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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阶段考之后，李春特别快活。她每天比别人早起半小时到操场练嗓子：“──道米骚道，啊──啊──啊──啊，”然后洒脱地进行一天的活动。听讲时她笔记记得特别多，而且不断地变换着使用钢笔、红铅笔和蓝铅笔。甚至听到“妙处”的时候拍一下自己的腿──谁能在课堂上这样“洒脱”呢?下午一下课，她就背起满满一书包的书、本子、文具，跑到图书馆，抢一个离门远、离窗户近的座位，把所有书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在自己的桌面上堆成个小山。然后干将起来。即使只用其中的一个小本子，她也爱把更多的东西拿出来。不这样，就不能激发“脑力劳动”的情绪。她在同学面前也活泼了，像从前一样，买了花生米请别人吃，给别人讲故事。围在她身旁吃东西和听故事的同学渐渐多起来。对杨蔷云，她像是意识到自己的优势，特别大方，主动招呼蔷云，找蔷云借书看。如果不发生下面的事情，她就会这样快乐地生活下去，充满信心地迎接杨蔷云的任何进攻的。
　　十月革命节期间，学生会组织大家看了许多苏联电影，第二天星期日，李春和别的同学在教室里“分析”起苏联的舞蹈来。一个南洋归来的华侨学生说，苏联舞蹈的特点是脚特别累，南洋舞蹈的动作却主要靠两只手。一个好问的同学问是为什么，有人说可能和气候地理条件有关。俄罗斯太冷，跳起舞来像冷极了跺脚。南洋又是怎么回事呢?待考。
　　李春批驳这种说法，她说：“别侮辱人家苏联的舞蹈吧，哪是冷极了跺脚呢?俄罗斯舞，乌克兰舞，同一个特点就是热情。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一连转上十八个圈，好像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
　　吴长福摇一摇自己滚圆的手：“错了，错了。譬如──芭蕾舞，乌兰诺娃(吴长福伸一伸胳臂跷一跷腿，想表示出奥杰塔(奥杰塔：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公主。)的舞姿是那样跳吗?”
　　吴长福的话，也许主要是语气，也许更主要是姿势，引起大家哄笑。吴长福觉出自己是被哄笑的主角、谈话的中心，就兴奋起来了，连忙大发议论，因为她个儿矮，说话时不断伸脖子：“舞蹈是各式各样的，哪样跟哪样都不一样。芭蕾舞和红军舞，‘男舞’和‘女舞’，都有区别……”
　　周小玲笑喊：“废话!”
　　吴长福止住她：“听我说，你们猜，我最欣赏的，是什么舞?(她神秘地巡视一周)不知道吧，我瞅着最棒的是电影《幸福生活》里的那两只‘小鸟’。不明白?就是那两个胖老太太呀，看，一说你们就笑了。她们那么胖，(她比画着)裙子那么宽，(她比画着)屁股那么大，(她比画着)右手扯着裙子，舞起来，一边唱，一边嚷，一边跳。嘿，这才叫艺术呢。谁看了这舞蹈，就像，就像夏天洗了冷水澡，冬天吃了水萝卜，嗓子哑的时候用通条通了通，简直是消食化气，益寿延年，唉!”
　　同学们拍着吴长福的肩膀，都快笑化了。李春忍住笑，提议道：“静一静，同学们，我建议请咱们的功勋演员、天才的芭蕾舞大师、迷人的舞蹈家──吴──长──福，为咱们表演一段：‘小鸟’舞，好之不好?”
　　“好!”
　　同学们连推带挤，把吴长福弄到座位前。周小玲回宿舍拿床单，李春根据大家的建议给吴长福化妆。先掏出一段红毛线，给吴长福梳起一条冲天杵式的辫子……
　　吴长福心里明白别人在拿自己寻开心，她挣扎着拒绝，不过也不坚决。因为正闹得欢，她也跃跃欲试地想凑趣。
　　床单拿来，围在长福腰上当裙子。李春放开她，喊：“一、二、三!”长福往回跑。李春拦她，别人也一齐打起拍子，长福最初还脸红，后来慢慢移动自己的步子，最后跟着拍子乱动起来。教室里哈哈笑成一片，同学们你扶着我我扶着你，笑得站不住。
　　李春大声吆喝：“没事的快来呀，快看肥猪舞，不要票，不要钱哪!”
