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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在我国西北边疆的深山峡谷中，行驶着一辆哞哞地喘息着的长途客运汽车。汽车里坐着倪藻和他的姨母姜却之。解放以后她的户口上的名字一直是姜却之。两个人满面风尘，形容憔悴。倪藻是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波及受挫以后来到辽阔的大西北的。他特地到北京接了姨母到西北去，帮他料理一下家务。他们已经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了，还要坐三天长途汽车。火车上他们坐的是硬席。姜却之有几次瞌睡得从座位上出溜到地板上，有一次整个人倒在了地板上。倪藻困到了极点，便横穿座位躺到了硬座下面的地板上。地板肮脏至极，鼻涕黏痰、瓜子皮鸡蛋壳以及各种垃圾，都有。但他仍然香甜地睡着了。
　　与火车上的艰难困苦相比，昼行夜睡的汽车旅行生活倒显得舒服多了。这是他们旅行的最后一天了，汽车走在深山密林之中，草地峡谷之旁，一路上雪峰、云杉、羊群、木屋、湖泊、涧泉、马匹、牧人……都令人心旷神怡。“忒痛快了!太豁亮了!别提多好了，我是太高兴了，别提多自在了。实在是没承望姨老了老了还能出这么远的门，还能到你那里……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惦记?还有什么活头?还怎么活?没承望就在这个时候你给我来了信，看我这一辈子苦命傻命最后还真有个好命呢……”却之激动地一次又一次地说。她又说：“多远的地方!多高的山!多清的湖呀!我一辈子也没见过呀!这次我也下了决心了，我再不留恋家乡了。乡下也好，北京也好，还有我的吗呀?走吧，走吧，走得愈远愈好，过去的事忘得愈干净愈好。从打我出世，哪儿碰见过一件好事?这回算是碰见了，我跟着我外甥来他个远走高飞，天之涯兮海之角。这西北边疆，就是我老婆子的终老之地了……”她说得兴奋得眉飞色舞起来。这眉飞色舞的神情还恍如当年梳妆、吟诗、打嚏喷的周姜氏。
　　倪藻静静地笑着，说不上这笑是苦还是甜。已经几十年了，倪藻与姨姨的关系是冷漠的。儿时姨姨关心过他、宠爱过他、教导过他。但当四十年代后期他走向革命以后，他就相当自觉地对姥姥和姨姨抱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了。她们是两个没落的地主分子，倪藻毫不费力、毫不犹豫地给她们划定了成分。她们害怕革命，对解放的临近充满恐惧，这本身便是地主的阶级本性。解放以后通过学习倪藻更是坚定不移地认真批判了这两位分子。他想起她们的凶恶、她们的剥削、她们对革命的本能的敌视，他把对她们的批判写进自己的学习心得与思想总结里。他在小组生活会上谈这两个地主分子的面目的丑恶，谈得十分激烈真诚。不仅是他，包括倪萍，包括姜迎之也明显地采取与她们拉开距离的方针了。
　　于是剩下了姜赵氏与姜却之相依为命。她们几乎失去了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一九四七年，她们终于最终地卖掉了在家乡的一切不动产，在北京买了几间小房。解放以后，她们就靠租出去四间破烂房子收取房租过活。无疑，她们始终是寄生虫。她们一直摆弄着一个日益老化、立也立不稳、似乎吹个气就会散架的煤球炉子。她们一直坚持着蒸窝头吃。姜赵氏蒸窝头时总喜欢放许多碱，这样蒸出的窝头颜色发绿，比较松软，但又特别显得“糠”，吃在口里像吞了一口填装枕头用的荞麦皮。蒸馒头时有时也用碱用得把馒头的颜色变得与窝头无异。
　　在倪萍结婚并在五十年代中期生下孩子以后，姜却之曾经充任过她的姨外孙的保姆，这样，她的生活就又比姜赵氏高了一些。越穷就越怕别人沾了自己的光，在那段时期，姜赵氏与姜却之与姜迎之各自分开生火做饭。在这个家或曰近亲集团里，曾经有好几个小煤球炉子并存，蔚为奇观。
