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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吃完早饭，从楼下餐厅上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书记，另一个没见过的。书记给我们做了介绍，我知道他就是来应试的，是个数理学博士，去年才从苏联回来。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候选人。随后，陆续有人出入我房间，到晚上我已与十二个人（其中有两名女同志）进行了面晤。这些人中，只有一半同志在我房间逗留的时间超过五分钟。就是说，来人中一半人在我房间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比如刚才那位留苏博士，事后书记说他以为这是最可能被我入选的，所以安排他第一个来，还亲自带来。但事实上，他跟我进房间后，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仅仅是被我明里暗里地多看了几眼，我就请他走了。
　　为什么？
　　书记不解地问我。
　　是这样的，我告诉他，当时我们进房间后，我有意摆出一言不发的傲慢样子。我这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心理素质。他也许不知道，看我一言不发、目中无人的样子，脸上始终坚强地挂着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对我小心翼翼的，我想抽烟，他马上冲上来给我点烟，还主动给我泡茶什么的。我想，他这种人也许更适合去从事与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干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译工作。安德罗说，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所以，无须你察人言观人色，更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设法去聆听死人的心跳声。
　　是的，破译密码是听死人的心跳声！
　　死人怎么会有心跳？这是个悖论，而破译密码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坚硬而巨大的悖论。为什么说破译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荒唐的职业？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才是不正常的。天机不可破，但你的职业却是要去破，你的命运由此而变得残酷又荒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破译员必须要具备绝对沉着——在绝对残酷又荒唐面前绝对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一个刻意装弄出来的傲慢，你就乱了方寸，忘记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悦他，迎合他，这类人的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要知道，我们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游丝一样纤细，而且还在风驰电掣中，也许我们只有像一个死人一样沉着，处乱不惊，处惊不变，这样地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科学而合情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褊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我的原则是宁缺毋滥，不要凑数，多了未必是好事，少了也未必是坏事。所以，我固执地按照我的要求选拔人，首先从十二人中选出了六名候选人，然后组织他们笔试。
　　笔试的内容就是我从胡上校那边要来的选拔资料，是由两部已经破译的中级密码演变过来的两道高等数学题。它们当然不是密码的全部，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数学才华和对密码的某种亲近。在目前情况下，这也是我考察人选的唯一有效的方式。我决定先拿出一题作考题，考试时间是两个半小时，形式是开卷，各人可以带资料，但必须绝对独立完成。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和谢意，中午，参加考试和监考的工作人员的伙食由我提供，按每人两元的标准准备的，另外参考和监考人员每人发三元钱的补贴。我交给书记一百块钱和可以到附近任何粮站或肉店买十斤大米和十斤猪肉的票据。我发现，书记看着厚厚的一沓钱和两张真假难辨的票据，有些受宠若惊地发愣。这就是那个年代，任何人在吃的问题上都是有问题的。
　　考试的纪律非常好，结果也还行，有三个人胜出，遗憾的是书记极力推荐的两个人都交了白卷。下午，我把答出题的三个人的名字报给王书记，要求约见他们。书记安排我在他的办公室跟他们一一见了面，我把另一道试题发给他们，要求他们独立答卷。这次，我有意不集中安排考试，目的就是要试探他们的品德，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能否“遵纪守法”。不用说，正常的话，我要的人必在他们中产生。我明显地感觉得到，书记同志对我选拔的结果有点失望，也许是因为他重点推荐的几个人，我一个都没看中的缘故吧。但这是没办法的，青菜萝卜各有喜欢，我不能以他的胃口来确定我的菜单，就像晚上他设宴款待我，三番五次劝我喝酒都被我坚决拒绝一样。
　　出门滴酒不沾，这是我养成多年的习惯。
　　所谓设宴，只不过是多了几个陪我吃饭的人而已，都是所里的领导和名人。人多了，话就多，吃饭的时间被无聊地拉长。用完餐，我们从餐厅出来，经过大厅往外走时，我突然注意到，在临时会客的沙发那边，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女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三十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相间的列宁装，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惊吓，吓得我不敢再侧目去看她。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不一会儿，我送走书记他们，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虚实不定的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口气地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脱口而出：“找你啊。”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找我干什么？”我问。
　　“你不是在找人嘛，我想来了解了解，不欢迎吗？”她理直气壮地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冷淡地问。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我手已经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但临时又放弃了。我问自己，对她一无所知，贸然请她进屋是不是合适？答案是否定的。于是，我请她去楼下大厅里坐。她似乎不乐意我在大厅里接待她，到了楼下，她要带我去专家楼，说那里有爿咖啡屋，是专门招待外宾的。
　　我说：“我又不是外宾。”
　　她说：“我们可以装成外宾。”接着流利地说了一串外语，也不知说的是哪国话。
　　我还在犹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张十元钞票说：“小姐请先生，你好意思拒绝？”
　　我心里想，这人怎么好像不是真的，跟书里的人似的，说话酸溜溜的，做作得简直叫人心烦。最后我还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对自己说，她身上有种惹是生非的东西，你最好离她远一点，见机就撤。她似乎看见我心里想的，用一种宽慰我的口气说：
　　“不要用老掉牙的眼光来看我，那样你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其实我不怪，只是有些特立独行而已。在这里，他们都是一个样，千篇一律，我是唯一的，与众不同，所以也是值得你认识的。”
　　黑暗中，我觉得她的声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夹杂着一些外语单词，叫我听着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我疑惑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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