　　教室的玻璃窗旁已经围上了人，互相打听着：“那个耍活宝的是谁?”
　　就在李春吆喝的时候，袁先生走进了教室，他以为本班出了什么怪事。吕晨从这儿过，也跑过来了。
　　李春喊的“肥猪舞”三个字，使同学们(包括吴长福)一愣，使袁先生和吕晨一惊。这时大家看见先生，热闹场面突然冻结。
　　袁先生和吕晨的眼光越过同学看见了吴长福的尊容，一刹那间，吕晨以为她可能是神经出了轨;袁先生莫名其妙地问：“你……怎么了?”
　　吴长福低下头，满脸通红。她忘了摘小辫，正好把冲天杵正对着袁先生。
　　“怎么回事?”袁先生问同学。别人己经不知不觉地退去了(学生见了先生，都有这种本领)。只剩下可怜的吴长福、慌张的李春、迷惑的袁先生和吕晨站在讲台前。
　　吕晨一直盯着李春，她己经找到主要负责人了，她问：“你干什么?”
　　“玩玩。”李春傲气地说。“你刚才在喊什么?”“让大家来看。”刚才，李春在喊出口以后，已经觉出不对碴儿。吕晨一问，她马上计划着怎么办。抵赖呢?解释呢……“你还喊什么?”吕晨又问。“不知道。”“你在喊‘肥猪舞’，大家都听见了!”袁先生摇头说：“太不像话了!”吕晨问李春：“你谈谈，什么叫‘肥猪舞’?”
　　李春向袁先生服从地说：“下回，不这样闹了。”又走到吴长福身边给长福“卸妆”。长福把她推开，自己揪下红毛线，解开“裙子”，摔到地下。周小玲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床单，也不敢去捡。别的同学已经拿起了书。窗外的观众，也退去了。
　　袁先生向着大家说：“这样玩也不像话呀，拿着一个人耍，(吕晨在旁补充道：“简直是侮辱人家人格!”)哪里是对同学应有的态度?你们是高三的同学了，全校最高班，初中小同学围着窗户看你们，这算什么表率呀?”
　　李春说：“下回不了。”
　　吕晨又对吴长福说：“你也太，缺乏自尊心了!”
　　经过袁先生和吕晨一说，吴长福完全明白自己的丢人。听吕晨说了这一句话，她“哇”地像小孩似的哭出了声，然后捂着脸跑出教室，奔回宿舍。
　　吴长福进了宿舍，隔老远就向自己的床铺一扑，趴在床上，左腿还耷拉在床下，一边呜呜地哭，一边回忆着数落自己：
　　“吴长福，你是个大傻瓜，大笨蛋。你丢人现眼，成了笑料啦。李春说你是肥猪，团总支书记说你没有自尊心，你成了什么了……
　　“人家瞧不起你，你还不明白吗?人家耍着你玩，你还不提防着点吗?
　　“吴长福啊，她们就这样看你!你虽然功课不太好，也不是团员，分支开会也没叫你参加。
　　可是你也在学好，今年一开学，你就找郑波帮着订过学习计划，团小组订了《中国青年》，你也常借着看。上次大扫除，你也吭哧吭哧干了老半天，比李春杨蔷云都卖力气，痰桶还是你倒的呢。
　　“下决心吧，下次再也不跟人开玩笑了，说话要严严肃肃地，省得人家瞧不起，可是……”
　　快吃午饭了，吴长福渐渐平静，打了一盆水擦脸。这时，周小玲找她道歉来，起初她红着脸不言语，后来道得她怪不好意思，只好和周小玲说笑一番。等到了饭厅抢着盛汤(菜是每人一份，不用抢。汤是早来的有，晚来的没有，必须要抢)的时候，这一阵阴雨就完全过去了。教室后墙的班报上出现了一篇新文章，以“这是同学对同学的态度吗?”为题，严厉批评了那个“吴长福事件”，特别指责了李春。这篇文章署的是本班一同学。李春看了气呼呼地去找班主席周小玲：“周小玲，那篇文章是谁写的?”
