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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星期，一天下课以后，班上同学都去看赛球，只有呼玛丽一个人留在教室里。郑波和团总支书记谈完事回来，走近呼玛丽身边。
　　呼玛丽回过头，用眼睛询问着：“有什么事么?”
　　郑波坐在一旁，问她：“怎么不去看赛球?”“功课没做完。”“你喜欢玩球吗?”“不会。”呼玛丽缄默得令人发窘，郑波又问：“你有病吗?面色好像不太好。”“没有什么。”“你现在生活怎么样?”
　　“就那样。”没有话说。呼玛丽回过身又去看笔记。郑波仍然坐在一边。呼玛丽大概觉得不太合适，于是再转过身来，探询地望着郑波。
　　郑波低着头。然后迅速地抬起头来，急促地说：“呼玛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和别人谈点什么呢?你转到咱们班，己经快两个月了，可是，一切都还像你刚来的时候一样，你和咱们同学陌生得很。中学时代这最后半年，我们要在一块度过，如果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像亲密的姐妹，如果我们班，真像一个温暖的家，那多好!”
　　呼玛丽脸红了一下，又变得苍白了。她抬起她的眼皮，疑惑地瞅着郑波。她说　“以后，以后我努力和大家接近好了。”
　　郑波摇头：“不，说得别这样简单，这样公事公办。告诉我，你喜欢咱们班吗?喜欢咱们同学吗?你想不想，把自己的心和咱们班的五十一颗心连在一块儿呢?”
　　呼玛丽颤栗了。还没有人这样问过她，而这些，不也常常重重地压着她吗?
　　她说：“我……不知道。我一个人……生活惯了……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然后她小声说：“不用隐瞒了，我有信仰。全班五十二个人，只有我一个……啊，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信主呢?”
　　呼玛丽十九岁，她过了整整十九年的孤苦岁月。从记事的时候起，她己经是天主教会“仁慈堂”的孤儿了。不知道是因为穷困，还是因为自己是私生子，或是父母双亡了，她从小就被送到那里。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那对于孩子是万分温暖和珍贵的“家”。
　　“仁慈堂”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北堂的旁边。名义上这是慈善事业──“仁慈”的孤儿院，实际上却是吸血的童工工场，贩卖人口的营业所和骇人听闻的儿童地狱。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在这里对我们欠下了无数血债。
　　“仁慈堂”的孩子们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望弥撒，然后干一天活，念两个钟头的书。晚上再做降福。每天三顿饭以前和睡觉以前，都要念经。他们从四五岁就开始做活，给大一点的孩子当下手。慢慢也学着做针线、剪花样子、织绦子和绣手绢，把绸子、细布绷起来，她和同伴们在绷子边累上一天。最初人矮绷子高，她们站一天，脚、脖子伸得生疼，转都转不动。后来渐渐长大，人高绷子矮，弯一天腰，腰酸得直不起来。然后市场上出现了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高价卖给穿着翻毛皮衣的太太小姐们。
　　她们的主人──姑奶奶们(这是对修女的通俗称呼)，浑身上下穿戴着黑色的衣服、鞋帽，只露出脸和两只手，胸前垂着银色的十字架，用铜链拴着挂在脖子上。姑奶奶们而目可憎，性情怪戾，常常在她们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时候打骂孩子。