　　姜赵氏的那个炉子上的饭食一直是最差的。但她一直为解放后的平安无事而庆幸不已。五十年代全国第一次普选的时候选民榜上公布了姜赵氏，当然，也公布了姜却之的名字。为此倪藻还与居民委员会联系过。站稳阶级立场的他说明了他的姥姥和姨的阶级成分。但看来政府不准备追究她们一九四七年以前依靠收取地租生活的历史。甚至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又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虽然号称要在城市划成分，仍然没有触动她们。
　　姜赵氏越来越显老了。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她已经超过八十岁了。她的头发几乎已经掉光，她买了一些劣等染料来染自己的头皮。染出来的样子非常好笑。她多次回答旁人的询问，她说：“我一点也不怕死了。我现在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到胡同口去打二分钱的醋，打上醋以后慢慢地走回来。走过了家门口自己还没觉着。还走，快走到拐弯的那棵老槐树底下啦，我这才纳闷，我这是拿着醋碗到哪里去呢?我是做吗呢?我上老槐树这儿来干吗呢?想啊，想啊，喝，这才想明白。唉，我这不是傻了吗?我打了醋上这儿来干吗呢?这就再回过身来往回走。走哇走哇，这回倒是找着家门了，没走过了站。等回到家一看，一碗醋早泼没了，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块儿洒的。你说说，我这个样儿了还活个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怕死，一点也不怕死。我怕的是我不死。哪有老成我这个样儿，还不死的呢?”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于文化革命开始了。破“四旧”的红卫兵进入了姜赵氏与姜却之的幽暗肮脏酸味扑鼻的小屋。姜赵氏的反应好像是她已经等了很久，从解放那年她就等着这一天了。其实这里的人们对她的阶级成分并不熟悉，也未曾感兴趣。然而红卫兵一进屋她就跪在地上给红卫兵磕头，她的落尽了头发又染黑了头皮的光头撞在地上咣咣地响，这在家乡叫做“磕响头”，在旧社会与姜元寿为家产打官司的时候，她见官就磕过响头。可能解放以来她一直想磕响头还没磕过呢。
　　她一面磕头一面说：“红卫兵爷爷，我是地主，我早就该死了，我叫吗行子来着……”她抬头问却之，却之告诉她叫“死有余辜”，于是她磕着响头不停地说自己是“死有余辜”。
　　红卫兵认为她的认罪态度还好。但有一个戴眼镜的比旁人精明一些的红卫兵姑娘指出她把红卫兵称做“爷爷”实际是对红卫兵的侮辱，这实际上是骂人。毛主席的红卫兵怎么能成为地主老婆子的爷爷呢?难道你胆敢说红卫兵是老地主吗?这一质问吓得姜赵氏尿了裤子。其他红卫兵没听太懂她的这种精明的分析，又看到姜赵氏那种又老又脏又臭的样子，不想在这里多逗留。他们考虑如何给这个老不死的地主分子以正义的惩处。抄走财物?实在没的可抄。给两个嘴巴，那么干枯空洞的面庞，估计连听响都听不着，打她并不会引起空气的清脆的震动。最后还是那位“眼镜”点子多。她看到了屋里有一个瓦盆，瓦盆里有脏水——实际上是姜赵氏的洗脚水。姜赵氏由于是缠足，老年后整天长鸡眼长脚垫，所以她有时一天洗两三次脚。“眼镜”下命令姜赵氏把洗脚水喝下去。可能是鉴于水较多而愈活愈抽抽的姜赵氏块头太小，估计她一个人难以完成喝掉满盆洗脚水的任务，于是她把眼镜的光芒对准了姜却之。
　　姜却之确实是不愧吃过熊心豹子胆的。她说：“我不是地主!解放以前我就是北京女子职业学校的图书仪器管理员!我有文凭!我……”
　　这样姜却之就没有喝洗脚水。姜赵氏喝了一些洒了一身之后，就算是过了文化革命的关。姜赵氏一再表示红卫兵真好，真和气，上头不是说了嘛，那是天兵天将啊!
　　三天以后姜赵氏拉开了肚子，然后卧床不起。娘，你肚子疼吗?却之问。不疼。你哪儿不好受呀?不，我没不好受，我好受。我挺好。
　　只是在最后的时刻姜赵氏要求静珍挪一挪她的身子，最后的时刻她只知道静珍却不知道却之，她不敢面对着贴在正墙上的语录与画像而死去。
　　除了姜却之，没有别人料理她的死。姜迎之避这个老地主的成分唯恐不及。姜却之说，火葬的时候母亲身上还穿着一件貉皮袍子。这袍子已经穿了五十年，是唯一的一件从家乡带出来至今还有的、而且还能值几个钱的东西。有人建议应该把这件衣服扒下来再送死者去火葬，姜却之苦笑着说，我怎么能那样!