　　“你问这个干吗?”“那是小题大做，趁机打击人!”“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
　　“到底是谁写的?是不是杨蔷云?”“你管不着。”“管不着?”李春气了，然后命令地说：“我要求把这稿子撤下来。”“你没这个权力。”周小玲说完就转回身干别的去了。李春一看，好啊，周小玲这小丫头这样“不接受群众意见”，自己跑到班报旁，把那稿子扯下来，撕成了碎片。隔了一天，团分支召集了团员大会，讨论李春的行为，非团员除了呼玛丽也都参加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仍由周小玲把始末说了一遍。说到李春撕壁报的蛮横态度，周小玲气得哆嗦。她说：“那天大家和吴长福闹，我也是主谋人之一，但是我们大家，当时确实想得不多，反正咱们班同学爱起哄，当然哄得太过分了。李春可不完全是这样，她，她真是──我不会说──有点拿人家不当人!她那个撕壁报的样儿更是霸道，打排球扣球，也没有像她那么凶的!”
　　主持会议的郑波让李春发言，李春歪着头看看别人，叹一口气：
　　“我错了，应该改。对不起，吴长福，下次我不和你开玩笑了。对不起，周小玲，下次我不再给班报提意见了。这个，嗯，倒霉的事应该一个人负责，这对别人有好处，我愿意负责……”群众哗然：“什么叫不开玩笑呀!”“谁不许你给班报提意见啦?”“你负什么责任哪，你?”
　　李春举手，向郑波提：“主席，这么多人一起发言，我接受不过来。”袁新枝说了，她说：“那天我没在，听了这事儿，我都有点不信。对于自己的同学，亲密的伙伴，难道能那样……”
　　杨蔷云不喜欢袁新枝发言这股轻巧的劲儿，不等新枝说完就抢上来：
　　“我觉得这个事不能孤立地看，这是李春近来一连串言论和行为里的一小件。李春同学是这样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李春说：“等哪一天我的学习优良奖章没有了，杨蔷云戴起它来，她对我的态度可能就好转了……”
　　“你……”蔷云站起来。
　　“请坐。”李春说。
　　“你卑鄙!”
　　李春站起来，扭头就走。
　　“李春!”郑波叫她。李春停住脚，仍然面向外。郑波说：“回来吧，下面有更重要的事要讨论。”“什么更重要的?”她仍然不看郑波。郑波皱了一下眉头，声音有一点发抖，所以她说得特别慢：“譬如，讨论你像不像一个青年团员的样子?”
　　“什么?”李春回过身来。
　　教室里静无一声。李春呆立着。这话连杨蔷云都没想到，她注意着郑波，比对李春还注意了。郑波仍然坐着，仰头看着李春，那神色与其说是气愤不如说是忧愁，她的两只手捏着一块橡皮，弯转过来，掰折了。
　　她说：“李春，你不能这样下去!然后她不看李春，对大家说，“咱们看着李春的行为，又听了她的话，都觉得那么生疏，因为那离一个团员的思想和行为是太远了。什么倒霉事要由一个人负责，这样对别人有好处，这是什么规律呀?是哪个国家，什么社会的规律?我们是一伙什么人呢?什么杨蔷云和奖章，不要拿你那个心灵的框框去套别人吧。李春以为她功课好就是做到了一切，不错，你功课好，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希望你帮助我们。可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崇高的思想，没有对集体的新的态度的同学，哪怕每门功课考二百分，你的分数又有什么用呢? 你以为你功课好别人就不敢碰你了?你错了。我们不能允许你坚持错误，我们不能看着你离开一个团员的道路……”
　　李春仍然站在那里，她的嘴动了动，没有说出声来。
　　夜里，李春仔细地回想了一切，她想弄清自己到底有什么错误，有错，她绝不怕改正。没有错，她也绝不妥协。