　　在鬼嚎般的念经声中，在磨人的绷子旁，在外国姑奶奶的残暴的目光下，呼玛丽开始了她的人生。
　　呼玛丽十二岁的时候，新来了一个七岁的男孩子。人家不知道他正式的名字，只管他叫“毛毛乖”。据大孩子传说，他的父母是最近被捕的犯人。他长着稀疏的发黄的头发，大“背儿头”，眼睛稍微凹一些，鼻子挺高。人家说他像“洋娃娃”。他的小嘴的下唇总是凸出来，像假装赌气似的。他用清脆的声音说北京话，却又夹点南方口音。
　　大概他前七年生活得不坏，来到“仁慈堂”的孩子中间，他显得特别健康、活泼、淘气。阴暗的教堂和姑奶奶们的长面孔，似乎也难以一下子把他的快活和天真扼杀。从父母身边来到“仁慈堂”，他哭了两天就安静下来了。他从不忘记讨人喜欢，逗人怜爱。姑奶奶让他做什么，他总很听话。姑奶奶一走，他就向周围的伙伴做鬼脸。“仁慈堂”的根本没有童年的孤儿，看到了“毛毛乖”，自己的童年仿佛复活了。大家都愿意接近“毛毛乖”，拉拉他的手，或是把做活剩下的彩色线头送给他。尤其呼玛丽，她一有空就去找“毛毛乖”，听“毛毛乖”念歌谣，给“毛毛乖”缝扣子，他们像姐姐和弟弟一样。
　　到第二年秋天，“毛毛乖”己经瘦多了。一天，修女会的副会长雷姑奶奶丢了两块蛋糕，那天赶上“毛毛乖”去过她屋子扫地。她断定是“毛毛乖”偷去吃了，她把“毛毛乖”叫来审问，拧“毛毛乖”的嘴巴。“毛毛乖”哭了，雷姑奶奶认为哭正是有罪的证据。于是处罚“毛毛乖”当天晚上在院子里忏悔，不许进屋睡觉。那时是深秋，下过“一场秋雨一场寒”的秋雨，夜里凉风飕飕，所有孩子都为“毛毛乖”担心，迟迟睡不着。
　　第二天，“毛毛乖”不见了。
　　雷姑奶奶骂着说：“他是贼，他跑了。”但是大家不信，“仁慈堂”有那么高的墙，八岁的孩子跑得了吗?
　　这天轮着呼玛丽去打水，她走到井边，看到井里有“毛毛乖”的尸体。她吓得发了傻，扔下水桶跑回去，怔了老半天才哭出了眼泪……
　　“毛毛乖”死了，尸体捞出来放在井边。他的脸抽缩着，像老人一样地出现了皱纹。他的脸上有呛出来的血。呼玛丽来到他身边，呆呆地盯住他。呼玛丽口袋里有一个新用纸叠好的小燕子，她本来要送给“毛毛乖”的。但是“毛毛乖”不要小燕子了，他什么都不要……
　　雷姑奶奶责骂孩子们，说“毛毛乖”进了天国，为了他灵魂的得救，孩子们不该哭。雷姑奶奶给孩子们讲述天国的美妙，呼玛丽不哭了。她相信“毛毛乖”这样的孩子是能够得到天国的幸福的，但是她仍然十分十分的难受。
　　办神功的时候，呼玛丽向一个年老的中国人──黄神甫忏悔说：“‘毛毛乖’死了，雷姑奶奶说这是进天国，我不该哭。可是我哭了，我的眼泪是有罪的。神甫，既然人死了能进天国，那么就让我早点死了吧。”
　　黄神甫一句话也没说，他哆嗦着把“圣体”交给呼玛丽。呼玛丽吃惊地发现，在黄神甫的干涩的眼眶里，滚出了一滴眼泪。不久，黄神甫就走了。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激烈地进行着。“仁慈堂”的孩子，却一点也不知道树荫和高墙外面的事。由于营养不足和过早的劳动，呼玛丽长得又瘦又小。但是她的两只眼睛明显地变了，大了，睫毛也长了，不再娃娃似的东张西望。从那时候，她开始注意地、悲哀地、顺从地看着周围的人和东西了。
　　呼玛丽进入了在别人是最美妙，在她是最痛苦的少女时期。她的心灵宽阔和敏锐些了，混沌的起居作息，开始给她以新的体验。春天，柳絮飘飞，她温存地随风抓住一把柳絮，用嘴一吹，望着它们在晶莹的蓝空下无言而去。夏季，她喜欢毒热后的骤雨，那时就像重新开始一遍生活。她望着洗过的洁净的树枝和石阶，感到重压下的欢欣。晚秋，蟋蟀断断续续地啼叫，凉意满怀。呼玛丽睡觉的时候愿意和别的孩子靠在一块，这样暖和点。而大雪纷飞下的圣诞节，就使她自以为是享受着“天堂”的幸福了。
　　像所有刚刚觉察到自己的呼吸和存在的少女一样，呼玛丽期待温柔与爱抚。这当然不能从姑奶奶那里得到;别的被“仁慈堂”的生活所摧毁了的、残废和鲁钝的孩子，也不能满足她心灵的饥渴──“毛毛乖”的面孔，己经在记忆中模糊。在哪里还有美好的事情?在累死人的活计里，还是在一日三餐的糠窝头和发苦的、生蛆的咸菜里?
