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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原9月，要算最好的季节。春天里，风沙大，就是桃杏花也落有细沙。冬景天，那紫微微的烟村也可爱，但那无边平野，总是显得空旷。一到青纱帐起，白云满天，整个平原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滚滚绿海。一座座村镇，就像漂浮在海上的绿岛似的。可是最好的还要算是秋季。谷子黄了，高粱红了，棒子拖着长须，像是游击战争年代平原人铁矛上飘拂的红缨。秋风一吹，飘飘飒飒，这无边无涯的平原，就像排满了我们欢腾呐喊的兵团！
　　现在一辆花枯辘马车，正行进在秋天的田野上。老远就听见它那有韵节的车声。细小的铜铃声也很清脆。
　　这辆马车是从京汉路的一个小站上来的。一大早起，它就载着旅客，离开了那笊篱上垂着红布条的村野小店。小青骡子刚刚吃饱饮足，正像爬山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一上路就打冲锋，使得心疼的主人也勒它不住。早晨风小，草棵里露水很大，小青骡子蹄子湿漉漉的，走得十分起劲。不到小晌午，就赶出了30多里。现在已经是正晌午了，太阳晒得人老是擦汗，可是它却慢下来，还没有赶到打尖的地方。赶车人由它走着，尽管人们催促，赶车人可有赶车人的主意。
　　这车上原有六名旅客，中途下去了两个，还是很挤。车尾上用绳子煞着高高的行李卷儿。小青骡子的料袋子，带着长绳子的小水桶，也在那里系着。车厢里两个妇女一个孩子就占满了。我们的主人公，坐在车前面，两条腿在车下不住地悠打着。他已经多年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他卷了一支大喇叭筒纸烟，含在嘴里，正在同人们亲热地谈话。因为天气热，他解开了军衣扣子，敞着怀，手里拿着军帽，露出一头浓发。他个子不算太高，但显得十分灵活敏捷。那一双眼睛，流露着坦白、直爽、快活，甚至还有一点顽皮孩子的神气。他同人们好像没有一点隔阂，跟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叫大嫂，跟那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大妹子，很快就混熟了。
　　“同志，你是哪村的？”姑娘问他。
　　“凤凰堡。”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爹，有娘。”
　　“出去年头不少了吧？”
　　“有个几年子了。”
　　“我舅舅也在部队里，我这次去瞧他了。”姑娘接着问，“你在部队里做什么工作？”
　　“你猜猜看。”
　　姑娘歪着头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是个通讯员吧？”
　　“哈哈，你猜对了。”
　　他嘻嘻一笑。真的，在哪儿驻军，房东没有不把他当成通讯员的。部队一驻下，他在炕头上两条腿一盘，就同老乡家长里短地扯起来。满口婶子大娘叫得真甜，那些穷苦人眉开眼笑。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同那些通讯员差不了几岁，又常同战士们滚蛋子，一时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等到部队集合起，他站在100多人队列前讲话，这才知道他就是连长。
　　花轱辘马车慢悠悠地走着。路两旁，高粱穗又大又红，密密地排列着。满耳都是高粱叶哗哗的响声和蛐蛐的歌唱。当小青骡子的蹄声临近时，蚂蚌蹦跳着，展翅飞到远处。蛐蛐的歌声也停了。等到车轮过去不久，它们又唱起来。
　　“快醒醒吧，天下雨了！”姑娘忽然向那个赶车的身上拍了一下。原来他正抱着长鞭子打盹，小青骡子探头揪着高粱叶，车停下了。赶车的揉揉眼，轻轻地挥了挥鞭子，车又走动起来。
　　这一带，路两边都是高粱地。冀中土地肥美，庄稼人种地贪馋，地边儿紧挨着车道沟。大车走到这儿，就像钻进一个没有头的长胡同，碰得两边的高粱叶哗哗地响。不断有一两枝高粱，被风吹得垂着红穗，斜倒在路上。小青骡子走走停停，老是把头向两边探着，车已经走得越来越慢。
　　“你看把孩子热的！”那位大嫂用手给孩子遮着阴凉，对姑娘说，“来凤，你催催赶车的大哥快一点儿吧！这样天黑能到家吗？”
　　“我保你吃饭以前赶到！”赶车的打着喜诨。
　　“嘻！你看你多会耍嘴！半夜赶到，不也是吃饭以前到家吗？”那个叫来凤的姑娘说。
　　人们笑了一阵。赶车的还是不慌不忙。1950年那个时候，在冀中平原上，就有些富裕中农看上了赶脚这行买卖。地里活雇上个人用不了几个钱，他们赶一趟脚倒挣钱不少。这样倒腾两三年，就能买房置地。这匹小青骡子，就是赶车人的心尖子，他怎么肯累着它呀！
　　这时，我们的主人公忽然笑了笑。他把包袱上系着的小桶悄悄解下来，用孩子的小褥子一盖，就挤挤眼说：
　　“赶车的，你那个给牲口饮水的小铁桶怎么不见了？”
