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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生离开高三班，向教员预备室走去。这当儿，郭校长在校长室门前招呼他，于是他走进校长室。
　　校长请他坐下，问：“班会开得好吗?”
　　“不好，不好。我早说过，班主任的工作我做不了。又都是高三的学生了，净是党员团员，政治水平很高，更不好办。”
　　“怎么党员团员倒不好办?”校长有兴趣地问。
　　于是袁先生把杨蔷云如何不礼貌地“破坏”他的写信计划告诉校长。说完，袁先生问：“校长找我什么事?”
　　郭校长要谈的是这样一件事。高三班本学期新转来一个学生──呼玛丽。呼玛丽是天主教徒，经历不明，现住在天主教某个“苦修会”里。她的监护人是一个姓李的神甫。这次历史考试中，她有一个奇怪的答案，被历史教员送到校长手里。历史考试有一道题：“试述义和团斗争的始末”。呼玛丽答道：
　　“义和团是中国最大的一次教难，魔鬼们焚烧教堂，杀戮主的信徒。许多教徒因而致命。圣母派遣了自己的孩子惩治魔鬼，叫他们下地狱。”
　　在这一段下边，又按照教科书答了一段。最后在括弧中注明：“这是按先生讲的回答的。请先生按这一段给分数。”
　　校长拿出呼玛丽的卷子，给袁先生看。袁先生目瞪口呆，念叨着：“这样的孩子，从来没见过!”
　　郭校长凑近袁先生，严肃地说：“不是个小事呀!瞧这个孩子中了多深的毒，这当然是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灌输给她的。这是教会当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向我们挑战，和我们争夺青年。我们能允许一个孩子，把自己祖国的爱国者看做魔鬼，而把侵略者八国联军看做圣母的使者吗?”
　　袁先生说：“我要找她谈一谈。”
　　校长摇摇头：“还是先了解了解吧。找找团分支，班会。看哪个同学接近她，通过她们去做。先生一找她，她会害怕的。”
　　他们商量完了这件事，校长又回过头来问：
　　“杨蔷云对老师不礼貌么?”
　　袁先生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几口，说：“实在话，杨蔷云并没做什么。不过.这个班主任确实是难当，学生们参加各种运动，知道的比先生还多。团的组织系统抓得很紧，很多事我们还不知道，学生们早知道了，学生们走得很快，班主任跟不上。教导处说，班主任的主要任务是向同学进行思想教育，可是实在话，我们的思想包袱，比学生多!当个班主任，管吧，管不了;不管吧，又不合适。咱们学校好些班主任都有这种苦恼。”
　　郭校长连连点着头，同情而且忧虑地说：“是啊，咱们这一代人是有点倒霉，做学生的时候没入过队，没入过团，没受过党的教育，可是咱们不能气馁，要赶上去。学生的进步，应该给我们更大的鼓励和鞭策。无论如何，我们有知识，有经验.老师对于学生，永远是最有用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大大超过了我们，那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幸福。如果我们尽力提携了他们，帮助了他们，就更幸福……”
　　从郭校长的话里，甚至从她的音调、表情里，袁先生感觉到有一种深深的对于青年人，对他们的学生的爱。这种爱也感染了他。他们好久不说话，想着自己，想着学生，想着这一代和下一代。袁先生不停地吸着烟，郭校长轻轻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袁先生回到教员预备室，就找郑波商量呼玛丽的事。
　　郑波沉思着回到教室。一会儿，工友老侯又来叫她，是电话。
　　电话怎么打到教员预备室去了?郑波急急去接电话，是舅母的声音，郑波一听，心就突突地跳起来。
　　“小波儿吗?快回来，你妈病……不好，马上来。什么?要上自习?你呀……”砰，电话挂上了。郑波脸色白了，请了假，准备回去。
　　杨蔷云来到团总支，总支书记吕晨没在。找了一圈才把她找回来。杨蔷云对她汇报考试后的情况，然后提了一大堆意见，对李春、对袁先生、对郑波……
　　吕晨支持杨蔷云的意见，她说：“对!我在团区委刚研究了结合学习加强思想教育的问题。李春的言论是不对的!她这是一种脱离政治的倾向。对苏宁和吴长福，要好好帮助她们，只要努力，她们也是能够学得好，得一百分的。郑波也应该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不过你们确实应该注意本身的学习，自己学好了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当然有困难，不过，我们青年团员什么时候怕过困难呢!”