　　呼玛丽已经认识许多字，并且知道它们的含义。她开始感到圣经、祷文的力最。这个苦命的孩子，只有在祈祷的时候，才找到了在“仁慈堂”从未相遇的“仁慈”。她念道：
　　吁，天主圣父的爱女，请俯听我们热诚的祈祷。
　　怜借我们的痛苦，感化恶人的铁心，擦干被难者的眼泪，扶助贫弱，消灭仇敌……
　　用您至甘至怡，洋溢天上的圣名，使万国万民相亲如兄弟，相亲如一家……
　　于是，眼泪溢流，她觉得圣灵已经降临在自己的心中。所有的悲苦疑惧，都被刹那间的虔诚代替。宗教的力量，就像圣经上譬喻的尼罗河一样，清澈久远地灌溉着她的心田。
　　每当四大瞻礼──耶稣诞生、耶稣复活、圣母降临、圣母升天──的节日，孩子们停止了活计，到北堂去。特别是圣诞节，圣诞树上灯火辉煌，四方的信徒蜂拥而来。一向面目可憎的姑奶奶也露出笑脸，发给孩子们几块糖和几张画片。然后响起庄严的钟声，红衣主教或者副主教合着几百个中外神甫，在教堂内站好诵祷。呼玛丽觉得真神仿佛就在身边。只有手里拿着的小画片中的场面还很残酷：拙劣的色彩勾画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垂着头，淌着血……
　　一天，呼玛丽被叫到雷姑奶奶房间里。里面还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跛子，右额角有一块大疤，胳臂上青筋凸露满嘴酒气。
　　雷姑奶奶通知她，这人将是她的丈夫，再过三天她就该跟他走了。雷姑奶奶说“天主把你们结合在一起，我祈祷……”
　　而那跛子却撇了撇嘴，咕哝道：“这么小，五块大头……”
　　“仁慈堂”的女孩子都是这样，十五岁左右，小的甚至十二岁，就由姑奶奶做主嫁出去。而这些到“仁慈堂”捡“洋落”(捡“洋落”：北京土话，指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便宜、好处。)的丈夫，则用几块银元表示对于圣母的侍者──修女们的敬意。
　　呼玛丽大哭，到处央求：“我不愿意离开教堂，我不愿意离开修女和神甫，我情愿发大愿保守(发大愿为起誓，保守是做“候补修女”。皆为教会用语。)，我也不走。”
　　这时候，呼玛丽的老师，李若瑟神甫救了她。他对雷姑奶奶说：“要不换个别人吧，这孩子很机灵，留下也许有用……”
　　雷姑奶奶不以为然地说：“哪一个临嫁人的时候不是这样?去了就好了，亚孟(亚孟：即俗说“阿门”。)”
　　于是，李若瑟成了呼玛丽有生以来唯一的大恩人。没有一个人，像李若瑟那样察知到她的苦痛，看重过她的请求，解脱了她的厄运。呼玛丽永志不忘，像对待父亲一样地对待他。把所有圣经、祷文所启示的苦良德性，一齐献给他。她暗自发誓，永世做若瑟神甫的奴仆。神甫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为了神甫她愿意抛弃自己的一切。深夜祈祷中，她问圣母，这样做对不对?圣母没有回答。但是，呼玛丽觉得心里宁静平安，于是她认为这样就是肯定答复的象征，为若瑟神甫效劳就是神的意旨。
　　北京一解放，李若瑟带上呼玛丽，动身去山西潞安教区，参加那里外国主教康先知(他的中国名字)主持的苦修会传教事务。
　　呼玛丽在潞安府(现名长治)上了初中。李若瑟天天对她讲：“共产党是魔鬼，共产党一来教难就快到了，不信主的人都要下地狱。你要听了他们的也要下地狱。”呼玛丽一方面很希望好好上学，好好听课，另一方面恨不得把耳朵堵上，生怕“魔鬼的异端邪说”侵入自己的头脑。
　　学校里讲历史讲到八国联军的侵略和义和团的英勇抗争，这和李若瑟过去讲过的不一样。她迷惑了，回去问李若瑟，神甫瞪起眼来了：
　　“什么?你不相信我了吗?你听了那妄言谬说，你忘了我的话，天主的话。(他气愤地画了个十字)听到这种话，你应该想都不想地诅咒他们，画十字和默诵玫瑰经，祈祷圣母惩罚他们。不要怕他们，难道你怕了吗?”
