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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柏年的死，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水中，平静的新华医院立即掀起了波澜。
　　人们除了工作，在食堂里、宿舍里、办公室里，甚至最不适合进行严肃的交谈的卫生间里都在热烈交谈，就柏年的死谈到医院的种种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上至机构改革，干部人选，下至住房、饮食、卫生，每一个角落的不正之风都涉及到了。自然，也包括对自身的反省。群众是最通情达理的，他们从柏年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绝大多数人在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象他那样生活和工作的?自己有没有给他以帮助?
　　这类话题充斥着整个医院，其结果是产生了一封致上级机关的公开信。信中就柏年之死谈到医院工作中的弊端，既有上级应当负责的方面，也有医护人员本身应当努力改进的方面，最后以学习郑柏年，做一个好的人民卫生工作者的召唤结束了这封沉痛恳切的信。这信是白天明和秦国祥起草的。它在各科室里传阅，不少人都勇敢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当然，也有人认为说说无妨，写信便是“行动”。“君子动口不动手”，这一行动，就未免出格，会招致“祸殃”。过去动辄整人造成的恐惧症并未完全消失。还有极少数人认为这纯粹是瞎闹，一切还不是上级说了算?小群众顶屁用?有这功夫还不如去打打扑克牌。孙大勇一帮哥们儿却认为，白天明和秦国祥够意思，人家中年人都敢为郑柏年大鸣不平，咱们大小伙子能不仗义?签，谁不签名谁就没人味儿。
　　这封信传到医务处的时候，使安适之发了愁。不签名吧，这封信所谈的都是事实，也没什么悖谬狂妄之处，而且代表了民意，不签名会让大家瞧不上的。签名吧，这写公开信的办法可有点儿犯上之嫌。上头儿，下头儿，两头儿之间孰个为重?下头儿固然不可过于冒犯，上头儿更不能得罪。因为决定荣辱升降的，还在于上头儿。他真是犹疑难决。恰好，来了一个电话，让他去开出国访问考察的总结会。他立即笑嘻嘻地把信转给了林子午，说：“林老，您看看。我还没来得及看，马上催我开会去。”说罢，就匆匆地走了。
　　他想，老头子，这回您坐蜡吧。那上面不但拐弯抹角地批评了我，暗示我不够当院长接班人的材料，也没放过您去。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您阁下“放松领导”，也把好好先生孟宪东挂角一将，说他自愿地放弃党对新华医院的领导。尽管这些批评都有“比较”、“相对”之类的限制词，可也不大客气。老先生，您看了不背过气去就算有肚量，那二位起草者可都是您器重的人物啊。白天明是您调回来的，秦国祥是您任命为骨科代理主任的。这二位为了一个死去的郑柏年跟您阁下分道扬镶了。看您怎么处理这封信吧。您可别撕了它。
　　可是自己该怎么办呢?不理睬它?将来上级要问呢?哎，这不来开会了吗?救命的会呀，到时候，就说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一问三不知。倘使上级怪罪，就担个糊涂的罪名，倘使上级褒奖(八成儿不会有这种事)，自己再说，“唉，我怎么就没想到会有这件事呢?群众走到我们前头去了。”挺好。继而一想，这还不够，应当有个上下不得罪的万全之策，而且最好使上下都开心，都满意，表现出高人一筹的地方。安适之毕竟是安适之，不是白天明，更不是你毛手毛脚的秦国祥。他忽然想起他中学的同学，那位已经是作家的朋友。他既然可以为自己的妻子秋丽帮忙，写个电影剧本，难道不可以帮自己的忙，给自己向报社推荐一篇稿子吗?说不定他还乐意为自己代笔呢。谁都知道，人人都需要医生的帮助，作家也不例外。当作家不幸患病的时候，我安适之可就大有用场了。那作家是聪明人，不会想不到这一层的。
　　于是，他打道团结湖，去找那位作家。
　　他对作家大大褒扬了一番已故的郑柏年。人们对死者从来不吝惜溢美之词。虽然这些英模们活着的时候，可能常常受到批评或批判，但死后一律封为在天之尊。他说应该歌颂这样的人，向他学习，并且委婉地表示自己想写一篇文章，以最快的速度在报上发表，以慰死者，以申自己的悲悼之情，并且鼓励后死者，奋然而前行。
　　这位作家是个大孩子，他的泪腺特别的发达。听了安适之的话，立即眼泪汪汪，二话不说，写了一篇千字文，叫作《安息吧，又一个罗健夫》，并且毫不犹豫地署上安适之的大名。安适之看看，推脱着：这不行，这是占有别人的劳动嘛!我自己另写。可作家说，他有写作瘾，写了这一篇他也就把内心的激情迸发出来了。署谁的名是次要的事情，何况这内容都是你老安讲的嘛。为人代笔也是常有的事情。可是，安适之依旧不干。其结果，达成折衷方案，署名改为“安适之、薛席”。这薛席自然便是那作家，只不过换了一个笔名。“薛席”者，“学习”之谐音也，这作家还怪谦虚呢。
　　作家答应把这篇文章立即送首都某大报，争取二三天内见报。安适之这才去开会，在那里因自己的迟到而再三抱歉说，“哎呀，柏年的后事总得要处理呀!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得很。”
　　这封信转到林子午手中，老头子看了三遍，然后打电话把白天明、秦国祥请到办公室来。
　　两个年轻人坐在沙发上看着林子午。林子午坐在办公桌前，两眼直视着前方出神。
　　“林老，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吗?”秦国祥问道。
　　“事?”林子午把眼光朝向他们，“倒也没什么大事。你们打算把这信递到哪儿去?”