　　郑波从图书馆借了记载义和团运动的一些书。她走出校门，看见呼玛丽提着书包靠墙走。她叫：“呼玛丽!”呼玛丽回过头来，郑波首先看见的是她的一双悲哀的眼睛。那长着双眼皮的眼睛，在她瘦弱的黄脸上显得过大。它经常是冷淡的，但也有时狂热;它经常是疑惧的，但有时也虔诚。她左眉心和下巴上，都有小疤痕。她的细小的胳臂，让人担心是否提得动那大书包。她的整个身躯，像一株受过摧残的、缺少生机的小树。
　　她向郑波点头。
　　郑波问她：“回家吗?”
　　她点头。
　　郑波说：“我也回家，我妈病了。”
　　她望望郑波，同情地点点头。
　　郑波问：“你住在哪儿呀?”
　　她用手指一指，说：“那边。”
　　两个人一同走到大街上，呼玛丽要拐弯了，郑波还要照直走。郑波说：“再见。”呼玛丽像刚想起来，说：“你妈病了?那就去一趟医院吧。”然后她拐进小胡同。
　　郑波站了一会，呆望着瘦弱的呼玛丽，提着装满东西的大书包，一颠一颠地消失了身影。一种说不出的苦味，钻到郑波心里。
　　郑波回到家，妈妈已经去医院。郑波又赶到医院。医生说不要紧，只是一般的重感冒，不过发烧太厉害，最高到四十一度。病人太虚弱，又有长期的严重的心脏病，所以最初搞得昏迷不醒。打了一针以后，已经好些了。郑波拿了药，陪妈妈回到家里。
　　妈妈住一间小东屋，夕阳照在堆积着的破条包、旧包袱上。妈妈躺下，郑波按医生的嘱咐，浸了一条凉毛巾，放在妈妈头上。妈睁开凹下去的眼睛问：
　　“你没课呀?”
　　“下课了。”
　　“不开会吗?”
　　“不开。”
　　郑波问妈妈的病情，妈妈勉强笑说：“没什么，我一年，还不是得生二百天病?”舅母唠叨地告诉郑波，妈妈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病才好就忙这忙那，直到忙得躺下为止。现在才秋天，可妈妈就为郑波张罗棉衣服了。大前天夜里做活的时候，赶上下小雨，舅母说：“现在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凉气吹到肌骨里，怎么能不生病?”
　　郑波煮了挂面，妈妈吃了点就睡着了。郑波扫干净地，把窗户纸卷起一点，又给妈换掉了凉毛巾。这时天已黑了，郑波坐下，想起自己还没吃晚饭，找了两个馒头，一口一口地啃着，同时望着自己在这儿度过了寒苦的童年的小屋。忽然传来一阵“吧、吧”的声音，是打鼓儿的(打鼓儿的：在贫民中收买旧货的流动小贩，他们打着一个小鼓，作为标志)。这声音使郑波流出泪来……
　　记得是郑波五六岁的时候，还没上学。她最苦的是不知道自己的日子应该怎么过。大热天，中午，燥热，大人都在睡晌觉。孩子干什么呢?小郑波没有同伴，没有玩具，没有保姆，她的天地只是一个窄小的院落。小郑波不知道从哪儿捡了一根小劈柴棍，自己一上一下地扔着小木棍玩。玩得正高兴，使劲一扔，小木棍不知落到哪里去了──院子里堆的破东西和屋里一样多。郑波找遍了台阶缝里，门框后头，煤球堆中，哪儿都没有。郑波哭了，哭成了个小花脸，可是没人管她。这时忽然听见那轻轻的、单调的“吧、吧”声，郑波走到门口，瞧见打鼓儿的小贩，她呆呆地立在那里，感到一阵窒息。贫困、卑微、空洞的人生，从那么幼小就压迫着她的心。
　　童年，童年，黄金般的童年，花朵般的童年，就在这单调的“吧、吧”声中，就在这木然的呆立中度过了呀。
　　“小波儿，”妈妈叫郑波：“你还没走?”