　　倪吾诚在一些年以后才听到姜赵氏喝洗脚水的故事。当时还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倪吾诚说，对待姜赵氏这样的地主分子，就应该这样。他完全赞成小将们的革命行动。正像他赞成当年土改中的一切或有或没有的过火行为。倪吾诚也是前后一贯的。
　　在听说姥姥已经去世以后倪藻产生了把姨姨接来的念头。经过一系列的人生挫折，经过文化革命的无例外的“大洗礼”，他已经不把自己和姨姨的关系看得那么严肃险恶、势不两立了。而且，他家里也确实需要个人。他的孩子没人照顾。等坐到汽车上，听到姨姨这样兴奋地抒发心曲的时候，他也同情、他也感到有些欣慰了。毕竟她是他姨，是他的第一位文学教师。当年静珍给他改过作文，给他介绍过冰心和庐隐的著作。姜却之一路上给他讲了姥姥的死况，他也觉得怃然。
　　过去的事，您就啥也不用想了。我既然把您接了来，咱们就同甘共苦，一起生活……倪藻安慰着姨。
　　却之的行李极少。她说她再没有任何挂牵，房子已经缴公，娘也死了，她一心跟着外甥。
　　唯一的纪念物是“周家小子”的颜色已经发黄了的照片。“周家小子”是姜却之对亡夫的称呼，到一九六七年，他已经死了三十五六年。静珍掏出这个照片给倪藻看，“你看像不像我孙子?”
　　这使倪藻心情沉重起来。这使他想起了沉重的往事，那梦魇一样让人只要一想就觉得喘不过气来的残酷和阴暗的往事。本来以为解放以后这样的事就彻底埋葬了。这种心情甚至使倪藻怀疑起自己接姨姨来是否明智了。怎么能把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鬼魂，旧社会的鬼魂，历史的鬼魂接到自家来?如果没有那些政治运动和意外的挫折，全身心拥抱光明的新生活的倪藻甚至是不屑用眼角的余光瞥一下命定了该进入坟墓的姨姨的啊。
　　于是倪藻又觉得可叹了。
　　到了边疆小城却之就说头晕，她老是躺在床上不起来。这使倪藻有些不快。他在一次吃饭的时候给孩子说起了一个笑话，说是从前有一个懒婆娘，她丈夫要出门了，对她的生活不放心，就做了一个大饼挂在婆娘的脖子上。丈夫出门回来以后，发现婆娘已经饿死了，但饼并没有吃完，还剩了许多。怎么回事呢，婆娘只把挂在前胸、一张嘴就够得着的那一部分饼吃了。挂于左、右肩及后背的更多的饼，却因婆娘懒得用手把它们拉过来，便没有吃，便饥饿而死了。
　　倪藻还讲了一个到边疆后跟少数民族学的关于懒婆娘的笑话。说是有一家一天夜里进去一个贼，贼是偷锅的，被主人听到了动静，贼端着铁锅在前头跑，主人喊着捉贼在后面追，最后贼害了怕，把锅往地下一放，自己跑掉了。主人过来端锅，发现锅已裂成几瓣了，他奇怪这锅怎么这样不结实。等回到家，却发现灶上的四耳铁锅安然无恙。你猜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家的婆娘懒，从不刷锅，结了一层实实在在的嘎巴。贼偷了半天，偷走的其实是锅嘎巴，怎能落地不碎呢?