　　李春从小生活在伯父家。她父亲原来是河南的一个小地主，很早就死了。他的妻子带着才过两生日的小李春，投奔到在天津银行里工作的李春的伯父。李春的伯父李季湘，四十多岁了，没有孩子，他对李春她们娘两个还不讨厌，可李春的伯母就很不欢迎这两个吃闲饭的。于是她努力使用她的“弟妹”，使李春的母亲成为全家的仆人。同时经常拉脸子，甩闲话，嫌李春的母亲吃窝头吃得太多。李春的母亲性格很懦弱，丈夫的死己经夺去了她的一半魂，嫂嫂的折磨又去掉她的另一半，过了两年，她得气喘病死了。
　　她临死的时候，给四岁的李春只留下一句话：“别像我这么窝囊。”母亲死了以后，小李春同时受着伯父的怜爱与伯母的虐待的双重待遇。李春慢慢懂得，要活下去就只有讨好伯父和尽量躲开伯母。伯父在家的时候，她乖乖地呆在一旁。伯母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非常听话。伯父不在的时候，她跑出去很远，找都找不着。伯父给她买了玩具、糖果，她不告诉伯母。伯母打了她，她总想法让伯父知道。李春的这一套办法果然有效，伯父愈来愈喜欢她，而且为庇护她与伯母吵过几次架。小李春就这样靠自己的聪明，在无父无母的困难情况下站住了脚。
　　所以，李春从小就富有自动性和自信心。她在学校很用功，她模糊地觉得，别人不好好念书也可以在家庭的照管下生活得很好，而她，只能靠自己。她瞧不起那些每天上学有人送，下学有人接的孩子。那些人没出息，而她李春，什么都不怕，一切靠自己闯。过去，在学生当中似乎很容易得到荣誉，一个学生功课好，穿得整齐，有口才，不出一星期就会受到全班同学的推崇，不出一个月就会在全校出名。李春的小学阶段就是这样顺利，小学毕业的时候，她找老师给她题“纪念册”，大多都给她写了些“出类拔萃，前途无限”之类的话。
　　上了中学，李春渐渐懂得了，无论自己多么“出类拔萃”，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前途”却不是“无限”的。她恨国民党，恨旧社会，因为那时即使一个青年有天才，肯努力，也不见得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解放了她特别高兴，她毫不犹豫地从解放头一天起就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很快就入了团，她相信像她这样聪明、积极，过去又是“受压迫者”，现在前途真的“无限”了。
　　若不是赶上了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时候……想到这里，李春愈想愈觉得自己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容易。换任何一个人，譬如苏宁，处在她那个家，早就会被伯母折磨死的。譬如吴长福是她的话，至多上两年学，不求上进，到十七八岁嫁个人完事。而她李春，在冷酷的命运面前，自小东冲西闯，一日不敢稍懈，受过别人没受过的苦，用过别人没用过的心机，居然，自己成了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五年上学免费，三次得奖。……唉，有谁了解她呢?
　　她后悔参加军干校的时候没报名，像她功课这样好，将来可以培养做科学家，怎么会批准她去参军呢?杨蔷云、郑波，报了名不也没去参军么?这一步路算是走错了。
　　这学期好容易抬起了点头，为什么最近又碰上那么个倒霉事!李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好像听见郑波的声音：“讨论你像不像一个青年团员的样子!”郑波在团分支会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她又想起从前通过爱国公约时的“李春除外”来，自尊心伤得发疼。对吴长福，她是有点瞧不起，但难道郑波、杨蔷云就一定瞧得起吴长福吗?李春比吴长福强，就像郑波、杨蔷云比吴长福强一样是客观事实，装得谦虚也好，表现得不够尊重她也好，其实还不是一样。那为什么她们和自己这样过不去?