　　“送给上级。”秦国祥说，“您不同意吗?”
　　“送到上级机关，就要来一趟公文旅行。”林子午说，“研究哇，讨论呐，一个个画圈儿。两个月过去，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最后还要说，你们这种方式不好。”
　　“那怎么办呢?”白天明问。
　　“不管它。”秦国祥说，“就是要刺一刺那些死官僚。”
　　“也包括我吗?”林子午问他。
　　屋里一时沉默起来。
　　“嘭”一声，袁亦方推门进来，大声说：“哎哎，那封公开信呢，我要看看。”说完，就坐在林子午对面的椅子上。
　　“哎呀，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嘛!”林子午说。
　　袁亦方也不答话，拉过那封信就看起来。
　　白天明和秦国祥彼此看一眼，又看看林子午，然后把目光集中在袁亦方身上。
　　袁亦方读完了信，什么话也不说，从笔筒里拿起一枝粗粗的黑色签名笔，在信的空白处写着。
　　“哎哎，你怎么越俎代庖，连魏旭之的名都签上了?”林子午说。
　　“我代表他，我完全能代表他。”袁亦方写完两个人的名字，把信一叠，要装在衣袋里。
　　“你干嘛?”林子午问他。
　　“我自己送到上级去，我请求上级接见。当面交上去。”他挺着胸站在房中间。
　　两个年轻人也陡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兴奋地盯着他。
　　“掏出来，还给我。”林子午伸出一只手，命令袁亦方，“你还尊重不尊重我这个院长，嗯?!”
　　哀亦方没法，只好掏出那封信，放到桌上，生气地说：“你不同意?是不是因为这封信批评了你，你受不了，伤心了?你得支持群众嘛!”
　　林子午看看袁亦方，撇撇嘴：“老家伙，搞政治你还差得多。你把这信往上级那儿一送，这叫什么?这叫请愿!这就是政治行动!”说罢，展开信，拿起笔，把信的上款改为“致《××日报》编辑部”，然后，在信的结尾写上“我完全同意这封信，请贵报惠予登载，以作前车。新华医院院长林子午。”写完后，把信朝桌上一推，说：“我这几年的院长毕竟没有白当!”
　　白天明、秦国祥走过来一看，都惊喜地看着林子午，一时说不出话来。
　　林子午把信递给袁亦方，说：“送去呀!这回你这个人大代表的身份才管用了呢。到上级?人家把你看成部属。哼，老糊涂。”
　　袁亦方笑笑，说：“再改改吧，”对白天明、秦国祥说，“这个老东西也不是自愿放松领导的。”
　　“你少说废话。”林子午说，“多年了，我没有好好儿照过镜子，柏年的死让我看见了自己。我比这信上写的，要獭得多，坏得多!”
　　他推着袁亦方，说，“请您走吧，还有你们二位。我还有事!”
　　三个人只好走了。
　　林子午关上房门，给《××日报》社的老战友打了个电话，希望他们能发表这封“读者来信”，越早越好。然后，坐在办公桌后面，拉开抽屉，拿出新华医院党代表会议的合影，手指头点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最后停留在郑柏年的脸上，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仿佛是约好了似的，《××日报》和首都另一种日报同一天分别发表了那封新华医院白天明、秦国祥、袁亦方等六十四人的读者来信，以及安适之、薛席的散文。
　　《××日报》在信的前面还加了编者按，为郑柏年之死表示哀痛，提醒各级党委要认真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要让柏年这样的好同志再轻易地辞世。同时指出在广大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性。新华医院的职工面对柏年同志的不幸去世，揭发了本单位许多不利于四化建设的弊病，掀起了学习郑柏年的热潮，这是令人感奋的事。各级党委都应当象新华医院的老院长林子午一样，支持群众的改革精神。
　　另一种报纸，把那篇散文登在文艺作品版的头条位置，题目还加了花边。
　　安适之没有在那封“读者来信”上签名，但他因那篇文章而得到了更突出的位置。否则，他就会在那“等六十四人”之中，大名便被忽略以至不可考。而这篇凝集了沉痛的文字，却使他在新华医院的一部分职工中享有了声誉，觉得他毕竟不凡，而且颇具文才，比白天明、秦国祥更沉稳一些。
　　那封信其实是秦国祥的倡议，白天明在激动中挥笔写就的，后来经秦国祥润色，增加了点“战斗气氛”。白天明从来没有想到过这封信会给他带来什么幸与不幸。他只觉得当作而不作，是不应该的。袁静雅曾对他说过，这信的发表固然申张了新华医院的民意，但保不定会引起某些上级的反感，要他注意一些。白天明是个傻子，在这方面是一窍不通。他想不出要“注意”什么，便不再花费那力气，而把精力全部投入了工作。在业余时间里，他还有两桩大事：一件是同静雅一起恢复那因柏年的病而停顿下来的业务补习班;一件便是继续写那个“手术室组织与常规”，好补进柏年没写完的“大纲”里。那“大纲”如今被安适之借用，愿他早早看完，提出自己的建议。
　　唉，他有多少事要做呀，这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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