　　呼玛丽吓得倒退。她深深忏悔。她给自己下令，以后除了神甫的话，谁的话也不要听。这就是她日后关于义和团问题，公开而坚决地表示自己态度的原因。
　　可是，相信“学校就是魔鬼的巢穴”毕竟是不容易的。因为教师和气而负责，同学们都亲切地帮助她赶功课。无论如何躲避，学校生活的友爱欢乐的气氛，总是比“仁慈堂”的阴暗与苦修会的闭塞更吸引人。她开始有了一点正常的生活──好好念书，和同学聊天，以至于参加联欢会。但是沉重的宗教课程和深深的顽固疑虑，仍然压得她喘不过气，使她整日价陷在一种疲倦和麻木中。
　　潞安教区的生活比过去困苦些，李若瑟仍然保持着二十年来做神甫的生活习惯──早起、早睡、饭后散步念经，但他也愈来愈焦躁了。
　　有一次，他发现康先知偷着拿苦修会的钱买了肉吃，于是勃然大怒，与康主教翻了脸。康先知也气红了脖子，他吃力地讲着中国话：“你是……什么……神职人员!”
　　李若瑟回到自己屋里，不顾呼玛丽的惊奇注视，大骂：“什么他妈的主教，简直是出卖耶稣的茹达斯(即犹大)。!”
　　还有一回，李若瑟吸烟，呼玛丽给他点烟斗，不小心烧了他的手，他撂下烟斗伸手就打了呼玛丽……
　　和李若瑟相处久了，呼玛丽对他的那种幻想出来的圣徒的圆光，就渐渐在脑中消失。呼玛丽日益明白，他既没有耶稣的博爱，也没有伯多禄(伯多禄：耶稣大弟子。)的忠诚，相反却显出很多的卑俗和丑陋。
　　但是，当呼玛丽有原因或是无缘故地感伤、恐惧起来的时候，她就跪在李若瑟的面前。李若瑟庄严地神秘地听着她的激动的忏悔。于是李若瑟重又成为她心目中神的化身。而她为自己曾有的对李若瑟的些微不敬──这种不敬是亵渎神长的极大罪过──而悔恨万分。
　　一九五一年，康先知因为私藏无线电发报机和散布反动言论被驱逐。李若瑟带着呼玛丽在苦修会念完了最后一遍抵制魔鬼的玫瑰经，重新回到北京。那时“仁慈堂”已被政府接管，李若瑟找到一所房子，修起小教堂，安下身来。呼玛丽插班考到郊外一个新成立的高中去，一九五二年，转到离住的地方比较近的女七中来。
　　呼玛丽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主呢?”这话是用一种怨恨、叹息的调子说出来的。来到女七中高三班，她并不觉得同学们多么坏。相反，她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功课没有别人棒，胆子没有别人大，为大家服务没有别人多。为大家服务，不正是天主所教导的么?她觉得自己的许多同学，除了不够谦卑是缺点，都可以做一个比她更好、更能显示圣母的光辉的教徒。如果郑波是教徒，如果袁新枝是教徒，如果杨蔷云火热地宣传天主的福音，如果全班都被神圣的信德凝聚在一起……可是，偏偏圣母在班里只有她一个女儿，偏偏这么多同学受到了魔鬼的诱惑，成为圣教会的敌人!
　　听了呼玛丽的话，郑波恨不得掏出心来大叫一声：“呼玛丽，来吧，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 然后和呼玛丽一起做功课，和呼玛丽一起到北海划小船，和呼玛丽一起唱歌，唱完了笑，笑完了唱，唱完了再笑……郑波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她的左眼皮慢慢皱缩，右眼却特别紧张地注视起呼玛丽来，这是她十分忧烦时的神色。
　　她说：“难道，因为我们不信教，你就远远地离开我们，不答理我们的招呼，不相信我们的心，就这样一个人，永远一个人吗?”
　　似乎呼玛丽也可以伸出手来，回答久久地等待着她的郑波的手了。可就在这一瞬间，李若瑟的话已经在耳边重重地响起：“党员是魔鬼!魔鬼的话是甜的!”郑波的话是魔鬼的诱惑啊! 但是，又怎么能把同学们尊敬的、老师们喜爱的，真诚、质朴、爱别人的郑波看做魔鬼呢? 呼玛丽只好无声地哭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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