　　李春没有仔细想一想关于撕壁报，团分支会上的发言和态度这些事，因为她当时己经觉出自己的错来，后来更觉出来了，既然是自己错了，也就不需要多想了。
　　李春得出结论，自己并没有大过失。郑波的话要么是吓唬人，要么是没通过大脑。但郑波说话不通过大脑的事不多，那一定是吓唬，是威胁。李春愈想愈气，自己从在天津做团的总支委员，一落千丈落到被分支书记指斥为不像团员的样子。这样下去，李春就算白活了。李春烦躁得睡不着觉，她把被子全蹬开，又觉着褥子没铺平，就起来扯一扯褥子。褥子愈扯愈起褶子，她气呼呼地坐在床上。忽然，她想起一个主意，她连忙披上她那件褐色的外衣，趿拉着两只鞋，摸黑跑到自己的教室里，拿出纸和笔，再跑到南院楼道的灯底下坐定，拿硬纸夹子垫着纸，给校长和袁先生写信。昏黄的灯光照出了她的一团黑影，深秋的夜半凉风吹冷了她赤着的脚，她一边写着愤怒的言语，一边慨叹着自己的身世，回味着自己的“斗争历史”。
　　报复的愿望，汹涌到她的心里。
　　袁闻道是喜欢李春这个学生的，因为她功课好，特别是数学好。而且，用袁先生自己的话，他有个“私心”。二十几年前，袁闻道开始做教师的时候，一个他最佩服的老教员告诉他：“干教员这一行，一辈子教出来的学生能有万数来个，如果这万数来个都平平常常，你这个教员也就没人理睬。如果你的学生堆里能有那么十个、五个、哪怕是一个，干出了点玩艺儿，那才是咱们的功劳。”说到这儿，这位老教员拍拍袁闻道的肩膀：“要留心呀，发现了有出息的要多多栽培，将来人家也就不至于忘了咱啦!”袁先生根据这个原则，总在自己的学生里找寻“有出息者”。解放以前，他也认定了十几个，可惜毕业以后这十几个有的音信全无，有的生病夭亡，有的结婚后做了家庭妇女(袁先生惋惜自己教的是女校)。这使袁先生很伤心。解放以后，这两年，他选定了李春，盼望李春真正成为自己的“高足”，这种心思，连他的女儿也不知道。
　　袁先生看到了李春的信，他首先不高兴的是团分支开会事先他连知道都不知道。他想：到底这个班是归班主任管还是归团分支管呢?其次李春的那些危言耸听的词句(她写道：“团分支开会斗争了我，郑波要处分我……”)也引起了他的同情。他觉得郑波她们未免太不能容人了。不过，他又觉得这是团内的事，自己不好插手管，于是犹犹豫豫。回到家向袁新枝发牢骚：“女儿呀，告诉我实话，你们班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班主任没什么大用处呀?”
　　袁新枝闹清了是怎么回事以后，直向她父亲解释：“那天开会没跟您商量是我们分支错了，一时的疏忽，绝不是瞧不起班主任。”袁先生更有气，嘿，袁新枝自动代表起“我们分支”，向她爸爸办上“外交”了!
　　郭校长看到李春的信，就去问袁先生，袁先生把自己收到的信也给了校长。他说：“我这个班主任官僚主义，别的情况再也不知道了。”郭校长知道他的意思，对他说：“你去批评团分支好了，为什么她们开会不和班主任商量呢?”袁先生笑了笑，郭校长把两封信都交给袁先生，她说：“你找团分支研究研究吧，我考虑是不是有些人和李春之间互相有些成见?都是十几岁的娃娃，当然应该有批评，不过要像李春信里描写的那样剑拔弩张还了得!还是要想法在团结中求进步。”
　　袁先生原来想把信交给校长，请校长去管，而且是爱怎么管就怎么管，但结果校长的意思却是由他自己来办。这其实是理所当然，那么多的事，要是校长全一个人包了，哪管得过来?
　　但是他怎么管呢?过去可从来没给团分支提过意见。想着想着，郭校长己经走了。
　　那边袁新枝己经早把她父亲对团分支的意见告诉郑波，杨蔷云也在旁边听着。郑波说：“对了，咱们最近跟班主任实在配合得太少。”杨蔷云说：“可是袁先生从来也没找过咱们呀!”