　　“等您好了我再走。”
　　“不用，别耽误你功课。”
　　“没关系。”
　　妈妈放下心了，又睡下去。
　　一块石头投到水里，水四散了。和妈妈一说话，郑波的回忆也就破碎了，离去了。妈妈睡得很熟，呼吸是均匀的。看来，这次病又是虚惊一场了。妈妈很快会健康起来，郑波以后要多回家看望妈妈。那多么好啊!她觉得好像对妈妈不起。从书包里拿出《中国近代史》，郑波就想起呼玛丽，她有一双悲哀的眼晴，好像郑波对她也欠着债。还有杨蔷云、苏宁、李春、还有袁先生，郑波也对不起她们，大家期待着郑波做许多事，郑波哪一件都没做好。但是，想到这，就像从前体验到类似的心情的时候一样，她不忧愁，倒大大地振作起来：“生活要求我做很多努力，我不含糊，那么，就干吧!”她又想起童年。接下去想到的就是黄丽程了，革命的火，终于照亮了孩子心里的凄冷的角落，然后郑波一直在战斗，从来没有示弱或者退缩。郑波捏紧拳头，深深地吸气。然后她打开灯，罩上纸(怕亮光照醒了母亲)，翻到讲义和团的那一章，一页一页地读下去。
　　杨蔷云从团总支回来，看到郑波留的条子：“我妈又病了，我得回去看看。”　她把纸条放进口袋，计划着：第一，今天晚自习要把历史温好。第二，明天星期六，下午去看苏宁。第三，如何还击李春……蔷云来到苏宁家的门口。漆黑的小门，门上写着对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字迹己经模糊。门环衔在浮雕的兽头的嘴里。苏宁的爸爸是建新营造厂的资本家，“五反”时候因为抗拒检查组的工作和严重的五毒行为，被抓起来，新近才释放。蔷云来到她家，心情有些紧张。
　　杨蔷云轻轻敲门，门吱地响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她个子矮得好笑，头上挽着油光光的小纂儿，腰上系着白里透灰的围裙。
　　“您找姓什么的呀?”她问。
　　“我来看苏宁。”那个小老太太眼珠乱转，把蔷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满脸堆笑，用一种标准的京油子的麻利劲儿说：“噢，您找怹(读tān，北京土话对第三人称的尊称。)呀，怹这两天不舒坦，寻思许歇着哪吧。”
　　“我是苏宁的同学，来看望她的病。如果她在睡觉，就等她一会儿也行。”
　　“那您就请吧。”小老太太领着蔷云穿过门洞，走进一个宽敞的四合院。她指着西北角的一个小过道告诉蔷云：“顺过道过去是个小后院，二小姐就住在北屋东套间。”
　　蔷云听不懂“二小姐”是指什么，后来才弄明白，简直哭笑不得。
　　蔷云来到后院，登上北屋的台阶，叫了声：“苏宁!”
　　东屋玻璃窗上的白绸子窗帘拉开了，露出苏宁的脸。蔷云不等苏宁招呼，风一样地跑进屋去。
　　蔷云握住苏宁的手，坐在苏宁的床头。床靠南，挨着窗子，苏宁半坐在床上，把被褥磨得乱七八糟。蔷云把拖到地上的被角拉起来，看看屋子，东北角上放着一个荒芜的书架。许多书报零乱地堆在上面，书架旁有个小藤桌，桌上有竹笔筒和瓷花瓶，但是既没有笔，也没有花。书架的对面是漱洗用具。墙上挂着郑板桥画的竹子和一张比月份牌高明不了多少的粗俗的画──画一个女人荡秋千。还有一张彩色照片，照的是西湖的三潭印月。苏宁床边摆着一张小桌，搁些药瓶子、暖壶和水碗。蔷云以她特有的灵敏嗅出一种奇怪的、不协调的气味。有药味，有香皂味，也有旧纸旧画和苏宁的被褥的味。蔷云嗅了嗅，说：“开开上边的窗子吧，空气不好。”
　　苏宁犹豫地说：“我的上呼吸道……”
　　蔷云看了看外边，说：“今天没风，有太阳，开窗户对你准有好处。”
　　当蔷云登上窗台，去开上面的小窗户时，看见窗台上的一本书，是徐訏写的《鬼恋》。蔷云下来，拿起这本书，怀疑地翻着看，苏宁像做了错事似的低下头。
　　“老天，你这是看什么书呀?”
　　“我，病了，看别的书太累得慌。”苏宁理亏地解释着。
　　蔷云气愤地说：“《鬼恋》，瞧这个名儿就是一本浑书。又鬼又恋，你瞧别的书累得慌，瞧这本书难道不气得慌么?”
　　苏宁没有话回答，用手揉着被角，样儿很可怜。蔷云问她的病情，她说：“没什么，我爱头疼。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一不高兴头就疼得要死。我的脑子坏了!”
　　“脑子坏了?”