　　“啊？”赶车的扭过头来，“糟了！不知什么时候掉了！”
　　“我刚才还见着哩。”
　　“过那棵大柳树的时候还有吗？”
　　“有。”
　　“那，掉下的工大不算大。”他把鞭子递过来，“麻烦麻烦，你替我赶一会儿，我去找找。”
　　“那你可得买包烟请请我！”
　　“行！行！”
　　赶车的一踊身跳下车向后跑去。车上的姑娘媳妇拼命地忍住笑。鞭子换了主人，乓乓两声脆响，虽然并没有挨着小青骡子，但它已经觉得马虎不得，立刻丢下高粱穗子走得起劲了。蚂炸飞溅着，烟尘腾起，姑娘媳妇咯咯笑着，很快就赶出了十几里，在预定打尖的村庄一家小饭铺门前停下了。
　　等赶车的满头大汗赶回来，这位年轻人正用小桶给牲口饮水哩。他摸出烟荷包，递给赶车的说：“你看，车也给你赶到了，小捅也给你找着了，也不让你买烟，来，先抽我一锅吧。”逗得姑娘媳妇又笑了一阵，姑娘笑得弯着腰，把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这时只听店里有人喊道：
　　“那不是嘎子吗？嘎子！”
　　大家扭头一看，只见小店里走出一个胖乎乎的汉子，腰里系着水裙，肩上搭着手巾，赶过来用两只手模着年轻人的手说：“嘎子！你回来啦！多少年了，还记得我呗？”
　　嘎子哈哈大笑说：“烧饼老王，忘了你可就没有烧饼吃了。”原来这人做的烧饼方圆三五十里出名，就得了这个绰号。
　　老王拉着他笑了一阵说：“快进来歇着！嘎子，这些年你钻到哪儿来着？这街上的人老念叨你，说，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我们的嘎子哪儿去了！”
　　大家到小穿堂屋坐下。赶车的问：
　　“他是哪个嘎子？”
　　老王眉毛一扬说：“你这人真糊涂！坐你一路车，还不知道车上的大哥是谁！他就是那个烧炮楼、打汉奸、捉日本鬼子的嘎子呗！还有哪个嘎子？”
　　“哟！他就是嘎子！”那个媳妇惊讶地说，“早就听人说嘎子长，嘎子短，我老想看看他那嘎样儿，这回说了一路话，还不知道是他！”
　　“他刚才还说自己是个通讯员呢。”姑娘用指头点着他说，“怪不得人叫你嘎子，你真嘎呀！”
　　“嘎不嘎，反正把我摆弄得够呛。”赶车的擦着汗，气喘得很不匀实。
　　老王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把脸一抹哈哈大笑着说：“人的心眼儿是七十二窍，他这心眼儿三百六十窍也多，连日本鬼子都斗不了他，你还斗得了他？”
　　姑娘说：“听说你扮新媳妇拿了大李村的炮楼，你是怎么装扮来着？”
　　嘎子只是笑。
　　“光龇着牙笑哩，你可说呀！”姑娘又催。
　　嘎子嘻嘻一笑说：“那一回，我们政委给我借了个大花褂子，还有四两粉。大花褂子我倒是穿上了，就是那粉，我搽了半夜也没搽白，弄得我困得不行。第二天在轿里，我抱着一挺机枪睡了一小觉，就走到了……”
　　姑娘咯咯地笑着，又问：
　　“那年，听说在这铺子里也打过一仗？”
　　老王正给大家做面条，小铁勺儿叮当乱响。这时扭过头来说：“你就别提了，差点儿没叫他把我吓死！”老王顺手一指，“那回嘎子就在这个地方坐着，他正端着碗冬瓜汤喝哩，我眼一扫，从对过来了一个日本兵，一个特务。把我的脸都吓白了。嘎子手疾眼快，把我那脏水裙一束，拿起抹布就抹桌子。那两个家伙一进门，嘎子就笑嘻嘻地迎上去说：‘太君的请坐！’那两个家伙坐下了，我才‘放了心，就给那俩家伙张罗吃的。谁知道那个特务眼尖，浑身上下老是打量嘎子。嘎子正端着两碗汤走上去，那个特务突然说：‘你是什么人？’嘎子说：‘我是跑堂的。’那个特务说着站起来就要搜他，我心想坏了，可是嘎子嘻嘻一笑，说：‘别忙，你先喝碗汤吧！’说着他把两碗滚汤兜头泼过去，烫得那两个家伙怪叫，正要掏枪，嘎子那把大净面盒子已经逼住了他们：‘不许动！’……哈哈，他在我这儿喝了一碗冬瓜汤，捉了两个俘虏。可也真把我吓死了，好几天我心里还扑腾。”
　　“别说了，老王。”嘎子说，“那时候，你呀，就怕在你这小铺里打仗。”
　　“那也难说。”老王说，“我这政治觉悟是不高，可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个小铺子吃哩！你在这儿一打，我这饭碗就得叫你踢了。可是你们也没少打呀！别人专爱在僻静地方躲着，夜里出来打；你倒好，专爱找热闹地方。你说说这明月店每逢大集，你哪回不来？倒是也沾了你的光，那些汉奸特务收税的，到底来混闹的少了。”
　　大家扯了一阵闲话，汤面、烧饼已经端上来了。大家匆匆吃过，付了钱，走出门外。
　　这时候，小青骡子也吃饱了。它是在街上吃的，面前摆着一条长凳，上面放着半筐青草，不用说，它早已习惯了这种打尖方式。
　　大伙上了车。听说嘎子回来了，有不少人挤到车前来看。弄得嘎子怪不好意思的，他笑着说：“我是新媳妇吗？你们这么看我？”
　　“嘎子，你比新媳妇还希罕哩！”一个老头笑着说。
　　“回去吧，乡亲们，有工夫再来看望你们。”
　　那辆花轱辘马车已经开动，它又滚动在那高粱叶像流水一样哗哗响动着的平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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