　　袁新枝说：“我爸爸本来不乐意当班主任。”郑波说：“所以咱们更应该多找他呀。”
　　后来她们商量了一下，郑波和杨蔷云就主动到数学教研组办公室去找袁先生。
　　数学教研室是一间小屋，只有四个数学教员在那里工作。在郑波她们去的时候，正好别的先生都没在，袁先生坐在窗户旁看新到的《数学通报》。
　　郑波敲门，袁先生不回答。隔着玻璃窗只见他翻开《数学通报》的一页左看右看，再紧张地拿近玻璃窗看，又听见他自言自语：“是他?不是他?”　郑波、杨蔷云很纳闷，等了一会，再敲门，袁先生惊了一下，回过头，看见她们。
　　袁先生叫她们进来坐下，把那杂志合上，刚合上又翻开，在那页折了一角做记号。郑波不等问就说起了那次团分支会，并且检讨自己事先忘了和班主任商量。
　　袁先生点点头，把李春的信拿给她们。杨蔷云一看信就火了，说：“她歪曲……”郑波拉了一下她的衣角。
　　郑波把那次分支会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袁先生问：“你们认为李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杨蔷云把头一昂，说：“她自私……”。“自私?”袁先生好像没有料到。
　　“您不知道，”杨蔷云做着手势，“她并不是那种自私，而是那种，她生活上并不小气，可是她总是为个人打算……”
　　郑波说：“她太骄傲。”袁先生问：“你们……讨厌她吗?”
　　杨蔷云说：“不，她不惹人讨厌，她是叫人生气……。”
　　郑波说：“也叫人着急。”袁先生说：“都哪些地方叫人生气呢?”
　　于是杨蔷云历数李春的毛病：自高自大，脱离集体，不做社会工作，不肯为群众服务，好说怪话……袁先生琢磨了一下，他说：“我说一句，听了不要不高兴。对李春这个同学，依我看来，和从你们看来，印象并不全同。李春同学，求学认真，热爱科学，学起来举一反三，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她有许多缺陷，需要你们多帮助……”
　　郑波她们没言语，考虑着袁先生的话。袁先生又拿起那本《数学通报》，突然苦笑了一下，向郑波她们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郑波注视着袁先生，杨蔷云不解地眨一眨眼。
　　袁先生说：“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在朝阳大学上学，同时在一个男校里代课，教初三平面几何。我们班有一个孩子──我不说他的名字了──很聪明，他长得又瘦又小，穿得破破烂烂，眼睛有点毛病，眼皮老是一跳一跳的。他除了数学什么也不喜欢。他爱数学爱入了迷──比我还迷──听说，因为他一天价总抱着数学书，挨过爸爸的揍。第一堂课下课以后，他就来找我，拿着他的一个证明题让我批判。你们猜他证的是什么?他证明点不能移动!道理是任意一点移动的时候，都要经过离它最近的一点，而离它最近的一点是找不出来的。我一看，这不是胡闹吗!十几岁的孩子哪有这么学几何的，简直是难为我这个年轻的代课先生。后来上课更麻烦了，我讲着讲着他常常搭下碴，没等说完他就明白了，或者起来纠正我。惹得同学噓他，损他，骂他。有时候他上着课出神，他那有毛病的一跳一跳的眼皮也不动了，我一看，只当是他一口痰堵住了呢。又有时候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堆难题问我，我心里想，不会走就想跑，好高骛远，真啰嗦。听见别的先生也在议论，他上别的课的时候也看数学书。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他借了一本高中的《大代数》正在看，我见了很生气，就劝他把《大代数》收起来。谁知过了一会儿，他又翻起《大代数》来。我当时年轻火气旺，上去打了他一个嘴巴。那时打学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下了课我又训了他三个钟头……”袁先生的脸阴暗起来，然后说：以后他干脆不上我的课了，我去找校长坚持提意见，就把他开除了……不久我也不在那个学校了……”
　　袁先生沉重地叹气，他把眼镜取下来用衣襟擦一擦，他的手微微发抖。
　　杨蔷云睁大了眼睛问：“后来呢?”
