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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要从莫斯科开始讲起。我是个革命的孤儿，从小在莫斯科长大。1931年，我才四岁，就去了莫斯科，回国时已经二十岁，是1947年。我在莫斯科学的是无线电业务，回国后组织上安排我进了701工作。开始干的就是最基础的侦听业务，后来因为我俄语好，做过一阵子情报收集、整编工作。1957年，组织上把我和妻子小雨都派去莫斯科，我妻子小雨在外交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我则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编码研究中心学习破译技术。这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件事，我一生的功与过、荣与毁、幸与不幸都跟破译有关，包括现在，我走出人们的视线，蛰居在这里，也是它的后遗症。我的导师安德罗经常说，这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阴谋，一个阴谋中的阴谋。一个人长期从事这种阴暗、秘密、高智力强度的工作，身心都会受到某种伤害。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最后你无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按理我应该是1960年7月毕业的，但是这年3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让我迅速回国。是一个代号叫“飞机”的同志来通知我的，她是女性，长春人，长得很高大，皮肤像游泳运动员一样棕红棕红的：一种健康的颜色。她是我在莫斯科期间的领导，当时我名义上是个留学生，实际上是有秘密身份的，说白了就是间谍，主要收集当时苏联破译美国军事秘密的情报。我的导师叫列夫列耶•安德罗，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令美国人头痛的破译专家，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他身边，目的是要利用他的地位搜集西方军事情报。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友情与日俱增。他不但是我的先生、导师，也是我一生事业的“生身之父”，我后来所以改名为安在天，正是出于对他的敬意和纪念。知道要走后，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尤其是我的学业尚未结束，突然走，眼看就要到手的毕业证拿不到，心里觉得非常遗憾。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仅仅是遗憾了。就在我把一切离校手续办完，准备落实回国的火车票的前一天，我突然——又是突然——接到噩耗，说我妻子小雨出车祸了！她乘坐的小汽车被一辆大卡车撞出山道，跌落悬崖，车子坠毁，车上的人都死了。人死了不说，连个尸体都见不着。据说车子在坠落悬崖时着火了，车上的人都烧得不成样子，肉眼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谁，最后是医院根据化验来确认死者的。当我看到小雨时，她已经成了一只黑色的盒子。
　　骨灰盒呐！
　　我带着小雨的骨灰盒离开莫斯科。我至今还记得那天莫斯科突降大雪，火车站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的心情就像这冰天雪地一样寒冷。一列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苹果、生猪等货物的闷罐火车停靠在月台上，苏方和中方的很多人员正在卸货、验货。这些货物是中方作为“还债”用的。正如人们听说过的那样，苏方对货物有严格的检查手续，月台上摆放着好几台滑轮机，卸下来的苹果都要经过滑轮机的检验——大小都有“科学而死板”的规定，过大的不要，过小的也不要。对生猪，苏方人员也都一一检查，凡是猪身上有伤痕或青疤的，都不要。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微妙，我的行李在火车站也受到严格检查，我的导师安德罗见此再一次劝我别回国。那几天，他一直在劝我留下来，就在头天夜里，我们曾有过一次长谈，他给我分析了中苏关系的前景和我个人可能有的前途，认为回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差的选择。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中苏关系必将交恶，怀疑我回国后可能会去破译他们苏联的密码，把我们俩深厚的友情玷污了。他希望我留下来，读完本科读硕士，甚至读博士，今后专心做学问，不要卷入到破译领域去。导师说：这是意识形态的事情，说到底跟学问是没关的，我自己的经历应该成为你的教训。我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但你完全可能不步我后尘，做一个单纯的学人。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我生来就是个“意识形态的人”。我说过，我是个革命孤儿，是党把我培养成人，在党和国家需要我时，我不可能有自己的愿望和选择。
　　检查完行李，导师问我知不知道刚才检查我行李的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克格勃。我估计他对我的秘密身份可能已经有所觉察，故作惊讶，“怎么可能呢？”他笑道：“我的朋友，我认为你应该对我说实话，你除了中国科学院密码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身份外，还有没有别的身份？”
　　我说：“安德罗先生，你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
　　他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秘密和疑虑。”
　　我说：“先生，我对你没有任何秘密。”
　　他说：“朋友，你没有说实话。”
　　他指着我抱在手上的骨灰盒，问我妻子小雨到底是怎么死的，他说他不相信只是一起偶然的车祸。我发誓事实就是这样。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只能这样说，哪怕我对他非常信任。最后，他郑重地要我记住他一句话：我回国后，如果组织上要求我破译他们国家的密码，无论如何我都不要接受。
　　他说：“我这么说一是因为从感情上说我接受不了，另一个你现在的技术也无力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我说：“是啊，所以我还要回来继续学习。”
　　他摇着头说：“没机会了，就像我们两国的关系已经没机会回到从前一样，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做师生了，还是做朋友吧。”
　　他脸上露出一种伤感来，将我拥到他胸前抱了抱，说：“上车吧，祝你一路平安。”
　　我们就这样分了手。
　　我走进车厢不久，便有人来敲门。进来的是飞机同志，她手上拎着一只黑色皮箱。我也有一只同样的皮箱，此刻放在茶几下。她把皮箱放在我皮箱的边上，告诉我她箱子的密码。走的时候，她带走了我的皮箱：一模一样的。我不知道她箱子里留的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那东西一定比我的性命重要，如果我在路上遇到不测，我首先要保护的不是我的生命，而是箱子里的东西。
　　感谢安德罗先生的祝福，我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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