言他们竟不知怎样批才好。最后为首的一个专政组长之类的角色只能勉强说了几句门面话，承认倪吾诚你的态度还是好的，但是今天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主要还是认罪和改造的问题，是别人革你的命的问题而不是你革命的问题。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散会。如果不立即散会，或许倪吾诚会讲出新的一段更加崇高激越的革命话来。
　　一九七八年以后，大女儿倪萍嘲笑已经基本上双目失明的倪吾诚在文化革命初期的极左言论，说他真是个小丑。倪吾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是我拥护破“四旧”，真的，今天仍然希望能真正做到破“四旧”。我感到遗憾的恰恰是我们并没能真正把“四旧”破除掉。
　　说公平话，倪吾诚的“要求进步”不仅在于他的惊人的革命言论。他也还是花了许多力气读马列的书。其中他读的最认真的是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与《哲学笔记》。他几次读《资本论》，似乎始终没有钻进去。但对列宁的哲学著作，他是认真研读，认真吟味，通篇通篇地画红线、画勾画圈、加眉批、加惊叹号，自觉热情无尽，快乐无穷。而且只要他读了一点，自以为体会了一点，高兴了一点，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别人。有时为这专门花四分钱去打公用电话，告诉他的为数不多的友人他读马列有了新收获。见到孩子乃至偶尔一来、多年未见的乡亲也是不问寒暖，但谈马列。有一次给正在紧张地开会的倪藻打电话，说是我今天度过了最高兴的一天，因为再次读了列宁对于“物理唯心主义”的批判，而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于他来说，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具有安身立命的意义的问题。孔夫子就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他今天再一次“闻道”了，他很高兴，他希望本周以内和倪藻一起去康乐餐馆吃一次“赛螃蟹”。然后他大骂他心目中的王胡、小D一类人物，他们居然著书立说大谈马列主义，这些人从前都是宣传程朱理学、贝克莱主教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嘛，以他们的品质、他们的低能——他们连游泳都不会嘛，他们懂什么马列主义?
　　父亲的“次小尼姑”“家庭主男”什么什么的牢骚已经常常使倪藻的神经觉得支应吃力，父亲的具体内容很少但热情很高的理论发挥也渐渐使他不耐烦起来。父亲对倪藻一直是很好的，倪藻已经几乎是唯一肯听他发牢骚、谈理论的人了。身体健康的时候，倪吾诚一次又一次去找倪藻，甚至使倪藻觉得不胜其负担。于是倪藻不能不实行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不能不常常拒绝父亲的邀请，有时候父亲来找他他也只能把父亲晾在一边，最后发展到下逐客令。否则，他的工作、学习、生活、休息都将受到无尽无休、得寸进尺的干扰。
　　在倪吾诚的晚年，他几乎每天都等待着倪藻来看他。但倪藻太忙了，他有时候一个多月，有时候两个多月才来一次。来的时候倪藻是带着歉意的，他想好好地问候一下父亲的起居，也想谈谈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当然，倪藻早已就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而且已经经历了一番沧桑。但见面以后倪吾诚根本不给儿子以说话乃至问安的机会。倪吾诚好像生怕失去这个与儿子说话的机会，急切地混乱地东一鎯头西一棒槌地说这说那。他说他就像《天方夜谭》里渔夫故事中的魔鬼，魔鬼被装到瓶子里沉入海底去了。在最初五万年，魔鬼想谁要把我救出来我就把全世界的金子都赠送给他。五万年寂寥地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搭救他。第二个五万年开始了，瓶子里的魔鬼想，如果有人救了我，我就把全世界的宝石送给他。又五万年寂寥地逝去了，仍然没有人搭理他。于是爱变成了怨和恨，希望变成了绝望的愤怒。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经过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实验所证明了的。装在瓶子里的魔鬼在痛苦地白白地无望地等待了十万年以后，他决定，谁把我救出来我就把谁吃掉!
　　最后的一句话他讲得激昂慷慨。他接着说，冷淡和让别人白白地等待，是感情的虐杀，这是人类最严重的一种罪行，是不人道的……倪藻听了这话最初是心怦怦然，后来是由怦怦然转向木木然。之后，倪吾诚急急忙忙地谈休谟和费尔巴哈，谈马赫主义的荒谬性，然后谈到他的祖父在家乡提倡天足的勇敢反传统精神，然后谈知识就是力量，然后谈他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坐过飞机，他希望能有机会坐坐飞机，然后谈吸烟的害处，然后谈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然后谈他需要一个助手，由他口述，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然后问倪藻是否给他带来了好一些的烟，现在净给他吸丙级烟，这太恶劣了。然后谈少年时代上厕所从未用过卫生纸……
　　到了倪藻该告辞的时间了。倪藻看出了对于他的告辞父亲是怎样的依依不舍。父亲与他，几乎变成了一种“单相思”的关系，这使他不安。但他实在无法再对父亲表示更多的关心、希望和温情，连听父亲的话都需要他付出极大的抑制力。他每次的到来都只能使他下次来以前更加犹豫，更加不想来，更加不想充当晚年溺入绝望的汪洋的父亲的偶尔抓到的一根稻草。
　　倪吾诚的晚年倒是赶上了很好的政治气候。先是承认了他一九四六年去解放区的革命经历，否认了他的既往有汉奸问题或国际间谍嫌疑，进而承认了他的“离职休养老干部”的光荣身份，每月照发百分之百的工资而不再是只发百分之七十。接着由于他的一再要求给他派来了助手。助手每天来半天，由他口授，写学术文章。助手来了个把星期，实在抓不住他的口授的重点与逻辑，实在不知所云，便不再来。为了贯彻对待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的政策，便又换了一位十分耐心和随和的助手，助手来了一些时候，受到非常礼貌的接待，他也非常足够地礼貌地对待倪吾诚及其家属，然而，著述始终未能完成。
　　有一次倪吾诚相当清晰地感叹地说起一件事。那时倪吾诚还在“五•七”干校，那时倪吾诚的眼睛还没有因为支持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受损。他说和他编在一个“连队”劳动的一位女同志，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常常对他谈论自己在延安的经历。女同志回忆着延安的生活说:“那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倪吾诚说他听了女同志的话沉思良久，他问自己:你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最后他的结论是:
　　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
　　可怜吗?倪藻却觉得骇人听闻。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他失去了双目的视力，他失去了双腿的功能，他白白地浪费了失去了那么多日月年华，他如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却在说什么他的黄金时代尚未开始，倒像明天或者后天，明年或者后年他能大放光芒似的……这既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这既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劝慰。因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轻佻，是脑袋掉了不知道怎么掉了的混账!
　　这究竟是什么呢?在父亲辞世几年以后，倪藻想起父亲谈起父亲的时候仍能感到那莫名的震颤。一个堂堂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既留过洋又去过解放区的人，怎么能是这个样子的?他感到了语言和概念的贫乏。倪藻无法判定父亲的类别归属。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堂吉诃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埋没者?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Q?假洋鬼子?罗亭?奥勃洛摩夫?低智商?超高智商?可怜虫?毒蛇?落伍者?超先锋派?享乐主义者?流氓?市侩?书呆子?理想主义者?这样想下去，倪藻急得一身又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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