　　“后来?”袁先生沙哑地说，他咳了咳，到痰盂边吐了痰，走回来，把《数学通报》拿给郑波和杨蔷云，颤抖地说：“这篇论文是他写的，就是他。”
　　袁先生拿出一支烟。一般说，老师当着学生是不抽烟的，但是他忍不住点着烟，猛吸了几口。郑波和杨蔷云凑过去看那杂志，怀着敬意，看着那论文的古怪艰深的题目，不由得同时长出了一口气。袁先生把烟弄灭，收起来。他说：“还说咱们的事吧，我教了三十年书，功课愈好的学生，往往毛病愈大。当教员要是不谨慎，那就欠人一辈子债。”他又补了一句：“你们对李春也得在意呀……”
　　“谢谢先生提醒了我们，我们过去想得太少了，我们什么都不懂。”郑波说，然后她惶惑地看着袁先生，“可是，您说功课愈好的学生毛病愈大，非……非这样不可么?也许解放前事情是这样的，现在，为什么不能使一个人发展得挺完满呢?”
　　杨蔷云听袁先生的话的时候，怀着一种听故事的心情。她的敏锐的想象，己经把那个瘦小的、眼皮跳动的数学迷显现出来，她内心充满着同情。她茫然地听着郑波和袁先生的谈话。
　　袁先生点点头：“是呀，我谈的是过去的事，现在也许不同。我教了许多年书，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学生，我记得许多人，许多事，犯过许多错误……回过头，还是谈李春，李春是个有个性的，肯努力的学生。一方面她要强，自信，爱科学，好动脑筋，这种个性是好的，可爱的。另一方面，她骄傲，任性，有时候只想到发展自己，却全不关心旁人。依我的见解，如果对她的性格擅自引导，那她是个有作为的青年。至于思想作风、群众关系种种，一方面应该严格教育，另一方面也不能要求每个同学都像团分支书记一样。对于新的教育理论我还了解很少，这样说不知对不对。”袁先生十分客气地结束了他的话。
　　她们一同出神地想了一会，郑波点头说：“过去，我们和李春太对立了，这种对立可以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团分支的工作一直是放在发动大家参加政治运动方面，谁在这方面不积极我们就整谁。对于李春，我们了解得也有不全面的地方，杨蔷云，你说是吗?”
　　杨蔷云转一转眼珠说：“嗯，该想想。从前我认为对就赞成，认为不对就争吵，别的也没想，以后该想想了。”
　　袁先生的话是有效力的，她们走出来的时候，己经开始议论怎么和李春团结得更好。
　　李春夜半在楼道写信的时候受了凉，又加上睡得不好，第二天一起来就觉得头沉得很，眼睛也睁不开。于是她用冷水洗脸，想把自己刺激得“清醒”一些。这样勉强上了一堂课，头部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起来。接着两肩发酸，好像扛过几百斤的东西。她实在支持不住，请了假，然后回到宿舍里躺下。
　　她们的宿舍是一间很大的，相当老的南房。屋里有些潮味和胰子味的混合气味，一共住着十二个同学。李春的铺位在最靠里的一角，那个角很暗。李春躺在床上，盖上被，呆呆地瞅着挂在绳上的十二条毛巾和一条新洗的裙子。李春没注意过哪个人用哪条毛巾。那条雪白的“祝君早安”大概是小张的。那条破旧的，带许多小孔的红格子的，大概是吴长福的。还有那条漂亮的、浅蓝花的新毛巾是谁的呢?她记不得了。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门吱扭扭地响了一下。又传来了电铃声和同学们下课后的闹嚷嚷的叫喊。她恍惚听见一个人叫李春。她寂寞地吸了一口气，结果满鼻腔都是胰子味和潮味。于是她重新一条条地看那些毛巾。忽然，她发现，自己的毛巾没和大家的毛巾放在一起，却远远地卷在这一边。一种病人所特有的孤独、软弱的感觉，就在这时袭来。
　　“难道我真像这条毛巾一样的失群吗?”李春问自己。
　　第二次电铃声传来，喧闹声平息，又上课了。这一堂课该是语文，由烫着长头发的四川人刘先生教，刘先生的口音真有趣……学校生活，那个被电铃支配的有规律的集体生活是多么好啊，可是她李春病了。不病又怎么样呢?有人批评她，有人疏远她，有人和她作对。她没有好朋友，不，她连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常和她接近的同学，她并不喜欢。她李春在天津上初中的时候是活跃的，是出头露面的。哪儿人最多，哪儿就有她的声音。那时她做团总支委员，忙忙碌碌，净和高中的同学在一起，还常常有外校的男学生、学联的干部、青年报的记者和她接洽事情。现在呢，这些事情她都“让”给别人了。她念自己的书，她不希罕这个。不，不要骗自己了吧，她希罕这个，她像饥渴一样地需要朋友，需要集体的温暖，需要为大家办事的光荣。可是怎么办呢?去找郑波要求一件社会工作么?社会工作是她自己决定“辞”去的，何必再去低头反悔呢?那么，到底做点什么事情才能显出自己真正的天才，才能压住那些对自己不好的人的嘴，才能打开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而与更多的尊敬自己的伙伴连上线呢?