　　讲得大家都笑。其实开始讲时倪藻似乎并无别的用意，但看到姨母的不自然的笑容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刻薄了。姨母必定会认为他这是借古喻今，影射攻击她的懒。这使倪藻倒后悔起来了。
　　当天夜里姜却之断断续续地呻吟。问是怎么了，答是头疼。便说大概是水土不服，感冒了，明儿早上给你买点阿司匹林去。第二天买来了镇痛片，服药时姜却之拿玻璃水杯的手摇荡得厉害，她说：“我头疼得像要裂开。”姨母本来就身体不好，常常头疼头晕，也常常呻吟，也常常接连几天卧床不起。家里人还一贯认为她又懒又奸又什么都敢干，对她的卧床不起常常半信半疑，疑的是她可能是心情不好或生气或故意和谁作对才这样躺倒罢工的。因此倪藻这次也不以为意，姜却之吃了镇痛片后就睡下了。
　　这一天是妻子到公社支援夏收的第三天，孩子又闹又磨，非要看电影《小兵张嘎》不可。家里没有人，倪藻被孩子磨得烦闷。《小兵张嘎》从六十年代初期看，已经看了五遍了。姨姨一直在昏睡，吃晚饭时叫她也叫不醒，吃完晚饭在孩子的又哭又闹的压力下带他看了第六次倒霉的张嘎小兵。回来以后问候一下姨，姨仍然不答应，鼾声倒是均匀。倪藻又累又乏又烦，便与孩子一起睡下。大约睡了一个小时，倪藻忽然醒了，此事不好，莫非姨母是昏迷了?睡觉能睡这么长吗?可别出了事。
　　倪藻深夜跑到外屋，发现姨母的呼吸更加粗重，两颊通红，叫也叫不醒。大事不好!夜已深了，找谁去?最后硬着头皮敲起了已经入睡多时的一个赶马车的少数民族邻居，说了许多好话，又把孩子托付给另一个少数民族邻居家，半夜把静珍送到医院。睡眼惺忪的值班大夫诊断是脑溢血，抽脊髓检验果然有大量的血的成分。据说抽脊髓化验是很痛苦的。倪藻看到了姨母在被抽脊髓时的无言地抽搐。医生神态紧张，倪藻心怦怦然。抢救了三天，包括鼻饲、滴注、输氧、注射止血的仙鹤草素。倪藻由于家里没人，没有昼夜陪住，只是每隔几个小时来看望一次。第四天上午来时同室病人说病人曾喃喃欲语，但当时倪藻不在身边，无人与之搭话。倪藻叫了姨姨半天，没有叫应。他想说的已无其他，只想让姨放心地去死，姨可以相信他会负责好好料理后事。姜却之生前曾经流露最怕火葬，这虽是落后，倪藻仍然准备满足她的土葬的要求。等下午再来时，静珍——周姜氏——姜却之已断气四十五分钟，已经停尸太平间了。
　　买棺材倒还顺利。死前和刚断气时没能给死者换衣服，结果在死后数小时才由倪藻与医院的内科主任给姜却之换了衣服。一位帮助料理丧事的热心的当地土著说，这换衣服应该找女人来做，文化革命初期没有少挨斗争的内科主任愤怒地说：“难道还讲这一套吗?现在尸体已经变硬了。等你找到愿意管这种事的女人，死者的胳膊也弯不过来了!”
　　换衣服的时候倪藻发现姨姨的身材变得那样瘦小。姨姨的头发却还是黑而密的。算了半天，姨姨临终时的实足年龄还不到五十九岁。死后她的牙关咬得紧紧的，两腮显得瘪进去了。倪藻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为什么要有一个人这样度过一生。如果有上帝，上帝就是一切事物中最残酷无情的了。
　　来吊唁的竟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农民。他们长髯长袍，与倪藻相处得很好。他们听了倪藻关于姨姨的不幸身世的叙述，含泪捋髯叹息。他们听说她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这里，不足五天便死去的情形，慈祥地笑了。他们说，按照我们的古老的说法，这说明，我们这里才是死者自己的土地。她匆匆忙忙辛辛苦苦地赶了来，总算安息在自己的土地上了。一辈子她都没接触到自己的土地，死后却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长眠了。闹了个六够，姨姨原来是西北边疆的人。闹了个六够，姨姨倒真是在西北边疆扎下了根。
　　此后倪藻多次在睡梦里与姨姨相见。姨姨脸上擦着白粉，满脸泪痕。他问，您不是死了吗?姨姨微笑着娴静地回答：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辽西”固然不是现在的西部边疆，总有一个“西”字。他们是到西部来了。那也算是一种谶语，一种征兆吧?
　　后来倪藻一家迁回了北京。后来当地的一位农民后生给倪藻写过信，说是他曾到墓地去为姜静珍的亡灵烧过纸。这位后生曾经帮助过为姜却之挖墓穴。他建议倪藻留一个标志，否则在墓群中姨母的坟墓将会湮没。倪藻没有留什么标志。总要湮没的。谁又能不湮没呢?连贞节牌坊也没有用了。革命了，新社会了，凝结了无数血泪和恐怖的贞节牌坊，只配得到幸福的后人的嘲笑。不再会有任何人对这些牌坊的来历感兴趣的。后人对于先人，又怎么可能理解呢?谁说中国的发展变化是太慢了呢?
　　倪吾诚听到姜却之的死讯的时候评论说，少了一个魔鬼。他还使用了一些不雅的不怀好意的语词。
　　恨比死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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