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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301房间。
　　进房间后，我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枣树，它在风中摇曳着，一股声浪像海浪一样朝我扑来，而摇曳的树枝好像极力想拍打我，却怎么也够不到，总是在一两米之外又反弹回去了。我想，如果是只猫，它也许可以凭此跳进我房间，但人大概只有《水浒传》中的时迁有此本领了。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所有的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说的：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X国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系统的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的，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X国，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实在的，那时出门我的心态很不好，老是疑神疑鬼的。也许是我经事太多，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很严峻，而且还在继续严峻，谁也不知最后会严峻到何等地步。想想看也是，要是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老大哥，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的对手。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还有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蒋介石妄图“光复大陆”……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书记同志不像我事先听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学者”。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亮堂，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书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书记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一般领导。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象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易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安在天。看了证件，还是不放心，还要这个那个地盘问我。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的。”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
　　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只让车送我到门口，没有让车子进来。没想到，就几百米的距离居然天公不作美，突然降下一场大雨，搞得我很狼狈。他对我说的车子抛锚的说法显然不信任，却又不知怎么来质疑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信任，我索性给下午通知他我要来的上级领导同志拨通了电话。其实，下午领导给他挂电话时，我就在旁边。我把电话递给他，让他来接。他听着领导的电话，笑逐颜开起来。放下电话，他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说失敬失敬。说着，客气地拉我到沙发上坐下，还给我敬烟、泡茶。我坐下后，开门见山告诉他：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
　　“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都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份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它一会儿，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我带点儿幽默的口吻对他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
　　他近看，远看，左看，右看，拿起来看，又放下来看，却是什么也没看到。
　　“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忍不住疑惑地望着我说。
　　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上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像作画似的。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散发掉了。
　　他惊奇了，问我：“你在干什么？”
　　我说：“你看。仔细看。”
　　我说着，纸上就慢慢显出字迹来，一笔一画，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画先后秩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的文书。
　　为什么要做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和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不慎丢失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光复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才。
　　破译他国密码，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一桩阴暗的勾当，是国与国之间，或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隐蔽斗争。当时台海局势已经相当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破译光复一号密码迫在眉睫，已成了国家的最高机密，不容有丝毫意外，哪怕只是一点风声，一旦泄露出去，对我方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甚至影响到我们在“光复”与“反光复”行动中的成败问题，也就是新中国的安全问题。说到底，这事情绝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即使要败露也不能败露在我手上，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作了高级隐形处理，在书面上刷了一层白色的隐形粉。
　　隐形粉在消氧水的化学作用下，会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会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任务便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书记同志，看得书记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完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
　　“就一个。”
　　“就一个？那么……”他疑惑地问我，“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首先，”我说，“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研活动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
　　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
　　“那么二，”我接着他话说，“必须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的。”
　　“要懂俄文，最好在苏联留过学……”
　　“三，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这是三，四呢？”
　　“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这是四，五呢？”
　　“没有了。”我说。
　　他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我说：“对，主要是这四条，最重要的是前面三条。总之，我们的原则是人不要多，越少越好，有理想的一个就够了。这不是人海战术，人多力量大。这是一个数学家破解另一个数学家精心布置的迷魂阵，不论是布迷魂阵的数学家，还是破迷魂阵的数学家，都必须是百里挑一的，非他莫属的。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百里挑一的、非他莫属的人。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他问：“大致要多少？”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吗？”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
　　我说：“那让我都见见他们吧。”
　　他问：“什么时候？”
　　我说：“尽快。”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说：“你就按最快的去落实吧。”
　　也许是我过于严肃了，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了，总之我们的谈话充满公事公干的味道，没有废话，没有幽默，没有轻松，没有客套，以致他走的时候，我们连个再见都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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