　　后来她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中午，有几个同学来看她，给她送来了病号饭，还拿来了一张当天的《青年日报》。她吃了几口挂面，把碗筷放在一边，用肘支着脸，斜着身子看报。《青年日报》副刊上登着一篇写学生生活的散文。她看了，不很喜欢;现在写学生的东西只会写些软绵绵的小事，什么下了大雨把伞借给人，生了病送去一个苹果……去吧，她李春病得再厉害也不需要苹果。如果李春写学生们的话，她就不写这个。她要讽刺，讽刺说空话的团支书，讽刺学不好功课的笨蛋。对了，她为什么不写呢?她不是能写得比《青年日报》上这篇文章更好吗?她写得好，一定写得好。她过去就投过稿，作文也常得九十多分。如果她的文章登出来，初一的小孩就会跑到高三班，拿着报问她的同学：“这个李春就是你们那个李春吗?”如果，那小同学碰上的正好是杨蔷云，那才妙呢。也许，海南岛的一个队员会写来信，以为她李春是个老教师，信上管她叫“李春姨姨”……于是李春心跳得更快了，她把《青年日报》上那篇文章看了七遍，每遍都发现了缺点，如果她写一篇文章，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缺点的。于是信心更加增大，她的病弱的身体，几乎都容不下那强烈的写作的冲动了。
　　下午五点钟，郑波来到宿舍。那时李春己觉得好些，坐在床上看书。郑波问了她的病，同时把今天上课的情形告诉了她。郑波说，上俄文的时候，先生提问，周小玲回答的时候音念错了。先生纠正她，她老是学不准，站在位子那儿愈念愈念不好，惹得同学笑。后来先生让她坐下，她顺嘴溜了一句口头语：“妈妈的”，被先生听见以为她是骂先生，大为生气。幸亏袁新枝代为作证这确是周小玲无意中常说的口头语，才算圆了场。李春听了笑得憋住了气。
　　说完这个，郑波问：“开过那次会，你对我有些意见，是吗?”
　　李春紧张起来，看来，写信的事她知道了。
　　“对了，有意见。”李春阴沉地说。
　　“告诉我，好吗?”
　　李春脸红了，她不愿意拉开一种“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架子和别人聊天。她觉得这样一谈似乎就中了郑波的计。“我对你有意见，是什么，你找校长去好了。”她心里说，嘴里却不言语。
　　看她这样，郑波简短地说：“那天我说到像不像团员的样子，态度不好，我不应该这样轻率地刺激别人，你原谅吧。可是，大家的意见……当然，这些病好了以后再说。”
　　郑波走了，李春感到一阵空虚。她气冲冲地写了一封很“精彩”的信，现在郑波来“承认错误”了，好像，她的这封信收到了效果，胜利了。但她又得到了什么呢?她紧张了半天，像发了一阵疟疾病，而郑波却很自然。
　　她宁可希望郑波不“承认错误”，生起气来才好呢。可是郑波却挺平和。她还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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