　　“我愈来愈笨，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差得不行。我躺在床上，有时候觉着脑子里嗡的一响，一阵疼，像针扎一样，我害怕，……”苏宁拿起自己的枕头，放在膝头，怜爱地抚摸它。
　　“别自己吓自己。”蔷云关心而又着急，“我并不是头一次和你见面。我知道，你不笨，脑子更没坏。你只是爱给自己涂上一层灰色，也许是因为在屋里憋得难受，才这样想。”
　　苏宁温顺地看着蔷云，靠近她，摇摇头：“我有点怕，怕功课赶不上，考试不及格，补考不及格就得降班。”
　　“你可真是!”蔷云不满地说：“一个人本来身体很好，他想：‘我受了凉就可能生病，病了治不好就可能残废，残废了治不好就可能死掉……’这不是捣乱吗?咱们班同学都在努力把功课学好，谁也没气馁，班上跟开了锅似的，你为什么想得这样没有出息?”
　　脚步声打断了蔷云热烈的话语，一个瘦长的微驼着背的男人斯文地走进屋子，看见蔷云，想退走，又微微点头。
　　“我哥哥。”苏宁介绍说。
　　蔷云站起，他忙说：“请坐。”然后用被烟卷熏黄了指头与蔷云轻轻握手。蔷云看见他的微遮着眼睛的鬈曲的长发和宽大的多皱纹的前额，有一种衰弱的美丽。他报名 “苏君。”蔷云也说了自己的名字。他看着蔷云想要说点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却转身走向书架子。
　　突然，他剧烈地咳嗽，弯下腰。蔷云回忆起苏宁谈过的这个哥哥。他是苏宁父亲的第一个妻子生的，比苏宁大七八岁。苏宁爱他又怕他。他小时候在乡下跟随外祖父学古文和国画，他外祖父是前清的秀才。后来他在大学读中文系，因为失恋差点自杀，接着染上严重的肺病，从一九四八年一直在家里休养。
　　苏君把翻着的书放下，走过来，掏出几个苹果，大的给蔷云，中的给苏宁，小的给自己。蔷云没用他的小刀，拿手绢擦了擦，高兴地咬一口。
　　“你是杨蔷云?”
　　“对的，没有错。”蔷云笑，她见了生人，往往用一种大胆和天真的态度迅速打破隔阂。
　　苏君微微一笑，他说：“很好，常听小妹讲到，你帮助她很多，是她好朋友，是吧?谢谢你。”
　　“干吗要谢?”蔷云惶惑地说。
　　苏君微眯着眼，用一种研究的神态打量着蔷云。由于礼貌，他的注视被遮掩得不易觉察。然后他问：“现在的中学生生活得怎样?”他说话的口气像老人问下一代的事情。
　　“您指什么呢?一切都好。”
　　“嗯，你们对小妹有什么意见么?”
　　“哥哥，你干什么……”苏宁慌乱地插嘴，苏君摆摆手。
　　“苏宁挺好，可是她不活泼，也不太好动。”蔷云直爽地回答。
　　“是的，”苏君弯下腰，用脚尖轻轻打着地。“我羡慕现在的中学生，你们比我做学生的时候强。不过我也可惜，可惜你们的沉重的负担，无谓的忙碌和虚妄的热情。你帮助小妹，我感谢。但是不希望你把她拖进旋涡。”
　　“哥哥……”苏宁无可奈何地叫。
　　“请您解释您所说的。”蔷云尖利地问。她活跃起来，预感到一场争论的临近。
　　苏君掏出一条女人用的丝质手绢，用女性的动作擦擦自己的额角。收起来，慢慢地说：“还用解释么?你们的功课很忙，我不反对学生应该上课，但我也不赞成让学生中邪一样地读书。你大概是青年团员，我不反对学生可以集会结社。但也不赞成那么小就那么严肃。在你们的生活里，口号和号召非常之多，固然生活可以热烈一点，但是任意激发青年人的廉价的热情却是一种罪过……”
　　“那么，你以为生活应该怎么样呢?”
　　“这样问便错了。生活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人，生为万物之灵，生活于天地之间，栖息于日月之下，固然免不了外部与内部的种种困扰。但是也必须有闲暇恬淡，自在逍遥的快乐。譬如，”苏君随手拿起藤桌上的笔筒，指着笔筒上的字、画给蔷云看。上面画着古装的一男一女举杯饮酒。题字：“花中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字纹中长着绿霉，“这样一种自然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情趣，难道不是一种理想么?”
　　蔷云低下头，沉思。苏宁给她倒水，她根本不接，然后严肃而自信地向着苏君摇头：“您说得一点都不对，也许我还听不懂，那些名词对我还有些陌生。不过我觉着，您一点也不了解我们的、我的和苏宁的生活。您的话和这个笔筒一样，过时了，陈旧了，黯淡无光了。说什么沉重的负担，我们过着有目的的积极的生活，我们担起的不是沉重的负担，是做人的光荣责任。我们的忙碌也不无谓，就说学俄文，原来不会，忙了一阵，会拼音也会造句，这怎么是无谓?相反，那些无所事事地浪费生命的人，他们的清闲，倒真无谓得可怕。还有热情，一个人像一把火，火烧完了就只剩下灰。火能发光发热，它不是虚妄的。灰尘呢，风一吹就没了。至于您那个‘无事小神仙’，说起他们就像说起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不但虚妄，简直是可笑!”于是蔷云轻蔑地、胜利地大笑，公然地嘲笑苏君的议论。
　　“你很厉害!”苏君搓一搓手。
　　不管苏君在与蔷云初次邂逅时谈的话多么荒谬和不可思议，蔷云仍然在他的神态里发现了一种善良和诚挚。也许是共同的对于苏宁的关切把他们联系起来，蔷云觉得和他说话是亲切的、无拘束的。她大胆地继续说下去，她的激情常在话语中涌出，使她不能不在讲话中常常停顿。
　　“把苏宁拖进旋涡，如果您以为生活就是旋涡，那么您也应该赞成。不到旋涡里，难道停在死角里?而且您，您本人，也不应该把自己的青春虚度……”
　　阴云渐渐遮盖了苏君衰弱的脸，他把长头发撩下去，带几分凄凉地说：“幸运者，我羡慕你……”大声咳嗽，憋红了脸，转身缓缓走掉。他的苹果削了一半皮，丢在椅子上。
　　“你们家气味不好!”蔷云拉着苏宁的手说：“你哥哥肺里有细菌，话里也有，千万可别传染上你!还有你们的那个老妈子，她油极了。她给我开的门，她管你叫‘二小姐’!还有这本《鬼恋》……”
　　苏宁眼圈红了：“原谅我哥哥吧，他偶然发一回神经病。除了我以外，他和家里谁都不合。我爸爸、妈、表舅，还有你说的那个赵妈，他都不理……”
　　“是这样?确实，在你家里生活是不愉快的。”
　　“是不愉快的。”苏宁流下泪来。“最不愉快的你还不知道。我爸爸刚放出来，嚷嚷着买卖不做了，大伙挨饿。我妈最疼我，她凶起来可以掐死我爸爸，软起来可以哭晕过去。我还有个大姐，她跟着我那个坏蛋姐夫到台湾去了。还有赵妈，她最会挑拨是非，偷一把摸一把的……我想不要这个家了，那我哥哥就会闷死……”
　　蔷云给苏宁哭乱了手脚，她觉出自己的不对来了：看病却给人添了病。她慌乱地想把局面扭转，“不，别哭，干吗哭呢?我说得太冒失了，我是个冒失鬼。对你哥哥我说得也太伤人了，你替我道歉吧。当然啦，你这个家不太好，不过，你爸爸和你妈妈也要被改造的。你哥哥更能进步。肺病并不像一般人想得那么可怕。你更不用说了，你是新的人了，你有那么多同学，那么好的学校。病好了快来学校吧，来到学校就什么都好了。”
　　“星期一我就去。”苏宁呜咽地说。
　　又是赵妈送蔷云走到门口。脚快要跨出大门了，蔷云忽然灵机一动，说了声：“啊，还有点事。”撇下赵妈，向苏宁屋子跑去了。
　　“苏宁，”蔷云兴奋地叫着：“我们帮你布置一下你的环境吧，使它活跃一些，明天就来，好不好?”
　　第二天星期日，蔷云动员了周小玲和另一个同学，来到苏宁家。她们和苏宁一同商量了，然后挽起袖子干起来。清扫了所有角落的尘垢，摆上了毛主席的石膏胸像。贴上一张《列宁和孩子在一起》的铅笔画和一张卓娅的画像。她们送给苏宁几本书：《普通一兵》《刘胡兰小传》《青年团基本知识讲话》，苏宁把它们放在书架上最显著的地方。根据周小玲的提议，差点儿要在墙上贴上标语：“迎接祖国的建设高潮!”“学习，学习，再学习!”干完了，她们像征服者一样地笑。苏宁也笑了。那个巨大的光明的世界，就在姑娘们的笑声中，胜利地冲击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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